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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开龙门的真实地点在湖北武汉江夏区金鸡山
2016年8月5日，《科学》杂志发表吴庆龙等学者的《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发为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据》，认为虽然公元前20世纪黄河流域属于干燥时期，但由于上游积石峡在公元前1920年发生地震引起滑坡和堰塞湖，溃坝形成的超大洪水就是大禹建立夏王国之前治理的洪水，该溃坝事件影响了黄河流域文化变迁，使其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
该文研究对象是黄河上游距离滑坡坝很近的喇家遗址，因此在此地见到大洪水的痕迹不足为奇，但同时期兰州平原的考古遗址并没有发现该次洪水的沉积层，更不用说黄河中下游，吴文没有任何资料证明该次溃坝事件对黄河中下游的影响。如果只是凭想象而把大禹生活之地“安排”在积石峡，则在此地他仍无法治水：这种突发性水灾来去匆匆，不幸者被淹没，这不是能够治好并留下传说的洪水，这样的洪水能够毁灭几个村庄淹死几个人都不奇怪，但显然过后也不需要治水。
该文发表后，再次引起一些西方学者对大禹治水事件真实性的质疑，例如艾兰（Sarah Allan）等教授，总体质疑大禹治水故事的真实性，认为其与很多文明有洪水传说一样，只是一种创世或重新创造人类生命的神话结构，属于“解释世界如何形成的神话，而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这种看法在欧美学界很普遍。
但学者郭静云女士却认为，西方学者这种看法忽略了大禹治水传说与其他文明洪水神话之间的关键差异。如在苏美尔创世神话中，恩基（Enki）水神从原始水中创造大地和人类，让人们生活在大地上，教他们耕地和安排灌溉。在闪族神话中，挪亚（Noah）虽然不是创世神，但他是世界灭亡后人类重新出生的始祖、一切民族衍生者，教人耕地、酿酒以及各种手工。《圣经》中挪亚的故事被记入《创世纪》，这是有国家之前的神史。而大禹是相对晚出的历史英雄。
根据中国传说，在大禹之前已经有更早的国家，有伏羲、神农、颛顼、尧、舜等统治者，人们早已学会耕地，有不同族群，族群之间已发生过贸易、冲突、战争等。大禹之前的洪水并没有毁灭人类；《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在舜帝统治之后，有好战的三苗族群统治三朝而国家混乱无德，大禹治水后驱逐三苗重新统一部族，这并不是首次创造国家的故事。
同时，根据考古资料，在夏王国之前，早已有几个发达的文明，并且长江中游地区具有国家性质的社会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因此大禹治水的故事与其他文明创世洪水的信仰并不相同。而且在中国传说中，不仅仅是大禹治水，在他之前还有舜和鲧都在做这种工作，只是大禹之后不再有那么严重的洪水和治水的需求。所以，这种描述似乎更像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长期的洪水灾害，只是到了夏王国统一之后水位慢慢下降，洪水的破坏力变弱。因此，郭静云女士偏向于认为，从舜时代到夏王国建国之前的洪水传说的确反映了历史事实。
既然大禹治水的故事有可能是真实的历史，那么大禹治水的真实地点究竟在哪里？中国学术届对这个地点还是有颇多争议的。主流观点也并未完全认同吴文的说法，例如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就发表过不同的观点。
吴文把黄河流域所有考古文化的界线随意认定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并且将此界线作为新石器文化被青铜器文化取代的时刻。这与现在考古知识相左。许宏先生表示：这篇稿子的“团队内里有考古学和年代学者，但他们是否都认可这篇论文的推导方式和结论，这是要存疑的”。
其实除许宏外，多数考古学家也很难接受黄河流域考古文化存在一个公元前1900年左右共同的分界线，如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在公元前2200年已存在，并持续到公元前16世纪；更不用说黄河中下游陶寺、王湾三期、山东龙山等文化，都远早于公元前2000年开始，晚于公元前1900年结束；至于晚期的二里头、岳石等文化此时还没有出现。
许宏先生认为夏都应该在二里头，所以他反驳吴文时主要强调，二里头文化不是从公元前1900年出现的，认为吴文“这篇文章里的大洪水就和二里头文化形成了年代学上的冲突。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他又说：“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才大量使用青铜器，都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这也跟公元前 1900年存在很大的差距。”
其实许宏这种观点带有一种先定的角度，将二里头当作中国青铜器时代开端以及夏王国存在的指标。对此郭静云女士反问：根据什么资料将没有发生过也不会发生长期洪水的地方视为大禹所在之地？为何附近没有适合于开采的金属矿却要被视为青铜时代的开端？为何将时代甚晚、规模不大且不甚富裕的城址当作传说中的夏王国的中央？
许宏认为二里头是夏都的理由是：“我们在二里头发现了最早的青铜礼器群。”这种说法郭静云女士也质疑，二里头、二里岗文化青铜器不多且零碎，很难看到组合群。同时代的盘龙城却发现很多墓葬，无论器物组合、纹饰规律都表现出很完整的丧礼制度，并曾在其《天神与天地之道》一书中对盘龙城青铜礼器的内在意义进行过分析。许宏又指出：“二里头都邑……是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或者说最早的中国。”
郭静云女士反驳说，二里头规模不大（城内0.12平方公里，遗址规模不大于3平方公里，相比之下，石家河城城内1.2平方公里，遗址规模不小于10平方公里），时代不早（比石家河城晚至少1500年），怎么能说它最早且广域呢？
至于中国青铜器文化发生的年代，远早于二里头文化，也早于公元前1900年。西北齐家文化、南方石家河文化中期都发现青铜合金技术。至于红铜，比邻鄂东南大矿区的江汉地区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已有认识。
郭静云认为，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实际上只是考古学的发现史，因其远在其他早期城址之前就被发现，而被作为时代标杆，并被有意识抬升为夏都。但现在考古学界已有更多认识，如二里头文化开始的年代，以前认为是公元前20世纪，现在修正为二里头一期始于公元前1735年左右，其建城与青铜礼器出现的时代，都晚于公元前1700年。至于夏王国建立年代，传说中留下自然科学可认定的数据，如《禹时钧命决》：“星累累若贯珠，炳炳如连璧”，描述大约两千年才发生一次的五星贯珠现象。通过历史天文计算程式，可知这种“天命”日期为公元前1953年2月24日；这很难是偶然巧合，学界已多次讨论大禹天命问题，班大维（David Pankenier）最早注意到这点，吴文也据此判断夏王国的年代。所以郭静云女士认为这种判断有科学基础。
《竹书纪年》还描述三苗的“三朝”不停下雨、地下水位上升、粮食收获及品质变差，百姓因此动乱，而“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组织克服洪水的工程建立夏王国等情形。考古与地质学材料证明，江汉地区在公元前2300─前1900年洪水肆虐，但从公元前19世纪开始，水位开始下降。大禹显然不可能是没有治水经验、对江汉地形和气候不熟悉的北方人，也不可能也没有能力组织治水。除得益于大禹的经验和能力之外，从他的时代开始，洪水破坏力下降，这在神话中都被当成是大禹治水的功勋。
吴文准确指出公元前20世纪以来黄河流域气候偏干冷，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在这种干冷气候条件下强行找出发生长期洪水的证据。
至于许宏的讨论，一方面把二里头作为夏王国存在的指标，另一方面指出，“夏朝在考古学上还无法确证”。郭静云女士倒是认同这一点。目前石家河考古发现都早于夏王国建立的年代，不过石家河遗址有未发掘的土城，学界看法不一致，或认为这是后石家河时代城址，或认为是西周时代城址。如果前者看法正确，就不能排除石家河土城与夏王国有关系。
郭静云女士还引用杨升南先生《商代甲骨文所见夏代诸侯》一文，通过甲骨金文与传世文献的互补分析推论，殷周时有少量可能与夏王国曾有联盟关系的古国，其中之一为位于湖北随州的曾国；另外也提及六国贵族给殷王进贡占卜用的龟，其生活在长江流域，因此六国地望也靠近长江；其余两国地望不明。虽然文献资料零碎，只能作间接证据，但在考古和自然科学资料基础上，通过对文献进行谨慎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指明夏的真实地望。
夏王朝的建立与大禹治水事件是有很大关系的，要想理清夏王朝的地望，搞清楚大禹究竟在哪些地区治水很重要。开凿龙门是大禹治水的重要工程之一，主流传说中，禹开凿的龙门有两个：一说在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之间的龙门山，一说禹凿的龙门就是洛阳之南的龙门山。 两者中，关于洛阳龙门为大禹所开凿的记载较多。洛阳龙门，又称伊阙。《水经注》说：“昔大禹疏龙门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故谓之伊阙。”《汉书•沟洫志》也说：“昔大禹治水，山陵挡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 洛阳龙门山为名副其实的石山，在坚硬的石山上开凿龙门，是否是操用简陋治水工具的大禹所为呢？这一点，今人有不少的异议。 但人们认为《水经注》的作者、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和《汉书》的作者、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的记载决非凭空想像。至少可以认为大禹在这个地方确实疏导过水势，修整过河道。 春秋时期的左丘明写《左传》，上面记载了一段刘定公在洛阳发出的感慨：“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显然，春秋时期人们对大禹开凿龙门治理伊洛河的故事是深信不疑的。 所以很多人的看法，认为最初大禹治水的传说，地点应该集中在所谓“夏人”活动的中心伊洛地区，但由于黄河大于伊水，伊水的传说就被挪到了黄河，黄河中的峡谷也得到了龙门的美名，说明大禹治水的传说有一个逐步夸大、神化的过程。 随着网络时代资讯的越来越发达，早期夏人的居住地可能在长江流域而不在黄河流域的观点被更多的人接受，人们发现禹治水的地点不仅不在黄河，连在洛阳伊阙的可能性都不大，最大的可能性是在长江上。 甚至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龙门在长江三峡，大禹治水其实是一个缓解四川人水患的工程。所以认为四川的三星堆就是夏也就顺理成章，并且这些观点已经有了很多的支持者。 我认为，要找到禹凿龙门的地点，要先定位清楚禹治理的哪一段江河的水患。《竹书》记载，远古时代有共工、鲧、禹三人都曾治理过一个叫“河”的水体，有一部远古文献《山海经》也经常有提到河，并且也多次出现共工与鲧、禹治水的事迹。 那么，《竹书》与《山海经》里“河”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是指黄河。这也是很多学者认为龙门不能在洛水伊阙的根本原因。因为，既然史书记载的共工、鲧、禹们治理的是“河”，那么龙门就不可能在“伊”或者“洛”。 我们不妨就从山海经的记载中寻找相关地点的蛛丝马迹。《山海经》里面不仅有河的概念，也有江的概念。仔细分析，你会发现，似乎只有沔水以下的长江才叫江，九江以上的长江不叫江，叫什么呢？似乎就叫河。那么这个河的称呼是怎么来的呢？如果你对长江中游流域的水情比较熟悉的话，你就知道，湖北荆州的沙市至武汉夏口之间，曾经有一条已经淤积堵塞的河道，古称夏水。用粤语解读，夏水与河水的读音很像。 远古时代，长江出三峡后，在湖北宜都至枝江地区形成一个大面积水域，也许就是西海。夏水，或“河”，原是长江的主干流，后来是怎么淤塞的呢？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很可能与汉水上游的襄水，武汉北面的涢水从上游带来大量泥沙，堵塞了夏水下游河道有关。 所以，鲧禹治水的地点就是在夏水流域，由于夏水下游的严重淤积，导致长江主泓出水不畅，酿成夏水流域空前的水灾，他们必须寻求别的办法。什么办法呢？为这滔天的大水寻找别的出路！但出路在哪里？就在龙门！ 首先，龙门必须是夏水的一个重要的出水口，龙门的开启极大地缓解了夏水流域水患，至今造福以夏水为中心的中国，功德千秋。 在这两个前提下，其实龙门在哪里，地点似乎已经呼之欲出，我曾经一千次地猜测，禹凿龙门的地点可能就在湖北武汉的夏口附近，但苦于找不到证据。 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某天无聊翻看屈原的诗《哀郢》，讲他离开郢都开始流亡，其中的第一段有这样的诗句：“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 夏首在湖北武汉夏口，屈原流亡，从郢都到达夏口，然后向西去了湖南，则龙门当在湖北武汉江夏区的金鸡山与大军山之间，这里本是青龙山余脉。大禹将青龙山脉拦腰劈成两半，因此又叫龙门。 山海经记载，三苗国在赤水东，则禹开龙门，不仅解除了夏水流域的水患，也解除了赤水流域的水患，受害的是湖北汉阳地区的三苗。 禹开龙门，将夏水另寻水道排向黄石地区，长江主泓经江夏区到达夏口，为日后长江荆江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怪不得山西有禹治水一夜控干晋阳湖的传说，敢情控干的不是山西的湖，而是指湖北夏水流域荆山南面的夏水淤积区。 文献记载，大禹凿开龙门的地点离涂山氏的故乡不远，涂山，就是余山，山海经记载：淮水出余山。湖北江夏区的金鸡山南面有金口地名，为金水河入长江处，实为古涂口，这里不仅地名为涂，甚至还有涂山氏的传说，所以江夏区的金鸡山很可能就是远古余山，这里不仅是古涂口，金鸡山脚下至今还有一个淮山村，不知是不是巧合。 金口以金水河入长江口得名。地处长江中游南岸、武汉经济开发区东部，南与嘉鱼县毗邻，北与洪山区接壤，西与汉南区、蔡甸区隔江相望。
金口古称名涂口，以金水河(古称涂川、涂水)入长江之口得名。那么金水古时为什么称涂口，据考证，此与大禹有关。
江汉地区附近有许多流传已久的遗迹。如汉阳龟山的禹功矶，江夏金口的禹观山，都是纪念大禹治水的，涂水应是人们纪念大禹的妻子涂山氏而得名，所以称为涂川、涂水。
1984年文物普查在金口发现有“涂川古碑”。
涂水入长江口处的金口史称涂口，此地为雄距长江中游之要冲，赤矶山(古赤壁)与纱帽山(古百人山)，槐山与大军山，上下夹江相峙，扼锁大江，形成军事上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350年，楚置沙羡于涂口，此地已发掘两座战国时期楚墓，可印证史书的记载。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秦设置南郡，因为秦自惠文王开始，为了统一全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加强中央集权，在其领域内，一律实行郡县制，沙羡秦时属南郡。
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置江夏郡，设沙羡县，治涂口。东汉兴平二年（公元195年）荆州牧刘表令江夏太守黄祖据夏口以拒吴，黄祖移沙羡屯于沔右邵月城之鲁山(今汉阳龟山)。
沙羡县仍治涂口，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吴孙权始筑沙羡城。东晋咸和二年(公元326年)，颖州汝南郡民避石勒之乱，流寓江南，侨治汝南郡，郡治设涂口。
一直到唐宋之际，在涂口发现金矿，因之改名为金口，成书于北宋年间的《太平寰宇记》载：“金水在江夏县南。”据此可知在北宋时期，涂水已改名为金水。旧志云：“有金鸡从鸡翅山南飞，产金于此。”因此地产金，故改名为金口，涂水也随之称为金水。
涂口(今金口)战国时集市已成雏形。汉隋间，为郡县治地，上起川湘，下至江浙的商船，多来此进行商品交易，有“黄金口岸”和“小汉口”之称。金口，古为涂口，以涂水入长江之口得名。
涂水与古时大禹治水有关。《吕氏春秋．音初》说：“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侯禹于涂山之阳”。涂水，以纪念大禹之妻涂山氏而得名。一直到宋代，此地因发现金矿，而改称金口。《太平寰宇记》载：“金水在江夏县南。旧志云：有金鸡从鸡翅山南飞，产金于此。”逐改为金口，其水因之称为金水。
禹开龙门的真实地点在湖北武汉江夏区金鸡山是合符当时的实际情况的，而且也颇符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否则真要跑长江三峡去劈开石壁，那得征发多少民工运送多少粮食进大山，以那时的群众组织形式是很难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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