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观的历史变迁

真理观的历史变迁 来自静雅思听 00:00 15:52

↑点击收听↑     著/马修·萨伊德  播/晟焕

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几乎每一个社会对世界的运行方式都有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通常建立在神话、宗教和迷信之上。

古代的社会都认为这种理解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有人胆敢反对往往会被处以死刑。掌权者不愿见到任何证明他们错误的证据。

哲学家勃里安·马奇（Bryan Magee）曾说：“真理在代代相传时应该保持清白，不可蒙受污点。根据这个理念，传递真理的机构一直在发展——从秘密宗教仪式到教会，发展到更高层次就是学校。”

这种学校从不会承认新理念，还会把任何胆敢触犯教条的人驱逐出去。

但到了人类历史的某个阶段，这一理念发生了变化。对真理的批评得到了宽容对待，甚至受到鼓励。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指出，这种变化最早在古希腊时代产生，但具体的产生时间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变化的实际意义。这种变化为教条传统画上了句号。

波普尔表示，在人类知识的进化过程中，这是语言诞生以来最重要的时刻。

无疑，波普尔是正确的。

在古希腊之前的很多个世纪里，知识的历史含义几乎完全在于保存并保卫已有的知识，无论这种知识是宗教的、实践的还是属于部落的，这种保护性趋势在人类历史上非常普遍，多年以来一直是人类学家研究的一个重点。

远古部落居民之所以会这样做，原因无非是他们受困于固定型思维模式。

他们认为真理是由神明或具有神力的祖先揭示的。他们觉得没有任何必要再去创造新知识。新发现不会被当作学习新知识的机会，而是对现有世界观的威胁。

实际上，那些胆敢质疑传统知识的人经常被施以暴力。在历史上，新思想往往不会受到理性的考验，而是会受到武力的镇压。

查尔斯·菲利普斯（Charles Phillips）与艾伦·阿克塞尔罗德（Alan Axelrod）合著的《战争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Wars ）一书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有123次战争冲突爆发的原因与意见不合有直接关系，这种意见不合可能发生在不同宗教或意识形态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

再来回想一下认知失调。受这种情绪影响，不和谐的证据会被歪曲或忽视。

由意识形态引发的战争可被视为消除这种不和谐的极端手段：你不再对不利于你的证据不闻不问，而是直接杀死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这种方式确实能保证宗教和传统不受质疑，但也彻底破坏了一切进步的可能。

但古希腊时代对这一切发起了挑战。勃里安·马奇写道：“（古希腊时代）为传递神圣真理的传统教条画上了句号，并开启了批判性探讨理论发现的新传统。这是科学方法的启蒙时代。错误不再被当成灾难，而开始被看作一种优势。”

你可以把这句话的重要性看得无比之高。

在古希腊，错误不再被视为灾难、威胁或是需要消灭的东西。恰恰相反，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人们信奉的理论的缺陷，它就会被视为一次学习的机会，一次修正世界观的契机。

科学知识是动态而非一成不变的，是能够通过批评性的研究进步，而非由权威人士代代相传的。

色诺芬尼（Xenophanes）曾写道：

众神并未从一开始

就向我们揭示了万事万物

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通过不懈找寻

我们才能学习并更好地了解事物

这种理念上的微妙变化有着惊人的效果。

古希腊是人类知识的历史上最为百花齐放的时代，涌现出了无数缔造整个西方知识体系的先贤大师，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和欧几里得等人。

这一时代微妙而深刻地改变了整个世界。

曾在英国斯旺西大学任古典文学教授的本杰明·法灵顿（Benjamin Farrington）表示：

我们惊异地发现自己站在了现代科学的门槛上。我们不该认为，（古希腊手稿中）的精华知识是因为翻译的花招才体现出了一丝现代的气息。真相与之恰恰相反。

这些文稿的词汇和行文方式才正是我们现在的词汇和写作手法的源泉。

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没能得以延续。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人类知识前进的步伐戛然而止，令人措手不及。

从古希腊到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科学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

他在1620年出版的巨著《新工具》（Novum Organum ）中写道：“我们所拥有的科学大部分来自希腊人。（中略）从希腊人的所有那些体系当中，以及从它们所衍出的各别科学当中，过了这么多年，竟指不出一个实验是趋向于救济和嘉惠于人类情况的。”

这真可谓一段辛辣的评论。这段话主要是为了表明，科学几乎对“嘉惠于人类福祉”毫无助益。对已经习惯科技改变生活的我们来说，这段话很值得注意。

在培根的时代，这才是科学历来的面目。科学进步从未发生过。

科学进步的脚步为何停顿了？

答案不难找到：世界又回到了老旧的思维模式上。早期的宗教教义与亚里士多德（他已经被奉为圣贤）的哲学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世界观。任何有悖基督教教义的思想都会被看作对神明的亵渎，持异见者会遭到惩罚。错误又一次成了灾难。

不利证据遭到忽视或扭曲的最佳例证要数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说法“女人比男人多一根肋骨”了，它来源于《圣经》中的记载：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创造的。无论在任何时候，要证明这种说法的荒谬，人们只需要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数一数肋骨到底有几根。

男人和女人的肋骨数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

然而，这个“真理”竟然一直被奉为圭臬，直到佛兰德解剖学家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于1543年彻底将其证伪。

这再一次证明了由于我们对错误的恐惧，由于我们保持现状的强烈欲望，错误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几乎永远地存在下去。

培根最伟大的成就在于，他挑战了限制人类长达数百年的教条化知识体系。

像古希腊人一样，他指出科学不是为了捍卫真理，而是为了向真理发出挑战，科学在于试验与学习的勇气。

他写道：“科学真正的、合法的目的无过于此：赋予人类新的发现与力量。”

他还对证实性偏见的危险性做出了警告：

人类理解力一经采取了一种意见之后（不论是作为已经公认的意见而加以采取或是作为合于己意的意见而加以采取），便会牵引一切其他事物来支持、来强合于那个意见。

纵然在另一面可以找到更多的和更重的事例，它也不是把它们忽略了，蔑视了，就是借一点什么区分把它们撇开和排掉，竟将先入的判断持守到很大而有害的程度，为的是使原有结论的权威得以保持不受触犯。

培根和伽利略等伟大的思想家的工作，开启了第二次科学革命的序幕。

理论开始接受试验批判的检验了，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创造力的爆发。对权威思想的全面检验不再被认为是不敬的，而是理所应当的。错误又一次从灾难变成了优势。

并不是说先贤的思想与理论毫无价值，恰恰相反，那些经历了选择过程的理论、经历了严格检验的经验法则、经历了长期测试的实践知识以及那些错误与无数的失败，其重要性都是无法用价值来衡量的。

我们是丰厚知识遗产的受益人。如果记载了这些知识的石板被擦得一干二净，如果我们祖祖辈辈累积起来的知识有一天消失不见，我们将会陷入迷惘。

卡尔·波普尔说过：“如果我们回到亚当的时代（指仅具备原始人类的微薄知识），我们不会比他走得更远。”

但那些由权威人士提出、号称解释了世界规律而且从不会失效的理论，则是另一回事了。

这种思想及其暗含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是极具破坏力的。科学方法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直面错误的意愿来拓展我们知识的边界。

再回头想想伽利略是如何推翻亚里士多德关于重物下落速度比轻物更快的理论的（一个可能是杜撰的说法：他通过从比萨斜塔上抛下球体的试验推翻了这一理论）。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同时也象征着失败的美好力量——一个简单的试验就能推翻历史上最受尊敬的智者的理论，并为新答案、新问题和新发现的诞生铺平道路。

但这两种世界观——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昭示，一种是自下而上的发现——之间的争斗却愈演愈烈。

当伽利略使用他新发明的望远镜观察到金星的相位和月球上的环形山后，他指出宇宙的中心是太阳，而非地球。

在当时，认为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理论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

《圣经》中《诗篇》的93章1节写道：“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104章5节写道：“上帝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

《传道书》的1章5节写道：“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

伽利略邀请基督教学者用他的望远镜观察新证据时，遭到了断然拒绝。他们不愿见到任何有悖地心论的证据，这简直是认知失调的最佳例证——他们干脆闭上了双眼。

伽利略在给德国数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开普勒，我想我们应该嘲笑那些愚不可及的凡夫俗子。这所学院的学者们像蛇一样冥顽不灵，不愿睁眼看看行星、月球或是望远镜，即使我已经上千次地主动、免费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对此你又能说什么呢？就像蛇没有耳朵一样，这些学者也在真理之光前闭上了双眼。

伽利略最终被迫收回了自己的观点，但使他这样做的并非理性的辩论，而是暴力的压迫。

他被宗教法庭判决“有极大的异端嫌疑”，被迫“发誓放弃、诅咒并憎恶”自己的观点。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后被改判软禁，困在家中度过了余生。

世间传说，伽利略在签字收回自己的观点时，口中低声念念有词：“但（地球）还是在运动的。”

科学史上的这一幕证明，本书中的基本分析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最重要的时刻也得到了反映。宗教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是固定不变的。

知识是被权威人士掌握的，而非通过从错误中学习的过程发现的。因此，进步的脚步才一直被束缚，这个过程持续了远不止几十年，而是长达数百年之久。

让我们再回过头看看医疗业，错误在这里被打上了不和谐的烙印。

这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资深医生不可能犯错”的文化暗示。难怪在医疗业中，学习和改进是如此困难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资深医生无力面对自身的缺陷与弱点，甚至无法承认错误存在的可能，这一点有时被称为“上帝情结”。

同样，对刑事司法系统，人们长期以来被灌输了近乎对宗教的信念，认为自身是不会出错的。

这种信念在发生错判时格外强烈。我们此前已经看到，一位地区检察官说过：“无辜者绝不会被判有罪，不用担心。这从理论上看就不可能。”

如果系统如此完美无缺，为什么还要改革呢？

科学在其昌明时期，对待错误的方式与上面截然不同。这种方式建立在还有很多知识要学习，还有很多真相等待被发现这样一种积极的观念之上。

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说过：“科学与早期探求真相的方法之间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在于科学家愿意让自己的想法接受检验，因为他们不认为这些想法是完美无缺的……要把问题放在自然环境中，如果它们行不通，就要改变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