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

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 

一、前言

中国中古时代的佛教寺院，不论大小，往往都是一个区域的文化中心。唐朝都城长安中的一些大寺，如太宗时的弘福寺、高宗时的慈恩寺、武后时的太原寺、玄宗时的大兴善寺，都可以说是全城的文化中心；而敦煌城内的龙兴寺和莫高窟前的三界寺，则分别是沙州城内外两处重要的文化中心。在这些寺院当中，往往集中了一批通经律论三藏的僧人，逗留着一些过往和来访的文人墨客；在这些寺院当中，都集中了一批佛教文献以及儒、道经典和文学作品，在政府的官方学校衰败时，附在寺院中的寺学往往承担起基础的儒家教育任务；在这些寺院当中，也都多少不等地保存有一批属于物质文化的财富，有金银器、绢幡绘画、壁画、塑像、丝织品、染料等等。因此，中古时代的佛教寺院，既是精神文化的家园，也是物质文化的汇聚之地。

中古佛教寺院所聚集的财富，是我们今天认识当时物质文化的重要依据。由于受到佛法的保护，也由于人们对宗教的虔诚，相对来讲，佛教寺院所保存下来的物质文化要比其他同时代的建筑，如宫殿、王公贵族的宅院等等要多得多。另外，佛教僧侣对于佛经、佛像等属于“供养具”的物品，是不能随便毁坏的，他们对于残破的供养物有着一套埋葬和保藏的方法。在佛教灭法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寺院也有意识地把一些完整经像掩藏起来。通过百年来的考古发掘，我们今天已经拥有相当丰富的古代寺院出土文物，其中最有名的是唐朝都城长安附近法门寺地宫的发现。法门寺地宫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盛唐以来入藏的皇家珍宝，而且发现了记载这些珍宝的《物帐单》【1】，可以使我们对这批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获得精确的认识。

敦煌莫高窟保存了中古时期开凿的数百座石窟，其中有大量的佛教塑像和壁画留存至今。更为幸运的是1900年在现在编号为第16窟的甬道上，发现了藏经洞（第17窟），其中保存了数万件佛教文献和其他各种文献的抄本，还有近千件绢、纸绘画、幡画、丝绸制作的经帙等美术品，为我们研究中古地方寺院的物质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由实物和文本构成的双重材料。

本文就是根据9、10世纪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资料，对比绢纸绘画、壁画上的图像，来讨论中古敦煌佛教寺院中的供养具，特别是其中的外来供养物。对于这些外来供养的研究，有助于说明于阗、粟特、回鹘等各种文化因素对敦煌佛教文化的影响，可以更加深入地阐明作为丝绸之路艺术宝库的敦煌，蕴藏着多种文化财富。同时，也通过中古寺院集中的舶来品，来考察寺院和供养者两方面对于这些外来供养品的看法，并阐述其价值和意义。

二、敦煌文书所记外来供养的物品

敦煌佛教在唐朝统治时期就已经相当繁盛，吐蕃占领敦煌以后（786-848年），更是大力扶植佛教，寺院陆续创建增修，僧尼人数也迅猛增加。归义军时期（848-1036年），敦煌继续吐蕃时的宗教政策，统治者大力支持佛教，最盛时有佛寺十七所，石窟三座【2】。这些寺窟有大有小，但都多少不等地存有一批供养具。

有关敦煌寺院供养具的记载，主要是一些寺院的施入疏和什物历，年代集中在吐蕃和归义军时期。唐耕耦、陆宏基先生在前人录文的基础上，收集整理校录了这两类材料，收入所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中【3】，为我们今天探讨相关的问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童丕先生在《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一书中，亦对其中一些文书和相关的物品做过阐释【4】。郝春文先生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一书，利用这两类材料讨论了敦煌僧尼与寺院常住财产的关系、敦煌僧尼的宗教收入问题【5】。郑炳林、齐陈骏、冯培红等先生在研究晚唐五代敦煌手工业、贸易市场、对外商业贸易、贸易市场的外来商品以及粟特人等问题时，也大量使用并分析过这些材料【6】。个别重要的文书，侯锦郎、姜伯勤先生也有过研究【7】。这些研究成果，已经揭示了与本课题相关的大量文献，并且做了年代判定、名物释义等许多工作，但他们所研究的问题与外来供养无关。

本文探讨外来供养问题，特别是其中从西方传入的舶来品。敦煌文献虽然丰富，但没有集中的关于外来供养物的记载。因此首先要把取材的范围和文书资料的局限性交代一下。

敦煌的善男信女给寺院施舍时，往往写有施入疏，这是我们了解敦煌寺院供养情况的极佳材料，因为上面不仅有供养的物品和数量，也有供养者的名字。这些供养者有的是住在敦煌的外族后裔，他们的供养可以说是外来的供养。但他们供养的物品，有的是舶来品，有的则是敦煌本地的物产或自己的物品，本文讨论的重点是外来的物品，因此下面不把后者攔入。

记载敦煌寺院供养具最为丰富的资料，是各个寺院的财产帐——什物历。这些什物历分类登记寺院财产，其中有外来物品，也有本地或中原的物品，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外来的物品具体是谁施舍的，但只要是舶来品，那么追本溯源，我们就可以把它们归入外来供养物当中。而那些本地、中原，甚至东方高丽的产品，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

敦煌文书中还有一大批各寺的收入和支出帐——入破历，也登载有某人施舍某物，其中属于外来物品者，不论其供养者是什么人，我们也把它们纳入讨论范围。此外，还有一些书信、牒状等文书中也包含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以下把敦煌文书中有关外来供养具的名称、所属寺院、年代、可能的原产地、施入者等，分别加以归类整理，表列如下，凡前人已经考订清楚的问题不再重复。

除了这些明显是舶来品的东西外，还有不少丝织品、金属器皿、药物等，因为无法确定其来历，所以没有列入。因此，上表只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清单，目的是给大家一个印象，即使文书是残缺不全的，收录的范围也不是完整的，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敦煌寺院中保存有如此丰富多彩的外来供养物。

三、敦煌寺院外来供养物的来源

在上节所列的表中，我们根据物品的原产地，大体上给出一个其所由来的印象，但原产地有时并不一定就是敦煌寺院供养物的直接来源。以下据敦煌文书的相关记载，探讨一下这些供养具的真正来历。

1、吐蕃

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帝国，在公元8世纪中叶和9世纪中叶之间，乘唐朝受安史之乱的影响而不能保有西方领地之机，蚕食了唐朝大片领土，包括陇右、河西以及塔里木盆地南沿的西域绿洲王国，而且把势力深入到葱岭（帕米尔）以西，与大食（阿拉伯）势力相抗衡【8】。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也是吐蕃帝国向外扩张的最重要阶段，敦煌即是吐蕃着力维持的佛教圣地，也是吐蕃帝国东西南北驿道网络的一个重要中转站【9】。因此，许多外来品通过吐蕃对外征战的将领或士兵而捐纳给寺院，这也成为此一时期寺院外来供养的重要途径。以下试举几例：

P.2765（= P.t.1070）窦骥撰《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说这位施主令公曾“统六军以长征，广十道而开辟。北举搀枪，扫狼山一阵；西高太白，破九姓胡军。猃狁旌边，逐贤王遁窜；单于帐下，擒射雕贵人。”虽然不无溢美之词，但他曾率军西征粟特（九姓胡）地区，并向北进攻回鹘（以猃狁代指），是和当时吐蕃的对外攻战形势相符的。由于如此的功业，文中又说他“和四门入贡，匡五服输琛”，于是他“黄金布地，白璧邀工”，“爰乃卜宅敦煌古郡州城内，建造圣光寺一所”【10】。这篇功德颂是用文学的体裁记述尚起律心儿建圣光寺的经过，他立功异域，使外族朝贡，进贡珍宝，然后以黄金宝玉来建立寺院，是吐蕃最高一级的军政首长利用所得外来物品供养敦煌佛寺的一个典型事例。

Dx.1462 P.3829《大蕃古沙州行人部落兼防御兵马使及行营留后监军使论董勃藏重修伽蓝功德记》，记载了另一位吐蕃王朝派驻敦煌的高级官僚在沙州重修城东破旧伽蓝的事迹，所修佛像，“光流紫磨，色现琉璃”，“毫分绮绣，笔彩锦纹”【11】，虽然文字下残，没有直接的外来供养的记载，但从其所述佛像的外貌来看，论董勃藏也同样是倾注财力而为之的。

P.2583《吐蕃申年（828）比丘尼修德等施舍疏》中，有正月七日节儿论莽热施舍疏，其所施物品和目的有“□一匹，二丈九尺。蒲桃一斗、解毒药五两，已上勿（物），充转经僧儭。解毒药二两，充正月一日夜燃灯法仕宋教授和上□□药。”【12】节儿是吐蕃统治敦煌的最高军政长官，他对寺院的施舍物品中，也有外来的食物和药品。

从上节表中所列吐蕃时期敦煌寺院的物品来看，一些番锦可能是从吐蕃本地带来的，当然也可能是通过吐蕃之手转运来的波斯或粟特织锦，近年青海都兰出土的织物【13】，许多是从波斯或粟特地区进口的，它们或许是经过敦煌地区而转运到青海的，因此敦煌寺院中的番锦、胡锦，也可能有与之相类的材料。此外，还有大食东末禄产的织物，有带拂菻（拜占廷）纹样的金花银盏，有粟特或波斯的金银器，有于阗花毡，有西域的宝石、香料和药物等等。

2、于阗

于阗花毡在吐蕃时期就见于敦煌的寺院财产帐当中，归义军时期仍然受到当地佛寺的欢迎。于阗自10世纪初叶，和敦煌开始了持续不断的交往，于阗王室和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家族几代通婚，于阗的国王、王子、公主、使臣、僧侣都曾来到敦煌，或长或短，或留住或经行，但不论如何，由于两地同信奉佛教，所以于阗人对于敦煌佛教寺院的供养，绝不止于阗花毡一种。现举敦煌汉文和于阗文文书中的几个例子如下：

原为钢和泰（Baronvon Stael-Holstein）收藏的敦煌出土于阗语文书中记载，〔同庆〕十四年（925），一批高贵的于阗使臣到达沙州，巡礼敦煌各寺，建塔，施舍灯油【14】。

新刊俄藏敦煌文书《天寿二年（964）九月弱婢祐定等牒（Dx.2148(2) Dx.6069(1)，

记载了留居敦煌的于阗人弱婢祐定在莫高窟开窟造像时，因为缺少物资，于是写了这封信向于阗的天公主索要“胡锦裙腰一个”，又向于阗宰相、公主请求发遣“绢拾匹、伍匹”，和“绘画彩色、钢铁及三界寺绣像线色”，并请寄（东）来。此外还希求“绀城（坎城，在于阗东境）细緤□三、五十匹东来，亦乃沿窟使用。又赤铜，发遣二、三十斤。”【15】如此等等，真实地再现了于阗人供养莫高窟时的虔诚和外来供养品种的转运途径及丰富多彩。

敦煌莫高窟还曾保存下来一件“于阗国王大师从德”供养的佛塔实物，包括一座小银塔和外面的六角木塔，银塔已佚【16】，木塔现在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笔者在2000年8月参观该馆时曾经观摩。

于阗对于敦煌佛寺，特别是莫高窟的营造，做出过许多贡献，这是他们对敦煌佛寺最为重要的供养，笔者有专文探讨，此不赘述【17】。

 3、粟特

粟特人原本生活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城邦王国中，因为是商业民族，所以从魏晋到隋唐，大量粟特民众进入中国，敦煌位于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是粟特人东迁的必经之地，所以敦煌很早就有粟特人的聚落【18】。吐蕃统治敦煌，粟特聚落离散，粟特本土早已被阿拉伯势力占领，粟特人没有返回家乡，而是继续在敦煌留居下来，有的还继续从事商业活动，保持富有的生活状态【19】。粟特人原本以祆教信仰为主，他们聚居的从化乡中立有祆祠。由于受到敦煌当地强烈的佛教文化的影响，到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粟特后裔已经大多数皈依佛教了，并且是敦煌佛寺有力的支持者【20】。现举一例：

P.2912《某年四月八日康秀华写经施入疏》记：

写《大般若经》一部，施银盘子叁枚，共卅五两；

      麦壹百硕；粟五十硕；粉肆斤。

                右施上件物写经，谨请

        炫和上收掌货卖，充写经

        直，纸墨笔自供足，谨疏。

          四月八日弟子康秀华疏【21】。

康秀华应当是经商的粟特人后裔，他一次施舍给寺院三枚“银盘子”，可能是粟特产银器，此类银器已经在中国境内大量发现【22】。这里的“粉”，即“胡粉”，是从西域转运来的一种化妆品，也可以用于绘制壁画的颜料，因此为敦煌僧俗两界所用。在《康秀华疏》之后，文书记载了炫和尚转卖这四斤胡粉的收入帐目，因文书后残，已经卖出的四十九两多胡粉，共得到二百零六石五斗麦，寺院用这些粮食来支付写经和其他用途【23】。

归义军时期，敦煌的粟特人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与张议潮一道起兵推翻吐蕃统治的安景旻，应当就是当地粟特人的代表；10世纪初叶开始统治归义军的曹氏家族，我以为很有可能也是（个）粟特后裔【24】。因此，在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寺院当中，粟特人的供养依然不会停止，而上节表中一些可能出自粟特或西域的物品，可能就是喜好粟特之物的粟特后裔所施舍。

此外，归义军时期与东西回鹘王国交往频繁【25】，中印佛教的交往也仍然利用河西走廊的通道【26】，这些都会给敦煌寺院带来各种各样的外来供养，我们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四、敦煌佛寺中外来供养物的

价值与意义

对于敦煌的民众来说，佛教寺庙中的外来物品，既是稀奇的，又是珍贵的。上表所列的舶来品，基本上没有超出中古时期从西方传入中原的物品的范围，因此我们可以借助罗佛（劳弗尔）《中国伊朗编》【27】、薛爱华（谢弗）《撒马尔干的金桃》【28】、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等研究中古时期外来物质文化的成果，审视这些物品在敦煌寺院中的价值和意义。唯本文不是专门研究这些物品的物质文化层面，而是讨论供养问题，因此以下仅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例证，有关物质层面的介绍，点到为止。

于阗花毡：毡子是游牧民族和伊朗民族经常使用的织物，可以做毡帽、帐篷、坐席、鞍褥、靴子等等【29】。于阗是操伊朗语的塞人后裔，也精于制毡。1983－1984年和1992－1993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和田山普拉墓地，发掘到一些毡制品，有毡帽、服装上的坠饰、袜、衣等，墓葬年代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后4世纪，但做工颇细【30】。到隋唐五代，于阗的花毡应该更为精美，而且这种毡子保暖不透风，对于敦煌地区的僧俗民众来说非常实用。

阿难裙番锦缘：姜伯勤指出，此处所记的番锦颇为珍贵，从吐鲁番出土的联珠对狮锦和《步辇图》所绘禄东赞所穿朱地联珠立鸟纹胡锦来看，应当是典型的萨珊风格的胡锦【31】。与此同时，姜伯勤还认为，敦煌龙兴寺帐单中的“毛锦”，是一种粟特锦【32】。这些说法虽然受到质疑【33】，但无论如何，这种被称作是“番锦”或“胡锦”的织物，不论是粟特工匠织成的波斯锦或粟特锦，还是中国工匠的仿制品或出口品，它们都是充满异国情调的。我们虽然没有看到阿难裙上的番锦，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一件经帙（Ch.xlviii.001）的周边，有一圈联珠对兽纹锦【34】，十分精美，可以从中体会其他番锦或胡锦的样式和作为边饰时的用途。

十量金花银瓶子、金花银盘、银盘子、捌两半白银碗、银香炉并银师子、银金刚杵、金花陆两银盏拂临样、柒两弗临银盏并底：唐代的金银器主要是波斯和粟特系统的，或者是受波斯、粟特金银器影响而产生的中国仿制品，从功能上仍可以视作广义的波斯和粟特金银器。法门寺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说明这种贵金属制作的瓶、盏之类容器，往往被奉献给佛寺，同时，法门寺也出土了一些法器【35】。敦煌佛寺中也同样拥有生活器皿和法器两类金银器，不过总体的质量无法和法门寺出土物媲美，而且以银器为主，但其中有两件是用拂菻的样式制作的，姜伯勤直接认为是拜占廷的银杯【36】。

鍮石瓶子、新造鍮石莲花并座、新造鍮石金渡香炉并师子座具全、鍮石香宝子、鍮石盏子：鍮石即黄铜，主要产于波斯和印度，是仅次于金、银的金属材料，可以用来制作佛像和生活器皿【37】，这两者也都见于敦煌的佛寺。这些敦煌的鍮石制品有的写作“新造”，或许是由敦煌当地的工匠制作的。

其他来自西域的物品，还有琉璃瓶子，应当是来自波斯、罗马等地的玻璃瓶子；玉刀子把，应当是于阗的产物；瑟瑟一般指天青石，主要出自今天的阿富汗，敦煌和中原内陆的瑟瑟主要来自于阗；玛瑙珠子来自吐火罗（阿富汗）和粟特康国；琥珀产于拂菻，唐人则得自波斯；珊瑚主要来自波斯和狮子国（斯里兰卡）【38】。

敦煌文书所见佛寺拥有的这些高档织物、金银器、宝石、香料、珍稀药材等物品，一方面具有实用价值，另一方面也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金银器、宝石往往是制作佛像的供养具的原料，丝绸等织物既可以作为金属或泥塑佛像的衣裙，也可以作为绢幡绘画的材料，香料和某些染料如胡粉，是绘制壁画或装饰佛殿时所需要的，而药材则是僧人治病救人时所必不可少的。

用当地没有的舶来品建造的佛像，往往会比普通的铜像或泥塑要更加吸引人们的注意，这类佛像往往被赋予某种神异，而且外来物品对于当地民众来讲比较稀奇，因而往往具有了某种特殊的功能和意义。因此，不论在西域还是在中原地区，佛教寺院都着力收集外来供养物品，以吸引更多的善男信女来寺中朝拜。

在西域地区，如《法显传》记于阗：“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蓝，名王新寺，作来八十年，经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雕文刻镂，金银覆上，众宝合成。岭东六国诸王，所有上价宝物，多作供养，人用者少。”【39】可见于阗的这座佛寺，葱岭以东六国王都把上好的宝物奉献给它，以作供养。又如北魏时赴西域的宋云，曾在于阗东捍麽城南佛寺中，见到悬挂在塔上的彩幡数以万计，其中“魏国之幡过半矣。上隶书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幅，观其年号，是姚秦时幡。”【40】在西域，这些中原来的画幡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外来供养。

在中原地区，佛教寺院当中同样也积聚了不少外来供养物，吸引了更多的供奉者。有关记载无疑以隋唐都城长安最为丰富。如长安靖善坊大兴善寺中，“曼殊堂工塑极精妙，外壁有泥金帧，不空自西域赉来者”；又有“于阗玉像，高一尺七寸，阔寸余，一佛、四菩萨、一飞仙”【41】。大同坊云华寺圣画堂中，“有于阗鍮石立像，甚古”【42】。这些外来的佛像，是古代佛教寺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当地民众供养的对象，也是外来巡礼者膜拜的中心。

上举于阗供奉的木塔和银塔和钢和泰文书的记载，表明当时敦煌这类外来供养的佛像、佛塔应有不少，目前我们在莫高窟的壁画中，还可以看到绘制的“于阗媲摩城中雕檀瑞像”、“南天竺国弥勒白佛瑞像”、“摩竭国须弥座释加并银菩萨瑞像”等形象【43】，在藏经洞出土绢画和丝织品上，也可看到一些外来供养的痕迹。

佛教徒是出家的宗教修行者，是寄生阶级，需要社会上其他阶级的供养来维持生存。最早对于佛教的供养，主要是供奉衣服、饮食、卧具、汤药，称为四事供养。以后随着佛教的发展壮大，僧团的出现，寺院塔庙的建立，所需供养进一步扩大，《妙法莲花经·法师品》则记有十种供养：花、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衣服、伎乐。此外，佛经中还有多种说法。可以说，大到施舍房舍、院落，开窟、建塔，小到一缕丝发，只要是奉献给佛、法、僧三宝者，都是供养。供养者可以通过供养而积累功德，获得福佑。因此，从皇帝到贫民，都向佛寺施舍。而上层社会施舍的财物，价值更高。特别是当皇帝、地方统治者如归义军节度使、一些高级官僚去世时，他们所用的生活物品，他们所穿戴的衣物，甚至他们住过的房子，后人不愿再用，又不能随便丢弃，施舍给佛寺是这些财物的最好去处。中古时代的佛寺，由此而逐渐成为贵重物品和外来物品等财富汇聚的地方。

从佛教教团方面来看，寺院的仓库是有限的，也不能无休止地、不加分辨地把供养物全都储存起来，同时也不能拒绝人们的各种施舍。因此，佛教有唱卖的制度，把一些寺院不用的物品出卖，以换取寺院有用的东西，上述炫和尚转卖胡粉的记录即是一例。

位于丝绸之路干道上的敦煌，在吐蕃和归义军统治时期佛教达到鼎盛，有大大小小十七座庙宇和三所石窟。由于东西往来的使臣、商人、僧侣较多，又有吐蕃和归义军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敦煌佛教寺院不仅供养物丰富，而且其中有不少外来物品。这些外来物品是位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在佛教物质文化上面的反映。同时，这些外来供养物品的大量存在，也表明当地佛教教团对这些稀有珍品的保护和爱戴，这些舶来品所制造或装饰的佛像、供具、壁画等等，一定较普通的佛像和绘画更加吸引民众，通过更多的朝拜者，把敦煌佛教的光芒折射到四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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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1－26页；气贺泽保规《法门寺出土の唐代文物とその背景》，砺波护编《中国中世の文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年，594－615页。

【2】关于吐蕃至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的情况，参看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266－279页。

【3】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1－109页。

【4】EricTrombert, Le credit à Dunhuang. Viematerielle et societe en Chine medievale, Paris: College de France - Institut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1995.

【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3－165、240－269页。

【6】郑炳林《唐五代敦煌手工业研究》、《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物价》、《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以上文章收入郑炳林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239－307、374－390、400－465页；齐陈骏、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对外商业贸易》，同上书，333－358页；郑炳林《〈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货卖胡粉历〉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1－208页；冯培红《客司与归义军的外交活动》，《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72－84页；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外来商品辑考》，《中华文史论丛》第63辑，2000年，55－91页。

【7】Hou Ching-lang,“Tresors du monastère Long-hing à Touen-houang”,Nouvelles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ed. M. Soymie, Geneve: Droz, 1981, 149-168; 耿昇汉译文侯锦郎《敦煌龙兴寺的器物历》，《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1993年，77－95页；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散见于各章。

【8】参看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9】参看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167－178页。

【10】录文见陈祚龙《敦煌文物随笔》，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年，267－267页。不同处系笔者据原卷校改。

【11】录文见李正宇《吐蕃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两残卷的发现、缀合及考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50－252页。

【12】《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三，66页。

【13】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5－16期，1991年，63－81页；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3－26页；许新国《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太阳神图案织锦考》，《中国藏学》1997年第3期，67－82页。

【14】H.W. Bailey, “The Stael-Holstein Miscellany”, AsiaMajor, new series, II.1, 1951, pp. 44-45. 年代据E.G. Pulleyblank, “The Date of the Stael-Holstein Roll”, Asia Major, new series, IV.1, 1954, pp. 90-97.

【15】 文书全文见张广达与荣新江《十世纪于阗国的天寿年号及其相关问题》，余太山编《欧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99年，183－184页。

【16】参看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63页，69页注9。

【17】荣新江《略谈于阗对敦煌石窟的贡献》，敦煌研究院编《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历史文化卷》上，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67－82页。

【18】池田温《8世纪中叶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ユ－ラシア文化研究》第1号，1965年，49－92页；辛德勇汉译文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140－220页，中华书局，1993年。

【19】郑炳林、王尚达《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43－53页。

【20】参看上引池田温文；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151－168页。

【21】《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三，58页。

【22】参看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3】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196页；郑炳林《〈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货卖胡粉历〉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192－199页。

【24】荣新江《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65－72页。

【25】参看荣新江《公元十世纪沙州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的文化交往》，《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 1991年, 583－603页；又《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 60－72页。前者有英文译文：“TheRelationship of Dunhuang with the Uighur Kingdom in Turfan in the TenthCentury”,

DeDunhuang à Istanbul, Hommage à James Russel Hamilton (Silk Road Studies V), ed. by Louis Bazin et Peter Zieme, Brepols2001, pp. 275-298.

【26】参看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55－968页。

【27】B.Laufer, Sino-Iranica. Chinese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Chicago 1919;林筠因汉译本题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

【28】E.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Tang Exo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吴玉贵汉译本题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9】The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200;《唐代的外来文明》，436－437页。

【3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40页，图440－443。

【31】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206－209页。

【32】同上，209－210页。P.2613仅言“沙州某寺”，然据其他文书，可知为龙兴寺帐单。

【33】武敏《吐鲁番古墓出土的丝织品新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299－322页；盛余韵《中国西北边疆六至七世纪的纺织生产：新品种及其创制人》，同上杂志同卷，323－373页。

【34】A. Stein, Serindia, Oxford 1921, pp. 1049-1050, pls. CVI, CXI, CXVI; R. Whitfield,The Art of Central Asia, III, Tokyo1985, pl. 6, figs. 6-7; R. Whitfield and A. Farrer, Caves of Thousand Buddhas. Chinese Art from the Silk Route, London 1990,p. 118, No. 91.

【35】法门寺博物馆《法门寺》金银器部分，陕西旅游出版社，1994年。

【36】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16页。

【37】同上，67－68页；林梅村《鍮石入华考》，氏著《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0年，210－230页；周卫荣《“鍮石”考述》，《文史》第53辑，2000年，79－89页。

【38】参看Laufer、Schafer书的相关部分。

【39】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4页。

【40】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265－266页。

【41】段成式《寺塔记》上，《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245－246页。

【42】同上，250页。

【43】参看A. C. Soper, “Representations ofFamous Images at Tunhuang”, Artibus Asiae,27, 1965, pp. 349-364; 张广达与荣新江《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于阗史丛考》，212－279页。

载胡素馨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246-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