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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危害极大，但在这几十年后发生的“泾原兵变”的危害不在其下，同样差点让唐朝灭亡。 公元783年，暨大唐建中四年十月的一天，唐朝的第九位皇帝唐德宗李适在一群宦官的簇拥下匆忙离开了大明宫，前往奉天(今陕西乾县)，作为唐朝历史上第三位逃离长安的皇帝，这次迫使皇帝逃离京城的事件就是“泾原兵变”。 事情的起因要从公元763年说起，随着以新任范阳节度使李怀仙自前线送来的史朝义首级为标志，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安史之乱的主谋及继任者虽然已死，但投降的叛军又聚集在降将李怀仙、田承嗣、李宝臣等人周围，形成了表面统一，实际割据的范阳（河北北部）、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成德（河北中部）等“河北三镇”，严重威胁着唐朝的统治。 公元779年，唐德宗李适继位后，面对骄横跋扈、不遵王化的河北三镇，新皇帝决定用武力铲除。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要求德宗任他为新任成德节度使，继承父亲，但被德宗拒绝。李惟岳于是联同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及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一同举兵谋反。唐德宗先后调动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军节度使李抱真、淄青节度使李希烈等部平叛，怎奈战事不顺，各路大军止步不前，甚至李希烈倒戈一击，在汴州自立为帝。  为扭转战局，唐德宗又令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士卒增援前线。泾原士卒途径长安时希望能得到朝廷的优厚赏赐，其实也就是马上要上前拼命了，希望皇帝也拿点好处出来，这命不能白拼啊。但结果一直到离开长安城都一无所得。德宗也下过诏，让京兆尹王翃犒赏军队，但京兆尹王翔只赏赐了粗茶淡饭，士兵们十分愤怒。扬言道：“我们离开父母，妻子，儿女。要与敌人死战，但是却吃不饱，怎么能以草命对抗白刃呢！国家的琼林、大盈两座仓库，宝货堆积无数，不取此以自活，又去哪呢。”说着就打算杀回长安找皇帝要个说法去。姚令言就说：“到了东都洛阳就会有厚赏，你们不要鲁莽行事，这不是一条活路”。但是这种群情激愤的时候，一般你开这种空头支票都没用，果然，没一个听他的。士兵用长戈把姚令言架出去了。姚令言又急忙跑回长安上奏德宗，德宗听到后大惊，急忙命令赏赐布帛二十车，并让普王与学士姜公辅前往安抚，但没想到，已经来不及了，二人刚走出宫门，叛军就已经斩断城门，陈兵与丹凤楼下了。德宗一听说叛军到门口了，立马就跑了。 从整个事件来看，出现这样的事其实也是必然。 首先，唐德宗确实太不地道了，自古以来皇帝还不差饿兵呢，怎么能对即将上阵的将士就给点粗茶淡饭了事呢？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德宗干的啊，这是京兆尹王翃干的。没错，事情确实不是德宗干的，但大家想想德宗要是重视这个事，京兆尹还敢这么干吗？他要是一开始就拨二十车布帛，事情还会闹这么大吗？说到底，还是当领导的一开始就没重视这个问题，也说明了德宗不知兵，不懂带兵之道。 其次，唐朝已经到了极其虚弱的地步，皇帝自己连一只可靠地军队都没有，说白了就是没有刀把子。兵变发生后，按理说皇帝身边的中央禁军应该站出来保卫长安，保卫大明宫，但为什么叛军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就进了长安呢？德宗为什么直接就跑了，如此没有平叛的信心呢？唐德宗继位就免去了宦官的领军权，换上了一个叫白志贞的官员统领，这本来是唐德宗初期励精图治的表现之一。原因就是，所谓的禁军早已徒有其名，朝廷早就只剩个空壳子了。 “乱兵已陈于丹凤阙下，促神策军拒之，无一人至者。”（《旧唐书》）  兴元五年五月，德宗在神策军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河东节度使马燧等部的拥护下才又从奉天(今陕西乾县)杀回了长安。唐朝在遭此大难后，相比德宗的一蹶不振了、不理朝政，危害更大的是，一则，中央的虚弱进一步暴露在天下藩镇面前，原来朝廷连区区几千人都挡不住了；二则，德宗从此以后让宦官掌军，以致拥有军队的晚唐宦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实力的宦官，而拥有军队的宦官不仅没有辅助皇帝安定天下，相反，军队成了他们争权夺利，“安定”皇帝的工具。后世的唐文宗就曾说“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从此，唐朝就在藩镇割据、宦官弄权的漩涡中一步步沉沦，直至灭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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