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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也就是苏轼去世一年之后，朝廷追贬元祐党人，禁元祐学术，对'苏学'的迫害打击也全面拉开。 元祐党人，是在宋哲宗年间反对'新政'的一派，苏轼、苏辙兄弟，以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lěi]都位列其中。 宋徽宗执掌大权后，用蔡京为相，重奉新政，一百二十名元祐党人被定位奸党，由徽宗亲自书写姓名刻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称为'元祐党籍碑'。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永不录用。后来，更增元祐党人为三百零九人，蔡京手书姓名，发到各州县，让各地仿效京师，立碑'扬恶'。 在这样的背景下，崇宁二年（1103年）四月，诏毁三苏、黄庭坚、秦观等人文集。崇宁三年、宣和六年（1124年），朝廷又两度重申禁令，除毁苏轼诸人文集。一时间，苏轼'平日门下客皆讳而自匿，惟恐人知之。' 朝廷的禁令，似乎表面上限制了苏轼诗词、文章的传播。但实际上，苏轼虽已逝，禁令虽严苛，却都无法根除'苏学'对徽宗年间文坛的影响，因为苏轼的拥趸无处不在，且用各自的方式，继续对'苏学'进行支持、继承和发扬。 宋徽宗赵佶 首先，一小部分刚直的苏门子弟，怀着对苏轼人品和诗文的敬仰，对抗朝廷的文化禁令。苏轼在世时，提携指点过很多有才华的晚辈，他们聚集在苏轼周围，成为苏轼的门生。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听闻苏轼病逝的噩耗后，于颍州举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师。他的作法触怒朝廷，崇宁元年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别驾，安置于黄州。作为逐臣，他只能在柯山旁租屋居住，荒树枯木，蓬蒿满眼，令人惆怅。但在柯山脚下，张耒与苏轼弟子潘大临结为紧邻，两人彼此安慰，共守大节。尽管政治环境恶劣，生活困苦，但张耒始终没有向蔡京集团屈服。他以闻道苏轼自负，终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击也不后悔，且引以为人生最大的志趣。 '苏门四学士'的另一人晁补之，曾作祭文痛悼苏轼，他说：'间关岭海，九死归来，何嗟及矣，梁木其摧！'（《祭端明苏公文》）崇宁年间党论复起之时，他选择归隐金乡家园，超然尘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还有李廌，他也感苏轼知遇之恩，作文祭苏轼，言语悲壮：'皇天后土，监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宋史·李廌传》）徽宗年间，李廌干脆断绝进取之意，定居长社（今河南长葛市），生活清苦。 在对抗朝廷的文化禁令上，李之仪是最倔强的一个。他于元祐初年结识苏轼，在诗文创作方面得到苏轼指点。元祐年末苏轼知定州时，邀请李之仪进入他的幕府。徽宗年间追贬元祐党人的过程里，李之仪不仅屡遭贬谪，甚至还身陷囹圄，最后被编管到太平州（今安徽涂县）。但李之仪始终不改初衷，与苏轼有过诗文交往的赵鼎臣甚至称赞李之仪：'如端叔（李之仪）之徒，始终不负公（苏轼）者，盖不过三数人。'（《竹隐畸士集》）赵鼎臣敢在'苏学'被禁期间，如此赞赏李之仪，也可见他对苏轼的崇尚态度。 其次，宋徽宗的亲信、近臣里，也多有喜欢苏轼诗词文章者，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着苏轼的影响。对这些人来说，出于政治斗争需要，他们表面上必须禁绝'元祐学术'、禁绝'苏学'，但在他们心里，也许从未对禁令真正认同过。 王安中，早年曾游学于苏轼，徽宗年间他逢迎宦官梁师成、权贵蔡攸，得到徽宗信任，官至检校太保、大名府尹。他的人品虽遭非议，但'其诗文丰润凝重，颇不类其为人。'南宋周必大评价他：'时方讳言苏学，而公（王安中）已潜启其秘钥。'《艺苑雌黄》中也有同样的评价：'宣政间，忌苏黄之学，而又暗用之。王初寮（王安中）阴用东坡，韩子苍阴学山谷（黄庭坚）。'
曹组，也是深得徽宗喜欢的文臣。他曾得到苏轼奖掖，并以此为荣，说给子女听。所以其子曹勋追忆他时，说：'东坡谓先公深于明经、史学。'（《松隐集》）在徽宗年间，曹组仍和苏轼的儿子苏过，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这一点同样见于曹勋的回忆：'宣政间，先子与叔党（苏过）少尹乡契厚善。' 曹组写过一首词《蓦山溪·梅》，其中一句是：'竹外一枝斜，想佳人，天寒日暮。'他便是用了苏轼诗《和秦太虚梅花》中的'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对此，明人杨慎评价说：'徽宗时禁苏学，元宠（曹组）又近幸臣，而暗用苏句，其所谓掩耳盗铃者。'（《词品》） 徽宗年间，排挤元祐党人最坚决的，就是权相蔡京，但蔡京的儿子蔡绦，在这一点上却和其父有不同的倾向。蔡绦撰写《铁围山丛谈》，'至于元祐党籍，不置一语，词气之间，颇与其父异趣。于三苏尤极意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这些人，他们表面行动与内心认同的脱节，为苏轼诗词文章的传播，留下了空间。 第三，北宋后期，苏轼已拥有大批铁杆儿粉丝，崇拜之风弥漫于徽宗年间的社会上下层。在那个年代，苏轼就是一个明星，每到一处都有粉丝追随，好比今天的'追星族'。据《邵氏闻见后录》记载，苏轼晚年从贬谪地海南北归时，他坐在船里，'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 并且，徽宗年间朝政黑暗腐败，人们对朝廷的禁令更有一种逆反心理，对苏轼的继续崇拜，就是他们对抗朝廷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在'苏学'被禁之后，仍然出现了'四海文章慕东坡，皆画其像事之'的现象。 苏轼画像 朱弁《风月堂诗话》说：'崇宁、大观间，东坡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阳修）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据《梁溪漫志》记载，宣和年间，有一读书人携带苏轼文集出城，被守门士兵抓住，送到衙门。官员看到文集后面有一首诗，是这名读书人所作，诗云：'文章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吴道穷。才力谩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甲收拾上遥宫。'官员深感读书人的正义，又怕牵累自己，就偷偷把他放了。 《贵耳集》讲述了一个更让人动容的故事，一名道士甚至借鬼神之说，替苏轼向宋徽宗进言——'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宋徽宗）问其故，对曰：'适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毕，始达。'上问曰：'奎宿何神？'答曰：'即本朝苏轼也。'上大惊，因是使嫉能之臣谗言不入。'很明显，这名道士也是苏轼的崇拜者，借机装神弄鬼，想改变徽宗对苏轼的看法。 宋徽宗迷信道教，大约就是受到这样的影响，他始终对立'元祐党籍碑'、禁“元祐学术”感到不安。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彗星当空，徽宗怕是不好的预兆，于是诏臣僚直言朝政缺失，中书侍郎刘逵请碎'元祐党人碑'，徽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徽宗诏：'应元祐及元符末系籍人等，迁谪累年，已定惩戒，可复仕籍，许其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毁，如外处有奸党石刻，亦令除毁。今后更不许以前事弹纠，常令御史台觉察，违者劾奏。'（《续资治通鉴》） 结语徽宗年间，三令五申禁绝'苏学'，然而都成一纸空文。在禁令的反面刺激下，苏轼诗词文章更为流行、更受各阶层欢迎、更加深入人心。 一个人的人格魅力有多大，往往并不体现在他风光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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