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一大批文学家，但却没有几人借助文学成长为大思想家，这背后有深刻原因及其逻辑〗 回望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很清晰的现象或规律，为官方所青睐的文人往往是文字驾驭力强，或后来善于作八股文者，决不是也不会是思想的创造者。反之，越是受官方打压者，又一定是具有相当思想能力或产生了一些思想成果者。所以至此，决非单个人喜好所致，而是形成于内在逻辑和必然要求。 体制内不产生思想家原因很简单，因为体制本身就建构于某种思想体系之上，比如中国的封建体制就建筑于儒家的“三纲五常”等思想理论。当一种思想理论很成熟，奠基之上的体制制度很稳定，便不存在创建新思想理论体系的必要，充其量做点小修小补的工作，毕竟帝王们更乐见“天不变道亦不变”。 假如某个文人突发奇想，创造出一种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意味着对现行体制产生冲击和消解作用，因而属于离经叛道，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就统治者来讲，与其花力气应对思想家及其大思想，不如干脆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便有了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于后来也不见改善，因为“百代犹行秦政法”，故不存在对思想家及其大思想的呼唤。 或许有人说，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受到严加管束，体制外的人为什么也没能产生世界级的大思想呢？严格来讲，中国的封建体制就不存在体制外，因为社会资源高度集中于官府，几乎没有之外的供知识分子张扬思想的空间。比如有人思想了，但不能刊印，即便搞点“地下”印刷，也不能正常流通，结果思想成了象牙塔中的自语或独白。不能产生社会意义的思想便谈不上大思想。 我们经常讲知识分子要有为思想殉道的精神，问题是得找到牺牲的理由和意义，否则就无法产生内生动力。又是这样的原因，封建王朝把消灭思想深入到知识分子的价值实现上来，比如清代的《考据学》兴盛，就是将知识分子的价值实现引向故纸堆里去，不关心世事也便不产生现实意义的思想。代代如此，终于使文人彻底地走向庸俗，即便某个时期出现了思想的窗口期，因为缺少思想和精神的积淀，让一个个窗口开了又闭合，终于不能扩大。 辩证分析问题，如果只是着眼社会乃至国家的延续，不产生思想也罢，一个个文明古国都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中，而我们却绵延生息几千年，何乐而不为呢？问题出在大航海以来的世界走出了各自孤立发展的道路，越来越深入地融会在一个共同体中，相互影响越来越深入，不能超越自我，就有可能被改变。 再者，要想提升国家民族的世界影响力或存在感，就必须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这就把思想家及其大思想的重要性突出出来。如果国际舞台上总没有自己知识界的声音，意味着未产生世界级大思想家，这对于追随性国家来讲不是问题，但对于试图发挥引领作用的大国来讲却是硬伤。 为什么不鼓励更多知识分子携带自己的创造性思想走向世界？因为其间有冲突。要想统一思想就必须抑制既定思想之外的思想，而要引领世界就必须在既有思想基础上产生更多创新性思想，其间的平衡点不易把握。这也是现代社会或国家治理中一个比较大的难题，考验着政治家或政府的平衡能力。我认为目前至少要处理好个人表达与组织行为的关系。 在很多国家，学者只要不明确自己是代表某个群体或组织发声，所言就是个人思想观点，由此引起的后果皆由个人承担。我们与此迥异，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基本上存在于某个单位，属于“组织上的人”，其所有发声都或多或少地与单位或组织相关联，只要不把这个关系及其各自的边界厘定，注定顾左右而言它，这时别说产生大思想，要把一些思想观点说清楚都很艰难。 所以，这应该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要着力解决的现实而又重大的问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