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经安史之乱，元气大伤。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本是安史余孽，安史乱平，代宗为了笼络他，屡予加官晋爵，甚至将女儿永乐公主下嫁其子田华。然而，田承嗣并没有心向朝廷，反而割据一方，拥兵自重。到大历十年（775），他更袭占相州，又遣大将卢子期取洺州、杨光朝取卫州。唐廷的笼络姑息之策既已破产，遂于四月诏命昭义节度使李承昭等八节度使合讨田承嗣。十月初四日，李宝臣、李承昭等军在磁州（治所在今河北磁县）清水县大破卢子期军，宝臣将有节生擒卢子期而献于朝。十一月初七日丁酉，田承嗣所署瀛洲（治所在今河北河间市）刺史吴希光以城降。颜真卿无疑是最关心此事的人之一。从大的方面说，安史之乱造成的灾难已经太过沉重，国家、人民再难承受战乱。从小的方面说，安史之乱给颜真卿一家造成的伤害也是永难平复的，他对自己近二十年前写《祭侄文稿》时的心情，必定记忆犹新。因此，安史余孽的动向，无疑令他非常关注。当卢子期被擒、吴希光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他还在湖州刺史任上。闻讯，他作书云：近闻刘中使至瀛州，吴希光已降，足慰海隅之心耳。又闻磁州为卢子期所围，舍利将军擒获之，吁！足慰也！这就是著名的《刘中使帖》，或称《瀛州帖》。《刘中使帖》是颜书名作之一，历代评价甚高，但笔者尚未见全面梳理其流传情况的专文，故不揣简陋，以朝代为次，略作考论，兼以疑惑就教于方家。
唐 颜真卿 刘中使帖
一、宋元时期
宋元间著名词人周密，平生所见书画古物甚富，特记成《云烟过眼录》一书。此书开篇所记，就是宋朝宗室赵与懃的大批书画藏品，其中有一件“真照临《刘中使帖》”。《云烟过眼录》记录赵氏所藏法书，是按作者时代的先后来排序的。真照应是僧人，其临本被置于“李景让手简”与“杜祁公衍帖”之间，可见是五代或宋初人物。《刘中使帖》向无刻本，可见真照必然是据真迹而临。从这一点来看，《刘中使帖》在唐末五代之时，很可能是在佛门之内流传。
不过，《刘中使帖》正式著录于书，则要迟至宋徽宗时。《宣和书谱》卷三记有宋 徽宗宣和御府所藏颜真卿二十八帖，《刘中使帖》恰在其中。从此书创作，到其进入宣和内府，已过了近三百五十年。案此帖右端与前隔水间有“四代相印”朱文印骑缝，据米芾记载，北宋苏易简家所藏书画颇用此印。
宋高宗绍兴年间，《刘中使帖》再次进入内府。此帖左下角的“绍兴”朱文连珠印虽残损不少，但尚可辨识。此后约一个半世纪中，《刘中使帖》大概都收藏在南宋内府，南宋末归赵与懃所藏，直到元初方重现人间。
仍据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此帖又为张斯立所藏六件法书之一。这一记录，在下一位藏家王芝的跋文中得到了印证。案张斯立，字可与，号绣江，山东章丘人，至元、大德间名臣。此帖最早的一篇题跋云：右唐太师颜鲁公书《刘中使帖》真迹，著载《宣和书谱》，南渡后入绍兴内府。至元丙戌，以陆柬之《兰亭诗》、欧阳率更《卜商帖》真迹二卷易得于张绣江处。此帖笔画雄健，不独与《蔡明远》《寒食》等帖相颉颃，而书旨慷慨激烈，公之英风义节犹可想见于百世之下，信可宝也。三月十有二日，大梁王芝再拜谨题于宝墨斋。从王芝此跋来看，《刘中使帖》是他以陆柬之《兰亭诗》、欧阳询《卜商帖》两件真迹从张斯立处交换而得。考元人张铉《至大金陵新志》卷六下，张斯立于至元十六年（1279）为监察御史。这是南宋灭亡之际，可能张斯立此时已得到《刘中使帖》了。
此跋作者王芝，字子庆，号井西，钱塘人，祖籍开封。他精于鉴定，曾受诏到浙东为朝廷搜罗图书字画；又富收藏，除跋中所说两件外，还有《万岁通天帖》和近来大热的李公麟《五马图》卷（即《云烟过眼录》中的《天马图》卷）等。此外，王芝还是装裱大家，曾被召到大都，为内府装裱书画——而推荐其负责此事的人，正是张斯立。王芝跋文云“三月十有二日”而不言年份，但其前文已说“至元丙戌”，可见这里是承前而省，故知此跋作于至元丙戌（1286）三月。他之换得此帖，显然就在这年春，可能就在此日之前不久。帖中有“王芝”“王芝私印”二章，即其所钤。此帖后又有大藏家鲜于枢跋、乔篑成观款，但真迹及前后隔水未见二人的鉴藏印，看来其文字是为王芝所题。鲜于枢之跋“英风烈气”与王芝之跋“英风义节”的呼应，或可视为旁证。
不过，诚如马明达《元代的装背工艺》一文所言， 王芝似乎“是一位兼以买卖古董和装裱字画为生计的 文化商人”，此卷在其手中并未保留太久。十余年后（1305），张晏跋云：鲁公书存世尝见《李光颜太保帖》《乞米帖》《马病帖》《顿首夫人帖》《祭侄季明文》《允南母商氏赠告》《昭甫告》，并此八本。观于此书，端可为“钩如屈金，点如堕石”。东坡有云：“书至于颜鲁公。”诚哉是言也。时大德九年，岁在乙巳，冬十月廿五日，集贤学士通议大夫张晏敬书。跋后又钤“张晏私印”“蓬山彦清”“端本家传”三印。可见至迟在大德九年（1305）冬，此帖已归张晏了。此跋又提及《祭侄季明文》（亦即《祭侄文 稿》），案张晏从鲜于枢处得到《祭侄文稿》，事在大德丁丑（1301），则其得到《刘中使帖》不早于此年。《刘中使帖》原迹左上角有“张晏私印”朱文印，也是张氏所钤。而且不知何时，张晏在后面又作了一篇跋。
此帖由张斯立归王芝，再归张晏，事实清楚。张晏之后，此帖又归于史某。此帖有钱塘白珽跋，不署年月，其中有云：“史侯处厚，尚义士也，旷岁月而得之。既得之，非尚义者不出示非其人。处厚知所尚哉！”其后又有蒙城田衍跋，署“至大己酉中秋日拜观于兰谷大卿史侯之第”。显然，“史侯处厚”就是“兰谷大卿史侯”。可见史某字处厚，号兰谷，尊称之则曰史侯，今姑称其为史处厚。学者向彬撰文说“白珽题跋中称史侯是位处厚尚义之士”，显然是误把“处厚”当作形容词了。从田衍跋来看，至迟在至大己酉（1309）年中秋，此帖已归于史处厚，可见张晏也没能把此帖保有多久。
二、明代
至大己酉后近两百年间，此帖何在，今已无从考证。直到明代中期，此帖才又重见于著录。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三云：“此《中使帖》，云松前年寄予录本。乙巳五月十日雨窗书。”乙巳，即成化二十一年（1485）。那么云松寄录本，就是成化十九年（1483）的事。《珊瑚木难》卷二有“此卷王云松所藏，云松见访，持以相示”，卷三有“此帖今在王云松家，尝录以见寄”及“右九帖，云松录之”，卷四有“壬寅六月，王云松过葑溪上，出此数事，因为借录之”，此外再没提及云松。可见抄录文字寄示朱存理的“云松”，就是王云松。此人即嘉兴藏家王茂，字庭槐，一作廷槐，号云松。既然此帖由王茂录示，而他又颇藏书画，那么此帖应该就是他的藏品。可能并非巧合的是，他还藏有《祭侄文稿》真迹——这两种颜真卿作品，都曾是张晏斋中之物。
又过了几年，此帖流到苏州，归藏家史鉴所有，都穆、李应祯、文徵明都曾在史家看过实物。
史鉴，字明古，与当时名家多有交游，所藏有赵模《集晋字千文》（案即《集王千字文》）、欧阳询《梦奠帖》等精品。都穆《寓意编》云：“史丈新收颜鲁公《刘中使帖》，凡四十一字，白湛渊、鲜于枢、田师孟跋，是嘉兴物。”今案《寓意编》云“成化戊申，余馆授史氏”，考成化并无戊申年，其最相近之戊申年是弘治元年（1488）。弘治元年紧接成化的最后一年，此年都穆二十一岁，确是可以坐馆之年，可知都穆所谓“成化”必是误记。总之，由都穆的记载，可知史鉴得到《刘中使帖》，不早于弘治元年。
再看文徵明在《刘中使帖》后作的题跋，其中说：“徵明少时尝从太仆李公应祯观于吴江史氏……即今四十年，年踰六十……”据文徵明自署，此跋作于嘉靖九年（1530）庚寅菊月望日（此据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菊月即九月。案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 引作“嘉靖十年八月朔”，不知何以有此差异），上推 四十年，则为弘治三年（1490）。古人所言整数，往往并不精确，三十六七至四十三四都可以近似地称为“四十”。考文徵明跋中自述当年为“少时”，则可能尚未弱冠，那么文徵明和李应祯在史鉴家看到此帖的时间，很可能就在弘治元年（1488），因为次年文徵明就 二十岁了。假如这个推断不错，结合都穆到史鉴家坐馆 的时间来考虑，则史鉴得到此帖的时间，就可以确定在这一年了。据都穆记载，此年九月，史家遭火，所藏书画多付煨烬，则此帖能存，可谓至幸。无论此推断是否 成立，我们都可以确定一点，即史鉴得到此帖的时间不 会晚于弘治六年（1493），因为李应祯在此年去世。
唐 颜真卿 《刘中使帖》局部
史鉴卒于弘治九年（1496），之后此帖可能仍在史家，直到约三十年后归于无锡大收藏家华夏（14941567）的真赏斋。此帖左端与后隔水间有“真赏”朱文葫芦印、“华夏”白文印，正是其人所钤。华夏与文徵明父子交好，得此帖后，即请文徵明为跋，此即前文提及的文徵明跋。《珊瑚网》卷二十一著录华夏所藏《淳化阁帖》合璧本，记有文徵明之子文彭嘉靖二十二年 （1543）九月所作题跋，内云：“中甫……所藏法书真迹，若……《刘中使帖》，皆世之奇宝。余每造真赏斋，必焚香盥手，尽出以阅，终日忘倦。”再往后推，文徵明嘉靖丁巳（1557）三月既望为华夏作《真赏斋 铭》，其中尚提及此帖，可见此时仍在华氏斋中。
但到华氏衰年，所藏已渐散出。嘉靖甲子（1565），张丑之父张应文（1524-1585）购得此帖， 故张丑《清河书画舫》记之云：“嘉靖壬辰复在华中甫家，而文徵仲为之跋。至甲子岁，幸为茂实府君所 购。”看来是直接购于华氏。向彬《文徵明〈跋颜鲁公 刘中使帖〉考论》引及张丑此文，而不知“茂实府君” 是张丑对其先父张应文（字茂实）的称呼，却说“该帖又被茂实府收藏”，显然是误以为有个名为“茂实府”的人，真可谓失之交臂了。张应文得到此卷后，即于当年九月望日作一长跋，题为《敬题颜鲁公瀛洲帖后》。此跋不著录于其他书籍，可见很快就被人裁去了，幸而其文具载于《清河书画舫》卷五上。张应文认为此帖“既极妩媚，尤多锋锷，可使徐浩服膺、沈传师北面”；“结构沉着，点画飞扬，巧拙互用，奇正相生”，是臻于化境之作。他感叹自己能得《刘中使帖》，实属“有天幸”。后来，此帖被他记入所撰的《清秘藏》中。
张应文后来可能将此帖给了长子张厚德。张丑在 《清河书画表》序中说：“隆庆丁卯，伯兄以绳氏髫年 登南国贤书，丰姿美如冠玉。先世之藏，毕具其堂。”案张丑兄张厚德，字伯含，后改名德程，字以绳。隆庆丁卯为1567年，从张丑的叙述来看，似乎张家的书画都在此年分给张厚德了。若真如此，则《刘中使帖》自然也在其中。
不过此帖很快又转到了嘉兴大收藏家项元汴（1525-1590）手里。嘉靖癸未（1583）四月望前二日，项元汴跋所藏杨凝式《夏热帖》，有“此凝式《夏 热帖》，若与平原《刘中使帖》合契，要皆造极精妙之 书”之语，看来《刘中使帖》至迟此年已归于项元汴，而其时张应文尚在世。项元汴得到此帖后，钤了“墨林山人”“神品”“墨林”“项元汴印”等多方印章，并在文徵明跋前加题“文太史小楷书刘中使帖跋尾”隶书标题一行。又此帖前隔水有项元汴兄项笃寿（1521-1586）“笃寿”“子长”印，后隔水又有其“项笃寿印”，似有可能先归项笃寿，后归项元汴。鉴于项元汴 眼光高而又自负，而且张应文的跋此后再未见诸著录，笔者推测，裁去张应文题跋的人，很可能就是项元汴。
项笃寿、项元汴卒后，《刘中使帖》可能归项氏子孙继承。此帖后有董其昌短跋，刻成于万历癸卯（1603）的董氏《戏鸿堂法帖》亦收入此帖。庄严称此 帖晚明曾归董氏，其依据大概在此。实则董氏跋已明署 “董其昌观因题”，显然并未藏有此帖。据《珊瑚网》卷二十，董其昌跋后还有陈继儒一跋，称此帖“法书中神品第一”。陈跋已佚，其文亦不署年月，或与董跋同 时。陈跋此后不再见于著录，显然也很快就被裁去了。又李日华《六研斋三笔》卷三著录《刘中使帖》，但所 记诸跋顺序颇有舛误，似乎李氏并未得见原件。
关于此帖在明清之际的流转，吴其贞《书画记》卷一“颜鲁公《刘中使帖》”条的记录最为重要，兹节录其有关递藏者于后：翼明兄题云：“如力士举鼎，庄重有仪。”……此帖 经两宋天府收贮，上有小玺。卷后有……明文衡山、董思 白、吴翼明题识，又附衡山一帖子。此书曾遭劫，为人裱入蚕筐，故谚名曰《蚕筐帖》，明季已入石矣。余后游姑苏，再观于曹秋岳先生寓，而翼明题识已为人汰去。过嘉禾姚水滃，又得观之。今属之山东张先生矣。文中所谓“翼明兄”，同卷“马远小画图册子计十六页”条有云：观于伯昭侄肯堂之上。……伯昭讳道昻，攻举子业，无心古玩，翼明兄次子也。兄讳怀贤，为人以孝弟自持，好博古，尤嗜书画，所得皆海内名物。
明 项笃寿印
清 沈荃之印
清 宫詹学士
清 张应甲
然则吴翼明就是吴怀贤。吴怀贤的题跋久已不存， 今所知者仅有吴其贞所引九字。但其人既多藏法书名画，而《刘中使帖》又有其题跋，那么此帖大概是曾归其所有了。考《明史》本纪二十二，天启五年（1625），“冬十月……丙申，逮中书舍人吴怀贤下镇抚司狱，杖杀之”， 此即吴怀贤被魏忠贤一党残害而死的具体时间。据此，则《刘中使帖》之归于吴氏，至迟即在此年。吴怀贤是安徽休宁人，这么说来，在项元汴身后不久，《刘中使帖》也 有可能流到了休宁吴氏手中。并且，鉴于董其昌、陈继儒 与休宁吴氏关系密切，则他们的题跋也有可能作于此时。吴其贞所见者有董其昌跋而无陈继儒跋，可见陈跋已被裁去，其存世时间之短可知。
三、清代
吴道昂既然无心古玩，乃父旧藏散出，就是早晚的事。《刘中使帖》的下一位藏家是嘉兴籍的大藏家曹溶（1613-1685）。《书画记》卷三“苏东坡《前后赤壁赋》一卷”条后云：“此在姑苏观于曹秋岳先生寓中，是日又见颜鲁公《刘中使帖》……时壬辰三月二日。”可见至迟在顺治九年（壬辰，1652）春，此帖已是曹氏斋中之物。
后来，此帖转归同为嘉兴籍的姚水滃，此人为尚书姚汉臣之次子；再转而归于“山东张先生”，即张若麒 之子张应甲。张若麒和曹溶一样，都是降清仕清的“贰臣”，有实力搜求古玩字画。而当时江南在残破之余，又受重税之苦，藏家往往不得不出售手中的宝贝，以解燃眉之急。张若麒虽为北人，却对江南的收藏情况了如指掌，所以才派儿子到江南搜求书画。据《书画记》，吴其贞癸卯（康熙元年，1662）仲冬二十五日、丙午（1666）五月初二都曾在姚水滃处看书画。而正是在癸卯年，张应甲在江南搜求书画，从正月初十到七月十七日，曾经三次与吴其贞同观书画。由此来看，假如吴其贞在姚水滃处看书画，仅有前述的两次，那么此帖癸卯年尚在姚氏家，还没转归张应甲。据章晖、白谦慎《清初父子收藏家张若麒和张应甲》一文考证，癸卯之后，张应甲至少还曾到过江南一次，时在康熙六七年间。张氏从姚氏手中购去《刘中使帖》，很可能就在其时。此帖右下与前隔水间有骑缝章“张应甲”朱白文印，帖左端有“胶西张应甲先三氏图书”朱文印，正是他所钤。章晖、白谦慎考明张若麒、张应甲父子“保有收藏的时间不长”，“大多在张若麒过世前后陆续散出”，而此帖“张应甲”章下方有“张洽之印”朱文印，看来张应甲身后，此帖由张应甲次子张洽继承。张氏对此帖的宝爱，可见一斑。附带一说，张应甲字先三，典出《周易》蛊卦的“先甲三日”，称之为“先山”“仙山”，乃取其读音相近。
尽管张氏宝爱此帖，其流出仍不可免。张氏之后，第一个得到此帖的可能是沈荃（1624-1684）。此帖后隔水有“宫詹学士”“沈荃之印”二章，即其所钤。沈荃是顺治九年（1652）的探花，康熙时期，他是皇帝的书法代笔人之一。
沈荃之后，此帖仍在北京。王澍《竹云题跋》卷 四说无锡人秦树沣康熙间曾在北京见到《刘中使帖》，“惊欲下拜”。据清人钱保塘《历代名人生卒录》卷八，徐树沣“乾隆二十九年卒，年六十三”，则其生年为康熙四十一年（1702），显然不及见沈荃。康熙六十一年，秦树沣才二十一岁，其得见此帖，只能是在康熙末年了。至于此帖当时是否在沈氏后人之手，则不可知。此外，康熙间人顾复的《平生壮观》也三次提及《刘中使帖》，可惜未说明观看时间和收藏人。
秦树沣见此帖后一百五十年中，此帖再次归于沉寂。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此帖归于王金台（晓云）、王法良（弼臣）父子。《刘中使帖》的全貌，笔者多方查索，始终未见，今只能依据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书中的《颜真卿书〈刘中使帖〉真迹与藏者李石曾先生》一文，略叙王氏与此帖的关系。
王金台子王法良是晚清名臣李鸿藻家的塾师，《刘中使帖》系王氏在北京琉璃厂购得。此帖一直是手卷的形式，当时长二丈余，至此被王氏改装为册，并撤去旧绫隔水。对此，张珩先生在《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斥之曰：“真妄人也！”不仅如此，王金台还加以长跋，令其子王法良书之，张先生评云：“书学颜体，甚恶劣……宜撤去之。”故张先生书中也不收王氏的题跋。帖中又有“侯官郭溶”白文印，案郭溶主要活动于光绪时期，而王氏同治末已得此帖，则可能是王氏曾出此帖与郭氏欣赏，郭氏因而钤印。
四、民国至今
《刘中使帖》后来由王法良之子赠给李鸿藻之子李煜瀛（石曾）。李煜瀛（1881-1973），字石曾，或署石僧。在民国，李煜瀛可谓一代奇人：他是前清大臣之子，却又是坚定的革命派，与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并称国民党“四大元老”，1924年作为代表亲自率人驱逐溥仪出宫；他是第一个在欧洲开设豆腐公司，把豆腐推广到欧美的人；他是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他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除去这一切，他还是一个书法家、书画鉴藏家。其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书画，后来结集为《李石曾先生遗赠书画目录》，由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986年出版——不过，其中并无《刘中使帖》。
李煜瀛1947年跋此帖，有云：晓云先生吾于幼龄得见，不复忆其丰采。弼臣先生互相视如兄弟，恒朝夕相处……前二十年，吾家组织高阳李氏纪念图书馆，弼臣子子方世兄以家人无复理其先人旧业之意，遂以仅余之册归图书馆。
庄严据此推断王法良之子将此帖赠予李煜瀛，其事应在1927年，这一判断未得真相之全。今考《世界画报》1927年第76期恰好登有《刘中使帖》后四行影印本，其旁复有文字云：颜鲁公墨迹刘中使帖……原系先祖讳金台字晓云者，于前清同治年间，以重价购于京师……继传至先严讳法良字弼臣手中，曾亲手摹刻□板，与真迹无少异，现仍珍藏家中。……后此帖于前清光绪壬寅，经有人由舍下携至北京，遂存高阳相国第中。……民国十二年冬，榘归自巴黎，适高阳后裔有创建高阳图书馆之议，榘遂慨然将此帖捐赠该馆，盖即世界画报第七十五期所摄之影也。……高阳王祖榘。十六，二，二七，于北京中法大学。
此文作者为王祖榘，亦即李煜瀛所谓“子方世兄”。据此文，则此帖虽确实在1927年始最后赠与李氏，但早在光绪壬寅（1902）就已在李家了。进一步，我们还得知， 此帖在光绪壬寅以前，曾有王法良摹刻本；到1927年，又经影印，分两幅刊登于《世界画报》。
蔡元培
世界社章
静江过目
廿贰岁出游四海半世纪曾历五洲
李煜瀛得到此帖后，曾拿出来让蔡元培、张静江等 欣赏，至今前隔水绫上尚有“蔡元培印”“静江过目”等章。沈尹默、张珩也曾有幸观赏。张珩《张葱玉日记》1938年5月5日载：“尹默斋中观高阳李氏所藏颜鲁公草书《刘中使帖》，碧笺本，（八）行，墨气沉郁，的是上品……”他对此帖的判断是：“书法入神，真迹无疑。”看过此帖的名贤还有吴湖帆。1939年7月17日，《申报》第十八版有吴湖帆为徐邦达所作《国光艺刊中之颜鲁公书》一文，文中说到吴湖帆过目的颜氏书法真迹，《瀛洲帖》即在其列。至于沈尹默，1949年夏天他作《题李石曾所藏六代文献真迹》短文时，还称此帖“碧笺烜赫，古今剧迹也”。
《刘中使帖》墨迹前后，最多的就是李煜瀛的印章，如“重文馆”“同真馆”“西馆”“廿贰岁出游四海半世纪曾历五洲”“世界社章”“高阳纪念图书馆章”“世界联合图书馆章”等，都与其一生事迹中之荦荦大者有关。
此帖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最后，不得不谈谈笔者对此帖的疑惑之处。
第一，若此帖就是宣和藏本，为何宣和诸玺踪影俱无？是否如陆心源所说，宣和所藏，其实未必都有宣和诸玺，而此帖又恰在其列？
第二，墨迹右端，有一方印色浅淡的朱文叠篆印。笔者不学，仅看出此印最后似是“图书”二字。无论释文是什么，笔者粗检诸书，都未找到与此相合的印。张珩以为是宋代官印半印，但即使真是宋代官印，其为北宋官印与为南宋官印，意义仍大不相同。退一步说，就算是南宋官印，若能考明其归属，无疑也是快事一件。不仅如此，此印与“张应甲”朱白文印之间明显还有一方印的左侧部分，但印文已全不可见。又帖左端“李石曾章”上方、“绍兴”连珠印上方各有半印一方，同样不知其内容为何。弄清这几方印章，就能解决此帖的一些重大问题，此话笔者不敢说——但笔者同样不敢说不存在这种可能。
第三，墨迹前后骑缝的“四代相印”“三槐之裔”两方朱文印，究竟是何人所钤？米芾在《参政帖》和米芾《宝晋英光集》卷七都说过，苏易简家所藏书画颇钤“四代相印”章。假如此印确实是苏易简家物，则疑此帖为米芾所临者，当然就站不住脚了。然而，存世古书画中的“四代相印”，印文线条粗细等方面颇多出入。此帖此印，较之怀素《自叙帖》中的同一方印，即有颇大的差别。穆棣推测，苏易简后人既多，而原印只有一方，可能有人依据原印仿制，故有此差异。但此说对我们考证此帖，实在缺乏价值。至于“三槐之裔”，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说是王武（1632-1690）的印章，因为它出现于王武己巳年（1689）所作的《鸳鸯白鹭图》轴上。钟银兰主编《中国鉴藏家印鉴大全》则说是明王鏊（1450-1524）所有，惜乎未注明依据。而上海博物馆、辽宁博物馆编《世貌风情：中国古代人物画精品集》在著录“元华祖立玄门十子图、 吴炳书传卷”时，又说卷中此印为元人王寿衍所钤。此
印还见于一些书画剧迹，例如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卷，其后隔水绫之上就钤有此印。此印真相如何，实在令人困惑之至。
三槐之裔
四代相印
依笔者陋见，这两方印显然都有长期流传的历史，但具体到《刘中使帖》中，则很有可能是明代藏家华夏所钤。何以见得？首先，丰坊为华夏所作的《真赏斋赋》中明确说过，华氏所藏诸物中有“四代相印”“三槐之裔”二章，且均为朱文印，这与此帖二印是一致的。其二，除了这两方印之外，《刘中使帖》前后骑缝诸印中，时代最早的是华夏的“真赏”“华夏”二章，可见此帖很可能经过华氏的重装。其三，这两方印所用印泥，其颜色与“真赏”“华夏”二章高度一致。然而，“四代相”是苏家的典故，“三槐”是王家的典故，华夏与苏、王何干，竟要用这两方印？笔者对此无法解答，所以也不敢说这个推断必定成立。不过，庄严推测“四代相印”可能是李煜瀛所钤，这一点笔者还是万万不敢苟同的。
第四，此帖题签“唐颜鲁公刘中使帖真迹”，下钤“张氏鉴藏”“叔度珍玩”二印，则此帖明显曾经张叔度收藏。此签所在底绫甚新，显然是重装的，且为了此次重装，还将前隔水绫裁掉了一段，致使“项子京家珍藏”朱文印仅余其左半部分，可见这位张叔度必在项元汴之后。再观其书风、印风，恐不早于清初。然而，仍然解决不了的问题是：这位张叔度，究竟是何人？笔者孤陋寡闻，竟不能知。曾疑其是康熙名臣张玉书之孙名适字叔度者，但没有任何证据。又左宗棠、陈宝琛等人的朋友圈中有位张叔度，官侍讲。笔者查光绪间张姓之侍讲，则并无一人之字或号为叔度。从种种迹象来看，此人似是张佩纶，但又未查到张佩纶字或号叔度的证据。退一步言之，就算张佩纶曾有字或号为叔度，此张叔度为张佩纶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因为张佩纶的书法明显具有黄庭坚行书的风格，与此签书风迥乎不同。更何况，“叔度”还未必是字或号，很可能就是其人之名。
笔者无学，深用惭愧，今草此文，敬祈方家不吝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