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陈平原：林纾与北京大学的离合悲欢（上）

本文转自：文艺争鸣

谈论某位名人与某所名校的历史联系，一般都捡好听的说，似乎总是“天作之合”。其实，名人与名校的相遇，有时相得益彰，有时矛盾重重，有时明珠暗投，有时反目成仇，很难一概而论。时过境迁，无论校史还是人物传记，大都喜欢为尊者讳，采取息事宁人的策略，而不太愿意触及那曾经有过的伤疤。

在名人漫长的一生中，与某名校的接触，有的举足轻重，有的则水过无痕。若是前者，值得认真追究。入职大学堂，对林纾来说当然很重要；反过来，北大校史上的林纾，也并非可有可无的角色。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与北京大学的激烈冲撞，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史及思想史上重要的篇章，自是不能轻易放过。考虑到林纾的木强多怒、任侠使气，且以译述《巴黎茶花女遗事》著称，描述此跌宕起伏的有趣故事，我故意选择了言情兼武侠的词汇——“离合悲欢”。

 

一、   传经门左已千人

 

1921年10月，临近七十岁生日，林纾作《七十自寿诗》二十首略述生平；因怕过于“自炫”，没有公之于众，只是将部分手稿交给弟子朱羲胄收藏，这就是朱撰《贞文先生年谱》卷二收录的十五首诗作[i]。李家骥等整理《林纾诗文选》，收录今福建图书馆藏十八首，多出的三首，“不知抄自何处”[ii]。除了“畏庐身世出寒微”、“傲骨原宜老布衣”的第一首，最关键的是第十二首：
 

宦情早淡岂无因，乱世诚难贡此身。

迻译泰西过百种，传经门左已千人。

自坚道力冥机久，不饮狂泉逐世新。

坐对黄花微一笑，原来有味是能贫。[iii]

 

因“能贫”且“傲骨”，并有一技之长[iv]，故一辈子看淡“宦情”——这与前几首所吟咏的谢绝贵人荐举，可谓一脉相承。至于自家功业，除了“迻译”，就是“传经”——这两句各有精彩的自注。“迻译”句是：“余同通西文者译泰西小说近一百五十种，今合百种为余丛书”；“传经”句则云：“娄东授经，门左千人，门右千人，余已过之”。前者可纠正学界关于林纾不乐意人家称他为“译才”的说法[v]，那只不过是为了强调自家古文成就的一种叙述策略；后者则牵涉甚广，需略作解释。

单看字面，所谓“门左千人，门右千人”，典出《韩诗外传》卷六，晋平公面对“不好士”的讥讽，辩解称：“吾食客门左千人，门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赋；暮食不足，朝收市赋。吾可谓不好士乎？”[vi]至于“娄东授经”，说的是晚明江南读书人所建立的兼及政治与文学的复社，其领袖人物为“娄东二张”张溥、张采[vii]。这些遥远的“古典”，必须与林纾诗文中的“今典”相对读，方能确定其真正内涵。

1907年2月，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毕业，离校前夕，举行了告别仪式：“尊行者为客，留者为主，三揖。主人读颂词祝客，客亦具答词报主人。”礼成，林纾以图纪其事，再配以这篇精彩的“教育史论”：

 

古者以广居集群士，惟汉宋之太学为最盛。汉成帝谓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于是增弟子员亦三千人。宋元丰二年，令太学士立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三百人，上舍百人，综二千四百人。赐缗钱及郡县田租屋课，命曰学费，其盛为唐明所未有。然而有明社事，如娄东、金沙，几于门左千人，门右千人，众亦不后于太学。自辛未至辛巳，举天下文武将吏、朝右士夫、胶庠子弟，就娄东门下者几万余人（姓名俱载金孺人会吊门籍）。然颇务声气，事标榜，遂构复社党籍。而咸非今日所谓“大学堂”者。[viii]

 

晚清国事衰微，朝廷终于采纳有识之士的建议，在京城创立“大学堂”，最初的口号是“上法三代，旁采泰西”、“远法三代，近取泰西”[ix]。只是三代之学过于渺茫，国人所能做的，基本上都是“旁采泰西”。因“大学堂”建在京师，且遥领全国学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在长安设立的太学。作为全国最高教育机构，历代太学、国子学、国子监，与晚明“文章足以追古作，议论足以卫名教，裁量人物，讥刺得失，执政闻而意忌之，以为东林之似续也”的复社[x]，本不可相提并论；可林纾不管这些，只看中读书人聚集在一起，人数多，且影响大。复社创始人张溥早年在文章方面曾师法金沙周钟（介生）[xi]，故这里娄东、金沙并举。至于描述复社如何声势浩大这段话，应是从清人杜登春所撰《社事始末》脱胎而来[xii]。不过，虽如此溯源，林纾还是承认，无论汉宋太学，还是晚明复社，都与今天的大学堂不一样。

虽说“大学堂制，盖类古太学”，可实际教学内容及讲授方法大不相同。大学堂分科受业，且有毕业年限——“积五年毋旷毋辍，而皆竟其所业以去”。这个制度是被“天下方多事”的局面逼出来的，眼看列强环伺，国将不国，只好新旧并举，“欲以所学淑天下”。从两千年前的太学，说到近在眼前的师范馆——“今诸君各怀宿学，归率其乡与州，所责亦滋重矣”[xiii]——如此兼及稽古与励志，可谓用心良苦。

1913年春，也就是被迫离开北京大学前不久，林纾撰《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文中提及自己在大学堂的教学情况：

 

是时，分科立，余遂移主文科讲席，听讲者三十余人。辛亥之交，南士多以事不至，有自经科迁入文科者，为数亦三十有二。余则治经与史者合之，且百数焉。[xiv]

 

这里统计的听课人数，仅限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年。此前此后呢？林纾到底教过多少学生，真的当得上“传经门左已千人”吗？大学方面只记教员的入职与离去，不会有授课学生总数的计量，但林纾本人心里有数。1919年所撰《赠张生厚载序》中，有这么一段：

 

计余自辛丑就征至京师，主金台讲席，莅学者可四百人；主五城讲席十三年，先后毕业几六百人；主大学讲席九年，先后毕业者千余人；又实业学校二百七十人，今之正志学校，又四百人矣。视娄东之门左千人，门右千人，不审如何。[xv]

 

林纾统计自家一辈子教书业绩，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1901年晋京担任金台书院讲席说起，以前的不算；第二，兼及中学与大学，不分轩轾；第三，撰写此文前两年（1917）组织的文学讲习会[xvi]，虽反响很好，且日后有朱羲胄笔记的《文微》刊行，但因不是正规学堂，听讲人数没有统计入内。可单是上述五校教过的学生，就有两千六七百，难怪林纾对自家“传经”的事业非常自信。

可林纾忽略了一点，传统书院的山长与现代大学的教授，其职责与效果是很不一样的。现代学堂（尤其是大学）讲授的科目很多，每个教员只负责其中一小部分，很难说所有听过你课的，都是你的门生。同样传授古文，姚鼐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与林纾在金台书院、五城学堂以及京师大学堂或北京大学教书，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你只是现代学堂中众多授课教师之一，那些受制于学堂章程而进入教室听讲者，有人喜欢，有人崇拜，有人厌恶，有人反叛，不好都称其为“弟子”。你教过的学生固然很多，他听过的课程也正不少，除非“两相愉悦”，否则，这师生关系是很不稳定的。因此，当年黄侃在北大教书，特意区分“听课学生”与“及门弟子”——必须是叩过头、奉上礼、常追随的，才是真正的“门生”，也才值得认真地“传道授业解惑”[xvii]。

回到《七十自寿诗》的自我表彰——译小说与教古文，确实是林纾的两大功绩。只是自新文化运动兴起，林纾的“迻译泰西过百种”备受褒奖，而“传经门左已千人”则乏人问津。这里暂时搁置其翻译业绩，也不谈其小说与古文的成就，就从林纾的“主大学讲席九年，先后毕业者千余人”说起。不是说中学教书不重要——如日后为林纾传话、转文而被北大除名的张厚载，便是其在五城学堂教过的学生[xviii]——而是材料零落，不如任教京师大学堂之“有案可稽”。

当然，林纾教大学的经历之所以“意味深长”，值得认真钩稽，很大程度是因此举与其日后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密切相关。

 

二、   何时入职大学堂

 

首先必须弄清楚，林纾到底在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任职多少年。因本人前后说法不一，害得弟子朱羲胄编年谱时左右支绌。上引林纾于离职前夕所撰《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开篇就是“自余至大学八年”；《赠张生厚载序》则称“主大学讲席九年”；而《南昌杨君若臣家传》说的是“余主大学讲席九年，辛亥之乱迁居天津，始辍讲”[xix]。朱编《贞文先生年谱》考辨林文，一说“据此，知先生自云八年者为正，九年者为讹”；一说“先生自清光绪丙午主讲大学，及此盖九年矣，云八年，当为讹”[xx]。为慎重起见，朱羲胄还查阅了北京大学旧档，发现林纾任京师大学堂预科及师范馆经学教员的准确时间是光绪三十二年八月至宣统元年十一月；任分科大学经文科教习则是宣统二年正月至民国二年三月。这与我们今天见到的档案资料是一致的，只不过朱谱的“十一月”乃笔误，应为“十二月”[xxi]。

结合林纾自述及相关档案，林讲学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的时间，起于1906年9月，讫于1913年4月。实际任教时间六年半，即便算虚岁，也只有八年。所谓“主大学讲席九年”云云，肯定有误。不过，这里说的是“讲席”；若是“任职”，那又另当别论了。因为，1903年林纾任职京师大学堂译书局；若从那时算起，到“辛亥之乱迁居天津”，倒是刚好九年，只是其间并非都是“主大学讲席”。

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编刊《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到今天北京大学出版的各种校史书籍，从来都承认“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乃北大历史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林纾与北大结缘，应从1903年算起。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注意到这一点，提及1902年京师大学堂重开编辑教科书的译书局，接下来称：“张百熙还请当时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来到京师大学堂任译书局总办，林纾为副总办。”[xxii]这个说法广为传播，可惜在我看来是以讹传讹。

1902年4月11日管学大臣张百熙《奏报大学堂开办译书局折》，称“查有直隶候补道严复精通西文，于中学尤有根柢，于所译各书类能融会贯通，不失本旨，堪以派充译局总办”，只字未及所谓的“副总办”林纾[xxiii]。1903年12月编刊的《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其中包含《京师大学堂教习执事题名录》，严复的头衔是“译书局总办兼考校处”，魏易乃“译书局分译”，林纾则是“译书局笔述”[xxiv]。

那有没有可能林纾一开始是“笔述”，后晋升为副总办呢？这个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理由是，在当初的制度设计中，“笔述”的位置较低，尚不及“分译”。这点，从薪酬可以看得很清楚。光绪二十八年（1902）制定的《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规定总译“月薪京平足银三百两”；分译或一百二十两，或一百两；笔述或六十两，或四十两[xxv]。林纾拿的是哪一级薪酬呢？恰好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2月）的《大学堂译书局癸卯年十二月份报销册》保存下来了，上面写得很清楚：总译严复三百两，分译曾宗巩一百二十两，分译魏易一百两，“笔述林举人十二月份薪水银六十两”[xxvi]。

考虑到译书局的整个工作流程是：“由总译择取外国通行本，察译者学问所长，分派深浅专科，立限付译”。而“笔述”的责任只是“以佐译员汉文之所不及”[xxvii]，薪酬较低完全可以理解。很难想象，位置低、薪酬少、完全不懂外文的“笔述”林纾，会被委任为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副总办”。

至于林纾到底在译书局工作多长时间，一般认为1904年3月严复辞去译书局总办职，出都赴上海，这译书局也就停办了。可林纾1904年6月所撰《<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序》，并不支持这一说法：

 

挚友仁和魏君春叔，年少英博，淹通西文，长沙张尙书既领译事于京师，余与魏君适厕译席。魏君口述，余则叙致为文章。计二年以来，予二人所分译者，得三四种，《拿破仑本纪》为最巨本，秋初可以毕业矣。[xxviii]

 

也就是说，起码到这个时候，林纾还在为译书局效力。查1903年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出版的《民种学》与《布匿第二次战纪》，都署林纾与魏易合译。至于篇幅最大、预计1904年秋译毕的《拿破仑本纪》，第二年8月由京师学务处官书局出版。

1905年10月，商务印书馆刊行林纾与曾宗巩合译的《斐洲烟水愁城录》，书前有林序，提及：“近年与曾、魏二生相聚京师，乃得稍谈欧西小说家言，随笔译述，日或五六千言，二年之间，不期成书已近二十余种。”[xxix]此序撰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不管此时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命运如何，林纾与译书局分译曾宗巩、魏易的合作依然很愉快。照钱锺书的研究，这段时间林纾的翻译“精神饱满而又集中”，“随时随地准备表演一下他的写作技巧”[xxx]。

尽管没办法敲定林纾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停止领薪水的准确年月，但1906年9月正式成为京师大学堂教习之前，林纾任教五城学堂的同时，已经以“笔述”的身份，借助译书局的工作，参与到京师大学堂的文化事业中。这本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只因译书局命运坎坷，加上译书毕竟不同于讲学，这才导致日后林纾在谈及大学堂工作时前后矛盾。换句话说，林之“主大学讲席”，起讫时间很容易确定；至于此前参与译书局的工作经历，到底该怎么算，有点含糊。我的看法是：不管译书局何时关闭以及如何善后，林纾与北大结缘，当从1903年入职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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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朱羲胄：《贞文先生年谱》卷二第46—48页，《林琴南学行谱记四种》，台北：世界书局，1961年。

[ii]李家骥等整理：《林纾诗文选》168—1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

[iii]见朱羲胄《贞文先生年谱》卷二第48页、李家骥等整理《林纾诗文选》170页。前者“乱世诚难贡此身”，后者“末造诚难贡此身”；前者“今合百种为余丛书”，后者“今成书者百种，为余丛书”。

[iv]林纾《晨起写雪图有感，因题一诗》（见朱羲胄《贞文先生年谱》卷二第24页）云：“十年卖画隐长安，一闻时贤胆即寒。世界已无清白望，山人写雪自家看。”晚年林纾曾在《文学旬刊》上登《畏庐更定润格》的广告：“亲旧孤孀待哺多，山人无计奈他何？不增画润分何润，坐听饥寒作甚么！”参见张旭、车树昇编著《林纾年谱长编》第371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

[v]关于“林纾不乐意被称为‘译才’”，最广为传播的是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中引述陈衍语：“琴南最恼人家恭维他的翻译和画”；“你读了他的翻译，应该进而学他的古文，怎么反而向往外国了”，见钱锺书《七缀集》（修订本）第102—1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vi]韩婴：《韩诗外传（二）》第86页，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

[vii]《明史·文苑·张溥传》云：“（溥）与同里张采共学齐名，号‘娄东二张’。”张廷玉等撰《明史》第494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viii]林纾：《大学堂师范毕业生纪别图记》，《畏庐文集》54页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

[ix]参见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康有为政论集》第3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和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时务报》第7—8 册，1896年10月）。

[x]黄宗羲：《刘瑞当先生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326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

[xi]眉史氏（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称:“时娄文卑靡，两人有志振起之。溥矫枉过正，取法樊宗师、刘知几，岁试乃踬。闻周介生倡教金沙，负笈造谒之。三人一见，相得甚欢，辩难五昼夜，订盟乃别。溥归尽弃所学，更尚经史，试乃冠军。”见中国历史研究社编《东林始末》第174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47年。

[xii]杜登春《社事始末》云:“自辛未至辛巳，娄东之局，几比尼山。举天下文武将吏，及朝列士夫、雍庠子弟，称门下士从之游者几万余人。其姓名俱在金孺人会吊门籍，余入赘时得阅之，亦一大观也。四方会吊毕，退而大集于虎丘，为复社最盛事。”见《社事始末》第4页，收入丛书集成初编本《东林始末（及其他两种）》，北京：中华书局 , 1991年。

[xiii]参见林纾《大学堂师范毕业生纪别图记》，《畏庐文集》54页下。

[xiv]林纾：《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畏庐续集》第20页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

[xv]林纾：《赠张生厚载序》，《畏庐三集》第14页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

[xvi]林纾《送林生仲易之日本序》称：“丁巳冬，余开讲演会于京师，授《左》《史》《南华》及汉魏唐宋之文。”见《畏庐三集》第12页下。

[xvii]参见杨伯峻《黄季刚先生杂忆》，《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与学术》第162页，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

[xviii]林纾《赠张生厚载序》开篇就是：“张生厚载，既除名于大学，或曰为余故也。”《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1日载《张厚载来函》称：“林先生系生在中学时之教师，与生有师生之谊”。

[xix]参见《畏庐续集》20页上、《畏庐三集》第14页上、《畏庐三集》第25页上。

[xx]朱羲胄：《贞文先生年谱》卷一第35页、卷二第3页，《林琴南学行谱记四种》。

[xxi]参见朱羲胄《贞文先生年谱》卷一第35页、43页，《林琴南学行谱记四种》。另见庄吉发《京师大学堂》第161页、163页，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70年；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341页、3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不过，档案所记“三月”，应是阴历。查林纾1913年3月10日给五儿林璐写信：“大学堂薪水，截至阴历三月止，四月便停课不上堂”；同年3月29日再次去信：“大学堂停课，四月起薪水停支”（参见夏晓虹、包立民编注《林纾家书》，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准确地说，林纾彻底离开北京大学的时间是1913年5月6日。

[xxii]参见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第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xxiii]《管学大臣张百熙奏报大学堂开办译书局折》，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1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xxiv]参见潘懋元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第2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

[xxv]参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195页。

[xxvi]参见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222页。

[xxvii]参阅《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之“设员”，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194页。

[xxviii]林纾：《<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序》，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14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xxix]林纾：《斐洲烟水愁城录序》，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157页。

[xxx]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中将林译分为两个时期，以1913年为界，后期老手颓唐，前者则精神饱满，参见《七缀集》（修订本）第9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