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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屋 文/孙立彬 我出生在冀南平原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里。从我出生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长达30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都生活在村中街北的一座老屋里。 称其为“老屋”，并非是因它建造年代长久。老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的，然而从记事起它给我的印象就是“老”。因为屋顶上所用的樑、檩、椽都是祖上传下的木料，日积月累的烟熏火燎乌黑发亮。门是双开木门，窗是方格花楞，冬天需要用纸糊的那种。墙体是四面斗砖加土坯。三间老屋长九米、宽三米，进门放张八仙桌，东间是火坑，西间是粮仓。 在这座老屋里，母亲生下了我们兄妹四人，妻子生下了我的两个千金。在这座老屋里，我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和少年，实现了一个农村孩子的梦想，童年和少年的生活是快乐的。 小学正赶上“读书无用论”的时代，对于刻苦学习的记忆已经淡忘了，那些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使我记忆犹新。课间，我们跳高、跳远、跳房子、踢毽子、打木尜、耍红缨枪；放学后，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夏天，到小河里游泳戏水，水浅了捉鱼摸虾；晚上，我们捉迷藏、打坷垃仗。有时，结伴去周边村看电影。那时，只要不越过10里路，一听到放电影的消息，就三五成群步行前往。有时，也会消息失灵，白跑了冤枉路。那时的电影都是“红色”：《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奇袭白虎团》，还有《看不见的战线》、《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看过的不计其数。只要前天晚上看电影，第二天的早自习就热闹非凡，一篇篇生动形象的观后感摆在你面前。直到现在，一些经典的台词还能朗朗上口，一些故事情节还能侃侃而谈。 中学的时光正赶上批林批孔，粉碎“四人帮”。我们在小学里学的书法、美术全都派上了用场。出墙报、画漫画、编顺口溜、演三句半成了主要功课。当时，强调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于是各种兴趣小组成立了。木工组，农技组，养殖组，五花八门，学校里建猪场、盖兔舍、种棉花、植果树，学生不在学校里读书，一会儿帮生产队移谷苗，一会儿帮生产队治虫、给牲口割草、背土垫圈等。当时，流行的歌是《我是公社小社员》、《赤脚医生向阳花》，一部《马尾巴的功能》到处都是大学，白卷先生张铁生成了大学生。 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也和同伴一样上了高中。作为一名农村的孩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高中阶段，我奋力追赶，1980年高考被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录取。那年十月份的一天，我走出老屋和同学一起，骑着自行车驮着行李赴百里之外的大名府求学。 两年后，我分配到一所农村小学任教。当时的农村小学条件非常艰苦，称之为“破房子”、“土台子”、“泥孩子”，一点儿都不夸张。这所学校有三个教室、五个年级、近百名学生，由于毕业班老师刚调走，我便接任五年级班主任兼全科教师。这个班共15名学生，学习成绩参差不齐。能否利用不到一年的时间让他们全部升入初中，既是村支部和家长的期待，也是我初为人师的目标。尽管家离学校只有二里路，尽管学校的住房条件极差，我还是把被子搬到了学校，暗下功夫，让这些渴望求知的孩子继续念书。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小学升初中考试，15名同学有13名升入县中、2名升入社中。家长笑了，支部满意了，我自己也有了成就感。后来，由于中心校调班并级，高年级并入邻村，在村支部和家长的再三挽留下，我没有随高年级调走，而是继续留下教二年级、四年级的复式班。 1985年秋季开学后，学校里突然来了三名头戴白毛巾的老汉，他们自称是县教研室的教研员，经中心校推荐，来我任教的复式班听课。当时，我半信半疑，听就听吧。于是我采用练导循环的教学方法上了一节公开课，受到一致好评。后来，中心校相继组织了观摩活动，我也被邀请到县城为全县小学教师讲课，再加上每年统考名列前茅的教学成绩，1986年暑期过后，我就顺里成章地调到中心校协助校长分管业务工作。培训、听课、观摩、命题、刻字、油印、总结、汇报、开会，忙得我焦头烂额。 这时候，我已成家。新房，还是那座老屋，只是吊了顶、糊了墙。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全家人辛勤劳作，积攒着盖了一座新房，父母搬了出去，把老屋留给了我。 因为妻子在家务农，所以我不仅要钻业务、抓教学，还要学会农田十八般武艺，谁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犁、耧、锄、耙、扬场、赶磙，样样都是技术活。拉车、打药、喂牛、苲草，样样更是辛苦活。“八十年代卖棉难”我深有体会。拉了一排子车棉花，排了四天三夜的队，才卖了几百块钱。最受罪的是浇小麦返青水。元宵节刚过，把柴油机小泵安装在河边，晚上看垄沟，寒风刺骨，困了、累了倒在玉米秸上或坟头的避风处打个盹就感觉特舒服。 工作忙，忙出了连年全县第一的教学成绩和教研先进单位。农活忙，却忙不出个结果来。几十元的工资加上几亩地的收入，年复一年的劳作积攒不出一座新房来。老屋的一架梁在我教小学时就断裂了，顶起了柱子，屋顶的塌陷越来越深，一下雨就积水。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还嘀哒。为了防漏雨，我备了一大块塑料皮，一见阴天就搭在房顶上。 1991年暑假期间，通过公开选拔，我从农村调入县城工作。随后，孩子也相继来到县城读书，妻子也在县城谋了份工作。从此，我彻底告别了老屋，开始了新的生活。承包的土地转给了邻居。近年来，随着农业税的减免和粮补的发放，农民的日子也好起来了。仅转包7亩地的收入就有好几千元。随着我们工资的不断增长，日子越来越好。我们从县城一间住房到两间、三间住房，直到2008年左右，又搬进了县里专门为教师建造的园丁苑小区。 如今，室内家用电器一应俱全，空调、液晶电视、全自动洗衣机、冰箱、电磁炉、微波炉，尤其是铺上了地暖，冬季平均室温25度。这套90平米的住房带装修下来才10万余元，在大城市仅能买到几个平方。 更令人欣慰的是，两个女儿相继升入心仪的大学，自己虽近知天命的年纪，仍在教育园地上不遗余力地耕耘着。再看我的学校，一座座标准化农村中小学拔地而起，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着优质的教育资源。全省的改暖工程让“冷桌子、热板凳”成为了历史。 如今，家乡的老屋早已坍塌，在新农村“空心村”改造中被清理，种上了树木。从我家庭生活的变迁中，我深深感到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几年来，我们每个小家见证着国家的巨变。正如有一首歌中唱到：“国是千万家。”正是由于千万个家庭的巨变才构成了一个日新月异和谐发展的大中国！ （孙立彬，男，教育专家、书法家，现居河北省邱县。） （本文编辑/杨关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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