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海，“石库门”是一种住宅的名称。据不完全估算，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前，石库门住宅约占上海市区住宅总量的60%左右，长期或曾经长期居住在石库门的人数约占城市人口的70%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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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上海城市建设的加快，有相当多的石库门里弄和住宅被拆除，还有许多石库门也将会被拆除。
△ 1946年航拍的苏州河浙江路桥周边。密布大片的石库门里弄，城市的纹理格外清晰
石库门在许多上海市民中留有深刻的记忆，有的人希望保护孩提时美好的回忆，保护石库门，而许多人对拥挤不堪的“七十二家房客”的石库门深恶痛绝之，希望政府尽快出台政策，拆除或改造石库门住宅。
1872年12月27日《申报》刊登“房屋出租”广告一则，目前所知，“石库门”一词最早出现在这里。由于没有标点符号，许多人读不通这简单的“房屋出租”广告，问题在于他们把“石库门”理解为“房子”，而这里的“石库门”并不是“房子”，而是指“弄堂”或“弄堂的出入口”，即弄堂的大门。
△ 1872年12月27日《申报》刊登的“房屋出租”广告
启者：今有新造厅式楼房一所，在石库门内，计十幢，四厢房后连平屋五间。坐落石路中三元轩弄内。倘有 贵客欲租者，即请至老闸养德药铺间壁弄内，向本号面议可也。九月二十七日
“今有新造厅式楼房一所，在石库门内，计十幢”，10幢楼房在“石库门”内，无法理解吧。这里的“石库门”不是住宅，而是“弄堂”或弄堂的门头，意思是这10幢房子在一条有“石库门”门头的弄堂里。
《点石斋画报》是近代上海出版的大型综合性时事画报，随《申报》发行，图文并茂，石印出版，创刊于1884年，1898年终刊，历时近15年，总共绘有时事、社会、风格、奇闻之类的图约6000帧，其中与上海相关者约占十分之一强，画中绘有上海街道、建筑、里弄、住宅等，但文字中未见有“石库门”，所绘画的住宅也没有如后人理解的“石库门房子”，显然，此一时期“石库门”尚未作为一种住宅的名称出现和使用。
△ 1885年出版的《点石斋画报》绘上海老西门公阳里弄堂房子，过街楼略有所谓的“石库门”样式，房子还是上海传统民宅
△ 《点石斋画报》绘今北京东路永兴里住宅，弄堂里的住宅与“石库门”住宅一点也不像。图中可见消防救火场景
《海上花列传》是上海人韩邦庆用吴语写的描述上海洋场风情的小说，1892年起在新创刊的《海上奇书》杂志连载，以后又以《海上花》《海上花列传》《青楼宝鉴》《花明春秋》等名多次刊印，书中几次提到“石库门”一词。如第一回：（赵朴斋）呷一口茶，会账起身，径至咸瓜街中市，寻见永昌参店招牌，踱进石库门，高声问“洪善卿先生”。有小伙计答应，邀进客堂，问明姓字，忙去通报。
实夫收了烟票，随后出了花雨楼，从四马路（即福州路）朝西，一直至大兴里，远远望见老娘姨真个站在弄口等候。比及实夫近前，娘姨方转身进弄，实夫跟着，至弄内转弯处，推开两扇石库门，让实夫进去。实夫看时，是一幢极高爽的楼房。
从上引的两段文字分析，称“踱（踏）进石库门”和“推开两扇石库门”，这“石库门”应该是指建筑的大门，而这两处建筑中，一幢是“永昌参店”，一幢则是四马路的“书寓”（高档妓院），这“石库门”不必一定是住宅的大门，而是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建筑”的大门。
△ 《海上花列传》插图，这个弄堂房子与石库门一点也不像。左边的车子，就是当时人所谓的消防用“皮带车”
△ 新闸路酱园弄的酱园，大门是石库门，但不是石库门住宅
△ 鸿兴当铺（北海路199-205号）的石库门
上海地处平原，没有石材，所以早期建筑以砖木结构为主，大门也大多以砖木相间门框为主，大概到了近代以后，商店为了使门面更豪华、更牢固，开始使用石条作门框，而汉语中大门被叫作“库门”，这种以石材为门框的门就被叫作“石库门”；另一种理解，沪方言中“库”与“箍”音近——这种以石为“箍”的门被叫作“石箍门”，后讹作“石库门”，亦通。
△ 位于原南市区中山南路482弄的棉阳里弄堂内景，老式石库门群落，可见比较简洁的三条石板构成大门门框造型，现已拆除“库”字从广从车，原义是泊车的地方，古代豪门的“库”一般设在大门外，所以，“库门”在古代指帝王、豪门之大门，如郑玄注《礼记·郊特牲》：“库门，在雉门之外，入库门，则至庙门外矣。”一直到近代以后，吴方言和沪方言仍把“大宅门”叫做“库门”。
△ 凤阳路448弄逸民里（已拆除）。中西合璧的门框和山花，装饰精美 ©席闻雷
孙家振（1862-1939），字玉声，号漱石，别署海上漱石生，退醒庐主人，是上海著名报人、小说家，任《新闻报》《时事新报》主笔，创办《采风报》《笑林报》《新世界报》《大世界》等小报，著作甚丰，代表作有《海上繁华梦》等。其《退醒庐笔记》中讲，他的“先人之敝庐则在沪南里篾竹街，已历二百余年，屋经三次改建，地址虽不甚宽，院落尚多空气”。他则因工作关系，独自住在租界“马立斯马安里”（今重庆北路148弄一带，该地今仍俗称“马立斯”，系老式石库门里弄住宅，现已拆除），只是逢年过节回家。
△ 1925年《退醒庐笔记》线装书
癸丑（1913年）的小年夜，他回老宅时，邻居因火烛不慎而失火，由于弄堂太窄，“皮带车”（装有消防水龙带的车子）进不去，于是“皮带车”只得借孙家振宅的大门进去，越围墙进入火场。孙家振是这样写的：“余心殊镇定，令具速启大门，延极火会（救火会）皮带车二辆驻于庭中，射水扑救，又见后户之石库门已遭燃及……”，灾后“余屋未损片瓦，家中亦不失一物，仅毁库门二，及门上石梁一、石柱一”。孙家振仍把自己老宅的大门叫做“库门”，而相邻的弄堂房子叫做“石库门”。我手头有份民国元年（1912年）的上海房屋租赁契约，所租房“坐落小东门十六铺老太平码头北首合兴里的南石库门房”，“计楼房三间，前后厢房四幢，年报全间”。这也是我目前见到的最早将这种里弄住宅叫做“石库门”的契约。
△ 薛理勇收藏民国元年上海民房租赁契约。契约中说：“凭中三面言定当交顶首壹佰捌拾元整，不另立收条。”
“石库门”本来是特指一种弄堂的或住宅建筑的大门，大约到清末民初，这种门普遍被用于上海里弄住宅的大门，于是，凡装有这种形式大门的住宅就被叫作“石库门”，而多“石库门”的弄堂就被叫作“石库门弄堂”或“石库门里弄”。
△ 清末年间拍摄福和里。建于1905年，是一处砖木二层的老式石库门里弄
-IV-
旧里与新里
衡量一个城市规模的最主要的参数有二：城市面积和城市人口。到19世纪末，上海城市人口约在80余万人。
中日甲午战争后签订了《马关条约》，其中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中规定，外国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从事贸易。《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商开始在上海投资建厂，早期工厂大多是劳动力密集的纺织厂，大型纱厂拥有职工4000人以上，中型的拥有千人以上，小型的也有几百人，上海亟需大量劳动力，也提供了大量就业的机会，吸引周边的城镇居民和农民进上海谋业。
△ 上海的纱厂，工人们在上工前进入工厂
有统计，从1900年后，上海城市人口以每年十万之数增长，所增人口大多是“进城务工者”。人口增长又刺激上海房地产业发展，这是一个规律。在农耕时代，即使在城市里，仍保持土地私人所有的状态，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属于自己使用的住宅，一块地、一幢房、一户人家是基本特征。进入商业时代后，房地产商通过各种手段将本来相连而分属多产业主的土地集中起来，开发兴建商品住宅，或对外出售，或提供出租。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建造更多的房子，建设的住宅多幢房子相连成排，即所谓的“联排式住宅”，多排住宅形成一个弄堂，所以“弄堂房子”是许多大城市的特征，只不过北人称之“胡同”，南人称之“弄堂”。
△ 位于西藏中路南京东路东南角的大庆里，建于民国四年（1915），典型的老式石库门建筑群落，可见“联排式住宅”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拆除
在上海，一般一条弄堂是一个房产商开发经营的，小的弄堂占地仅几亩，大的可以有数十亩。一个房地产商可以同时或先后开发多条弄堂。早期的弄堂一般称“里”，如春阳里、宝隆里。当上海有了几百个，甚至成百上千个“里”后，要寻找“里”就成了麻烦事，于是上海又将“里”编入道路系统，如“渔阳里”就是“霞飞路567弄”（今淮海中路567弄）。于是，原来的弄堂也被叫作“里弄”，成了上海的特色。
△ 今金陵东路300弄宝兴里，在1884年地图上分别是宝兴里、东宝兴里和西宝兴里
△ 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河南中路金陵东路周边的大片石库门住宅“租地造房”是昔日上海房地产业的行话，上海城市地价逐年上涨的趋势十分明显，所以土地业主不会轻易将土地出售，但他们缺少开发、经营的能力；而许多房地产商有开发、经营的能力，就是手头没有土地，于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房地产”模式，就是业主将土地出租给房地产商，房地产商就在租来的土地上投资建设，这就是所谓的“租地造屋”。
“租地造屋”的合同期大多为20到30年之间，合同期间，房地产商按年支付给业主地税地租，并根据合同建造规定的房子，当合同期满，房地产商无条件将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房子、设施归业主。
△ 石库门绝卖契（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其一，里弄房子是无法买卖的，只提供长期或中长期租赁，租住户不可能获得产权，上海人称之为“顶”，顶期通常为18至25年不等；其二，近代以后，上海的市政和住宅的配套设施更新较快，配套设施落后的住宅出租价较低，而配套设施先进的住宅可以租出好价钱，而上海城市里的地价昂贵，造房子的成本较低，从房地产商的角度把旧房拆除重建比保留旧房划算得多。另外，当时没有“容积率”的限制，同样的占地面积，拆除重建后可以获得更多的“建筑面积”，房地产商何不乐而为之呢。所以，房地产商既要考虑经营，又得注重节省成本，设定的房屋使用年代一般为30年左右，许多旧式里弄仅使用十几年就被拆除是常见的事。△ 1918年地图上，三条宝兴里拆除重建后合并为宝兴里
△ 1947年地图上的宝兴里，现在的宝兴里建设于1923年。这条宝兴里在约80年间至少有三次以上的拆除重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周边地区的难民大量进入上海避难，上海城市人口膨胀，许多原来的“房客”将“顶”的住宅重新分割后，出租给“难民”或来上海避难的亲眷或同乡人，变成了“二房东”，本来“一门一户”的石库门变成了“七十二家房客”。△ 抗战中日寇蹂躏下的石库门弄堂，门头为“吉祥里”
从此以后，上海的房屋租赁关系变得极为复杂，房地产商即使想收回到期的房子，拆除重建，变成了“天大的困难”。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遇上了内战，1949年后，帝国主义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全面封锁，上海的城市建设处于停滞不前的困境，才使许多建设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房子保留至今。△ 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六合路、芝罘路周边向东南方向。这片老城区很多石库门里弄仍存
这些老房子严重超期使用，加上不当使用，无法及时修缮，乱搭乱建状况严重，许多老弄堂已经成为上海城市新的“棚户区”、“贫民窟”，成为上海城市的疑难杂症。上海大批的石库门弄堂出现于清末民初，目前还在的如兴业路中共“一大”会址，约建于1919年；淮海中路567弄渔阳里，约建于1916年。
△ 江阴街的石库门 ©郭博
到上世纪20年代末，随着上海市政配套设施的改善和完备，许多地区（主要是沪西的租界）已经配备水、电、煤气以及地下排水排污系统，开始出现改良型住宅，于是，“里弄住宅”又有“老式”与“新式”之分，一般可以时间为分，早于1928前建设的是“旧式里弄”，之后就是“新式里弄”，简称“旧里”、“新里”。△ 北京东路保康里是一处比较典型的老式石库门群落
从样式来看，建设较早的石库门较多套用西方建筑中非功能性装饰，而建设稍迟的里弄住宅简化了那些非功能性装饰，外立面简洁，这样既节省了建设成本，又迎合人们的审美观。而家居配套上，“旧里”设施落后，而“新里”一般配备自来水、电灯、煤气、小卫生设施，部分还配有浴间——这也是区分“旧里”与“新里”的重要参数。△ 石库门生活的必修课：每天都要行走其上的弹格路（弹街路），以及生煤炉、倒马桶等，生活多有不便
早期建造的里弄一般以“里”作为弄堂名称，19世纪20年代后期建设的“新里”使用较多的有：坊、村（旧多写做“邨”，现在许多“文化人”为之嘀嘀咕咕争论不休，实际上，根据《异体字整理表》，“村”是规范字，而“邨”是异体字）、新村、别墅、花园等名，仅通过这些名称，也大致能够判断这是“旧里”或“新里”。△ 位于淮海中路358弄的尚贤坊是一处新式石库门建筑群落，由于陈云、郁达夫等名人曾在此居住，所以备受关注
△ 位于愚园路395弄的涌泉坊也是这一时期新式里弄的典型代表 ©邱力立
石库门住宅建造时设定的使用年限约30年，如按人的年龄作比较，上海的石库门已是耄耋之年或百岁老人，再加上长期使用不当和保养不力，绝大部分老式石库门里弄已经被房屋质监部门裁定为“二级危里”，威胁住户的生命和社会的安定。据悉，在近几年内，那些余下的“二级危里”将被纳入旧区改造范围，这理所当然是上海人民的福祉。
△ 石库门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