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白之后， 终于有一群中国人敢再仗剑天涯 李白是中国个人浪漫主义的一个巅峰，自从李白骑鲸捉月去后，中国文化中的这一脉断绝。 杜甫的国家叙事，李商隐的锦瑟绮怀，白居易的长篇巨著，都少了一分浪漫潇洒，似乎只有李白，是那么独特，仗剑天涯，任侠使性，让中国人看到另一种人生。 之后宋明理学，满清文字狱，中国人思想被戴上重重镣铐枷锁，而李白所代表的文化气质，经此断绝。 谁曾想到，1200年后，中国香港，一位随着时代变幻流落至此的北京青年，终于再拾起李白的长剑，一舞剑器动四方，将中国文化中的任侠潇洒气质续上，此人，便是开创了中国武侠电影的导演——胡金铨。  你会说，一个拍武侠片的商业导演，出品的都是些迎合大众口味的电影，怎么能和中国诗仙李白的气质相比？我肯定是在胡说八道吸引眼球了。 但我自有道理。武侠电影作为中国唯一的本土类型片，它究竟代表着怎样一种文化呢？是打打杀杀的感官刺激？还是梁山好汉自行审判的劫富济贫？ 尽管上面这些元素都是武侠片里有的，但武侠片的意义绝非如此。武侠片最关键的精神，是在不自由的世界里坚持一种自由的活法。  我们想想看，真正意义上的侠客，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李白的形象，现在都是诗仙，可是李白在四十三岁的时候才被皇帝召见，当了翰林供奉。在此之前，他一直都是仗剑天涯的侠客，四处求学游历，精通剑术，任侠使性。 这与他的身世有关，他出生商人家庭，虽然有些钱，但商人子弟不允许参加科举。他的上升通道，被巨大的枷锁困住，他是不自由的，他有才华，但是传统的上升通道连门都不给他进。 可是，有着这么多枷锁限制的李白，却活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潇洒最自由的人格。 所谓高力士脱靴，杨贵妃磨墨，天子呼来不上船这样的典故，自然只是传说，但是这些传说不加上别人身上，而加在李白身上，说明李白在人们心中就是一个可以靠气势让权贵礼让三分的人，这方面气质拿捏的死死的。 李白就这样在不自由的世界里，坚持着自由活法的大侠。 李白之后，中国平民再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尊敬，中国文化里也再不见这样的自由气质。后世小说中仿佛见到了一点传承，比如《水浒传》里的好汉，《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可好汉最终想的是招安，孙悟空最后也戴上了紧箍咒，终归还是不自由。 只有1000多年后，在底层文人之间兴起的武侠小说，侠客们在一个架空世界里自由自在的生活，堪称继承李白自由气质的奇葩。  2、 第一个把中国武侠片带向世界的人 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武侠电影，是1928年上映的《火烧红莲寺》，改编自中国第一位武侠小说名家平江不肖生的小说《江湖奇侠传》。尽管上映时万人空巷，但是武侠片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显得格格不入，被国民党政府查禁。 此后武侠电影绝迹于中国大陆，一些武侠电影人才纷纷流落到香港、台湾地区，而胡金铨便是开创武侠片新风格，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类型片带向世界的第一人。 1932年，胡金铨出生于北京一个官僚家庭，祖父曾做过山西巡抚，父亲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49年，江山鼎革，父辈受难，父亲被关进了热河改造营，几年后死去。刚刚上到高二的胡金铨，因为时代背景，不得不辍学流落到香港，在香港，没有人认他的大陆文凭，他想要报考大学遭到拒绝。 无奈之下，胡金铨只好去工厂当学徒来维持生计。此后，他做过多份工作，都是在社会底层讨口饭吃，因为脾气倔强，经常丢掉工作。  青年胡金铨 1951年，19岁的胡金铨误打误撞进入了香港电影行业，从最基层的打杂开始做起，此后，他在香港电影圈打拼十余年，1966年，拍出了个人第一部武侠电影《大醉侠》，第二年又拍出了开创中国武侠片新局面的《龙门客栈》。 《龙门客栈》的出现，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中国武侠片的格局。  胡金铨之前的武侠片，可谓“怪力乱神”，什么“隐形遁迹、空中飞行、口吐飞剑、掌心发雷”，简直如同杂耍一般，难登大雅之堂。 胡金铨影片中侠客们的打斗，也是一招一式都有交待，每一道力量都有源头，每一次出招都有来回，高手们的对决，更是充满了韵味。犹如日本导演黑泽明拍的武士电影，一招一式都是道的体现。  由于是道具出身，胡金铨的电影风格还有一个现在看起来不可能的习惯，就是对道具的考究。他甚至可以为了一块旧布的质感，不用做旧的手法，而是直接让这块布放着自然变旧，在花了几年建起一个场景后，会故意放火烧掉一些建筑，来营造真实的感觉。 1971年，他花三年时间拍摄了《侠女》。在当时流水线作业的香港影坛，能够给他三年时间来拍一部武侠片，是很难得的。 对于品质的精雕细琢，终于有了回报，《侠女》获得了28届戛纳电影节最高技术委员会大奖，胡金铨一下子成了国际知名导演，而中国的武侠片也第一次走向了世界。 《侠女》中最为著名的桥段，就是那场竹林大战，后来多位华人导演都有致敬这个桥段的作品。比如李安的《卧虎藏龙》和张艺谋的十面埋伏。   3、 武侠中的自由， 究竟是怎样的自由？ 武侠片和武侠小说双剑合璧形成的武侠文化，在华人世界影响极大。 金庸小说鼎盛时期，有“凡有华人处，都读金庸书”的传说。而武侠电影，更是凭借着光影艺术走进了每一位华人的生活。 看武侠，主要是过瘾。 中国自古有游侠的传统，有拔刀相助的传统。可是现实中，这些仗剑天涯的侠客，要么就是被官府查禁，要么就是向生活妥协。《水浒传》里的阮小七，花名“活阎罗”，年轻时何等英雄，可是老了以后，不断妥协，以至于被乡绅欺凌，最后忍无可忍杀了恶霸全家。  辛弃疾文武双全，曾经带着几百人杀入敌军大营，取叛贼首级，可是老了还是“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人是活在现实里的，英雄一世，却逃不过饥寒穷三个字，英雄至此未必英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千百年来，只有李白一人。 武侠世界里，并没有现实的烦恼。侠客们个个都是李白，都是千金散尽还复来，都是仗义疏财走天涯，即便是有着深厚历史背景的胡金铨和电影，金庸的小说，侠客们也极少为现实琐事牵绊，政府和江湖，是两个互相管不着的世界。 这样的自由是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国家和时代所未有过的，对于华人来说，更是心驰神往。 但如果光是过瘾，就会演变成各种“怪力乱神”的江湖杂耍和特技堆砌，武侠也变没了灵魂。胡金铨影片中的侠客，总是孤独的行走在苍茫的天地之中，如同行走的中国画卷。  在他的代表作《空山灵雨》里，更是把境界上升到了哲学层次。 这部电影里用了大量佛教典故，比如和尚们在众裸女戏水的池边讲经说法，比如把世人觉得最珍贵的宝物烧掉等等，充满了禅意。 胡金铨把中国文化的精髓注入到武侠之中，武侠片便有了灵魂。而自从胡金铨之后，尽管许多华人导演都向他致敬，但还是难以学到他的韵味。 现在的武侠片成为了民族英雄主义的道具，黄飞鸿、李小龙、叶问，都是一个弱小民族受到欺辱时奋起反抗的英雄，观众们在银幕上一次次痛打外国人的桥段里获得了廉价的民族主义快感。 在这一点上，胡金铨和李白何其相似，自由人格和潇洒气质失传，只剩下沉重的“国仇家恨”，被玩笑似的一次次上演。 我是异史君，欢迎关注华人志，记录500年华人传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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