海登·怀特|历史学的重负

财多多爹 2020-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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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重负

需要这一代历史学家去完成的最困难的任务极有可能在于：揭示历史学科的历史条件性，负责消解历史学在诸学科中的自治权利，帮助把历史学同化到一种更高级的知识探究中去，由于这种探究是以认识到艺术和科学之间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为基础，因此严格说来，它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

——海登·怀特《历史学的重负》

海登·怀特（1928-2018），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领军人物。主要著作包括《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等。

笔者大概是在七月底读到海登·怀特的这篇文章的，今天上午又重读了一遍。或许可以用“醍醐灌顶”这个词来形容我读后的状态，毕竟我是第一次接触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文章，其冲击力实在不小。

在《历史学的重负》这篇文章中，怀特首先指出一个严峻的事实：历史学既非艺术，也非科学。事实上，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的艺术、文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勃发向上，而曾经称霸19世纪的历史学却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残旧状态，并自认为历史学是艺术与科学的综合。如怀特所指出：“19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学家的确把他们的著作视为艺术和科学的结合，但他们是视之为浪漫主义艺术和实证主义科学的结合。总而言之，到19世纪中叶，历史学家，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已经陷入了有关艺术和科学性质的观念窠臼中。”

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批评十分明显，也十分激烈，尤其是社会学。就笔者所见，社会学学者常常看低历史学学者，将他们视为“材料整理者”或“档案工作者”，而他们则自视为理论和概念的开创者与运用者。当然，历史学则批评社会学缺乏历史感......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对立与论战，被布罗代尔成为“聋子之间的对话”，也就是说，双方各有偏颇。（可见于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

自然科学对历史学及社会科学的批评，就笔者所知，可见于卡尔·波普尔所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波普尔在此书中澄清了历史学及社会科学对物理学方法的极大误解，也批评了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历史决定论者。

至于文学和艺术对历史学的批评，可见于海登怀特在文中的详细论述，尤其是他引用了易卜生的悲剧作品《海达·加布勒》。海达·加布勒是特斯曼的妻子，而特斯曼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苦行僧式的历史学家，当他的姑妈询问他们出去外面度蜜月的情况时，特斯曼回答说：“唔，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次研究之旅，我必须在一大堆旧档案中苦苦搜寻，还要没完没了地读书，姑妈。”特斯曼当时正在对中世纪时期布拉班特的国内工业进行权威性研究，但他的妻子海达却产生了复杂的不满情绪，因为特斯曼用研究过去的历史来逃避当下的现实问题，他正是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整个压抑网络的牺牲品。后来，海达爱上了另一位历史学家罗夫伯格，因为罗夫伯格是一位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家，他的治学风格非常宏大，远远超过特斯曼所限定的狭小的破碎世界。但是不久后，海达因为罗夫伯格与其情敌埃尔夫斯泰德夫人的关系暧昧，所以毁掉了罗夫伯格的手稿，从而导致了罗夫伯格的自杀。后来，海达在法官的威逼下也自杀了。而幸存的特斯曼和埃尔夫斯泰德夫人都表示将倾其一生致力于罗夫伯格遗稿的编辑工作，从而暗示他们两个谁也没有从这场悲剧中吸取任何教训。当特斯曼说“整理别人的文稿就是我的工作”这句话时，就等于说出了他自己的墓志铭。而易卜生就是想让我们把这句话看作是对这位学者的评价。简言之，艺术家和文学家对历史嗤之以鼻，并且带着反历史主义的面貌来反对人们沉迷于无谓的过去。

所以，基于以上的论述，怀特激烈地批评了历史学，他说道：“许多当代历史学家在谈到历史的‘艺术’的时候，进入他们脑海中的似乎是这样一种艺术观念，即，仅仅把19世纪的小说看作一种艺术范式。当他们说自己是艺术家的时候，他们的意思似乎是，他们是司各特或萨克雷那样的艺术家。他们当然不打算把自己混同于行动派画家、动力雕塑家、存在主义、小说家、意象派诗人或新派电影摄影师......他们似乎一如既往地认为，艺术的主要目的就是讲故事......当历史学家说自己是科学家的时候，他们似乎借用的是这样一种科学观念，它完全适用于赫伯特·斯宾塞生活和工作过的那个世界，而与爱因斯坦以来发展了的自然科学和韦伯以来演进了的社会科学没有多少关系。”

这样的话，“艺术家和科学家就有理由批评历史学家，不是因为他们研究过去，而是因为他们用低劣的科学和低劣的艺术研究过去”，怀特还说道：“对于大部分历史研究工作而言，所谓历史学家的‘培训’也就是包括学习几种语言，熟悉档案馆工作，完成一些固定的练习以便熟悉该领域的标准参考书和刊物。至于其他必要条件，顶多还包括有关人类事物的一般经验，一些边缘领域的阅历，自律能力和健康的体魄，仅此而已。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掌握这些要求。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只有专业历史学家才有资格去说明人们可能就历史记录所提出的问题呢？又怎么能说只有他们才能够确定对所提问题是否给出了充分的回答呢？”

怀特这段话严重挑战了历史学的独立性和存在的必要性，也予以我们严重的警示，毕竟，历史学的门槛可能跟诗歌创作一样，具有多元的创作方法和多元的答案，谁能说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权威呢？当然，历史学需要确立自己学科的专业性并明确自身的目的，如怀特所说：“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学家的重任就是在某个基础之上重新确立历史研究的尊严，使之与整个知识群体的目标和目的相一致，也就是说，改造历史学，使历史学家积极加入到把现在从历史的重负下解放出来的运动中去。”至于“历史的重负”，如前所述，正是历史学的落伍所导致的破旧的科学和破旧的艺术在史学中的存留和应用。

主要参考书目：

《后现代主义史学读本》，彭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