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齐：《章太炎先生之史学》

贝齐：《章太炎先生之史学》，《东方杂志》1936年33卷16期第85-89页。

余杭章先生太炎之丧，薄海震悼！余以壬申之岁，获侍先生，杖履追随，倏更五秋，何图山颓，遽失瞻依！追怀良师，实不能无一言。顾先生学术万端，深根宁极？同门诸先进，必有作精详之究硏者。本篇所述，仅就先生说史緖论。粗陈梗槪，固不足赞先生于万一也。

一 、緖言

昔者孔子问于子贡曰：「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曰：「然，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夫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多学而识之，」非不可以博名物，穷义数，顾及其弊，昧本干而攻条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持论琐琐，是亦不足观也矣！ 虽然：道之大本，要于「一贯；」一贯之道，非可以空言讲也。古之学者，三年而通一艺，存玩经文，庶几有得；后儒肤受不精，便辞巧说，而无缜密征实之术以佐之，于是刊落训诂，专求所谓「大义微言，」卒之援据有舛谬，节目有疏落，条理凌乱，文辞破碎，而龂龂自矜其为得大体也，吁！分之不治，乌揽其总矣？ 余杭章先生「遭濡首之运，处亢龙之位，」（注一）辨章旧闻，穴穿羣藉，而其思凑单微，卓然有以见夫经史百氏之支与流裔而得其大本也，盖逊淸三百年间学人之所述论，其本在小学，其要在音韵，其详在名物，而其末流于散漫繁惑者，独先生探其赜隐，明厥统纪，割制大理，妙达神恉，而其微意尤托于说春秋；洵所谓「分析条理，缜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注二）其度越前儒，视夫窥隙攻难，持论琐琐者，固为有间；而于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游谈而不知所归者，盖尤倜乎有辨矣！ 今约述先生论史之旨，为鄙生所覩记者；（注三）诸幼眇难知之论，未遑博涉，以俟贤者焉。

二 章先生之时代

章先生曰「古经师如伏生郑康成陆元朗，穷老笺注，岂实泊然？不为生民哀乐，亦遭世则然也。」（注四）由今验之，先生之言则信矣！夫以宾旅侵突，陵轹主人，使戎夏不辨，民俗偷窳；然而九世之仇，爱类之念，犹湮郁于中国！故播迁江海，倾侧扰攘埙陆之中，以图光复汉室，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卒之国制更定，而羣竖弄权，中夏仍黦黯不可为；强邻呑噬之祸，一日千里！朝野士庶，宴然宁息。体国经野之言，世罕能会，卽会之亦与当政迕；如是非纷纶今古，以施之学问，且安施耶？ 顾先生之与当世，虽若不措意然；其于生民哀乐，固未尝一日忘也。昔袁宏之颂荀彧也，曰：「始救生人，终明风槪，」先生之推校前典，庶几近之。故其衡论时变，以为风教陵夷，机械日构，至于今日，求一质直如萧曹，淸白如锺陈，二荀，奋厉如王陵周勃樊哙夏侯婴者，则不可得；而陈平贾诩，所在有之。因痛切撰论，谓「端居读书之日，未更世事，每观管子所谓『四维，』孔子所谓『无信不立』者，固以是为席上之腐谈耳！经涉人事，忧患渐多，目之所覩，耳之所闻，坏植散羣，四海皆是，追怀往诰，惕然在心，反是不思，亦已焉矣！」（注五）而反思之道，莫要「治经。」（注六）至于国势阽危，山河易色，揆其主因，直繇国民鄙夷史乘，蔑弃本国文化，驯至迷惑本性，失其执志！故尤慷慨陈辞曰：「史之有关于国本者至大。秦灭六国，取六国之史悉焚之；朝鲜亡后，日人秘其史藉，不使韩人寓目；以今日中国情形观之，人不悦学，史传束阁，设天降丧乱，重罹外族入寇之祸，则不待新国教育三十年，汉祖唐宋，必已无人能知，而百年以后，炎黄裔冑，决可尽化为异族矣！」（注七）呜呼！先生之时，政理昏惰，民性媊散之时也；先生之言，体验当世，伤心刻骨之言也；先生往矣，来者鉴之！

三 章先生之史学观

儒者论古，旣各视其身世而不同，则贯综羣言，独辟孤恉，实有迫于时势之不得不然者。先生遭处衰微，生居浙东，颇究心明淸掌故，盛倡种族革命。而世难未已，羣孽构祸，故平居语人：「承平之世，儒家为要，一至乱世，则史家最为有用；如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树立民族主义，嗣后我国虽数亡于胡，卒能光复旧物，卽收効于夷夏之闲也。」（注八）志意惓惓，盖尤寓于春秋。兹归纳先生说史之旨，甄其统系，别为三端： 第一论史之源始：班孟坚之志六艺也，先尙书而后春秋，旣信左右史之说，而又附史记旧事于春秋家之末，此认春秋为史之属，而尙书非其伦也。章实斋曰：「尙书春秋，皆圣人之典，尙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书亡而入于春秋。」又谓「古无史学，其以史见长者，大抵深于春秋者也。」先生论史，虽未尝推本实；斋而其称「史之大源，本乎春秋，」盖亦与实斋同科。（注九）惟其间间有异趣者，实斋则敷以华辞，以为史本春秋，「非本于春秋之经文，乃本于春秋属辞比事之教；」而先生则谓：「春秋之为志也，董仲舒说之，以为『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然太史公自叙其书，亦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异语，俟后世圣人君子，』班固亦云：『凡汉书，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其自美何以异春秋？春秋有义理，其文微婉，迁固亦非无义例也，迁陈寿微婉志晦之辞尤多；太山梁父，崇卑虽异哉，其类一矣。然春秋所以独贵者，自仲尼以上，尙书则阔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藏之故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纪岁时月日，以更尙书，传之其人，令与诗书礼乐等治，以异百国春秋，然后东周之事，粲然着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尙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注一〇）又曰：「往者尙书百篇，年月阙略，无过因事记录之书，其始末无以猝睹；自孔子作春秋，然后纪年有次，事尽首尾，丘明衍传，迁固承流，史书始粲然大备。榘则相承，仍世似续，令晚世得以识古，后人因以知前。」（注一一）则先生之称述春秋，盖质言其为事具始末，文成规矩，而令后儒得扶续其迹；夫观其华辞诚不如观其质言，而世之剽窃成说，掩卷妄谈者，其所取舍，盖在彼不在此也，亦从可知矣！ 第二论史之范围：自王阳明氏倡「六经皆史」之说，而论者翕然宗之。先生以为经史之不必分途，固为有见；而史出于经，谓经卽史，实有语病。因经所含者，不止史学也。「经之所该至广，举凡修己治人，无所不具；其后修己之道，衍而为儒家之学，治人之道，则史家意有独至，于是经史遂似判然二途。」（注一二）虽然：史藉固经之流裔，而六经皆先王之典章法度，太史职之以备后王之顾问者也。「古无史之特称，尙书春秋之为史，可无论矣；周礼言官制，仪礼记仪注，性质亦与历史为近；礼乐并举，乐亦可入史类；诗之歌咏，何一非当时史料，大小雅是史诗，后人称杜工部为『诗史』者，亦以其善陈时事耳；易之所包者广，关于哲学者有之，关于社会学者有之，关于出处行藏者有之，其关于社会进化之迹，亦可列入史类。」（注一三）故「六经皆史」之说，语虽太过，而经史之支干相维，莫可歧二，先生之意，盖断断然也。 第三论史之功用：章先生曰：「余数见印度人，言其旧无国史，今欲搜集为书，求杂史短书以为之质，亦不可得，语辄扼腕。」（注一四）呜呼！我中国史传连蕝，百姓与知，以为记事不足重轻，藉令生印度波斯之原，自知建国长久，文教浸淫，而故记不传，无以襃大前哲，亦当发愤于宝书，哀思于国命矣。且夫国之有史久远者，则覆亡之难，我中国「自秦氏以迄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搰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令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熟纲维是？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语后人，后人亦无以识前，乍被侵略，则相安于舆台之分；诗云：『宛其死矣，他人是偷，』此可为流涕长潸者也！」（注一五）奈何今人不知读史，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祖德旣无由发扬，国本又乌能巩固？「天方荐瘥，载胥及溺，满洲亡而复起日人又出其雷霆万钧之力以济之，诸夏阽危，不知胡底！如我学人，犹废经史而不习，忘民族之大闲，则必沦胥以尽，终为奴虏而已矣！」（注一六）有志之士，尙其深长思哉！ 上述诸端，仅在抽引其緖，限于篇幅，未容多所置论；他日籀硏有得，当别为专篇陈之。

四 章先生之治史方法

传曰：「圣有谟勋，明征定保。」章先生曰：「非独度事为然也，凡学皆然，其于抽史尤重。何者？诸学莫不始于期验，转求其原，视听所不能至，以名理刻之；独治史志者为异，始卒不逾期验之域，而名理郄焉。」（注一七）虽然：治史之要，固莫。要于考验以征其信，而荀卿之言曰：「言之信者，在乎区盖之间，」征信非易易也。盖铺观前史，往迹陈列，亦旣详且备矣；而事有巨因于细者，有细因于巨者，其类非一，不能一一推本也。至于两国殊党，各为其尊亲讳；又旧史岁有变更，国有贤豪，则为之生事，延缘里巷之语，以造奇辞者，尤莫能明。「愚者徼以为智，随成心以求其情，比于谣诼！是以君子多见阙□。韩非有言：『听言之道，溶若甚醉，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参伍比物，事之形也。』夫治史尽于有征，两征有异，犹两曹各举其契，此必一情一伪矣。」然两曹旣「各举其契」，果持何术以验其「情伪？」则先生亦主探索「因果」之说，以为老聃之言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旣得其母，以知其子，旣知其子，复守其母，殁身不□；」而推衍其说，谓「母子者，犹今所谓因果，因以求果，果以求因，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则终身免于疑□，是抽史之枢要也。」（注一八）抽史之枢要，盖在缘果索因，母子更求。惟是世运之渐进，亦不能如推毂也；因果者，两端之论耳，无缘则因亦不能独生。是故先生谓硏治史事，尤要在探索事变之缘起：「因虽一，其缘众多，故有同因而异果者，有异因而同果者；愚者执其两端，忘其旁起，以断成事，弊之至也。」（注一九）先生治史之方法，其精到缜密有如此者，则信乎推校史事，足以中微矣。 至先生课人读史之方，以为史之为学，持记性不全持悟性，默记暗诵，乃能有得；口讲耳受之功，获益几何？「史文平易，每日以三点钟之功，足阅两卷有余，一部二十四史，三千二百三十九卷，日读两卷，一日不脱，四年可了；此外典章之书，需时八月地理之书，需时半年，奏议之书，需时十月，数年寻绎，卽可通贯。」（注二〇）然而言之谆谆，听者藐藐，能循先生所订读史日程而着实用力者，有几人哉？

五 章先生与「现代史学家」

共和建国以来，百事淆乱，学术硏究，初未有显著之进步；而后生诵说史学，一时转盛，宏篇巨帙，络绎刊布，然揆其类别，不外二派：大抵考证上古史者一派，以疑经者疑史，扬康有为之唾余者也。泛陈史例史意者一派，矜言别识心裁，衍章实斋之緖论者也。夫古事古藉之以伪乱眞者，信足以陷学者之入迷途，辞而辟之，加惠后学，非浅鲜也。前人论史之迂者，根据经传，一遵代代相承之说，亦步亦趋，无所裁别，洵不免于拘泥。无如今之所谓学者，不肯惟眞是求，以矫其枉，稍窥皮毛，率尔立异，志大言夸，羌无依据；不第以发见一部份之伪，而遽疑其全部份，或并无可疑之事而亦疑之，深文周纳，惟意所欲，逞其簧鼓，抹煞史实！先生深恶其事，尝谓「读书亦须怀疑，但必须先信然后能疑，不然：疑非所疑，终身堕入云雾中矣！」（注二）又曰：「韩非之疑古也，虽未合理，尙不失为独抒己见，异于掩卷妄谈之士；今有人不加思索，随他人之妄见，推波助澜，沿流而不知返者，其愚盖可哂也！」（注二二）而推原国人所以风靡于邪说之故，固缘于掇拾崔康之牙慧，亦□稗贩日人之说而不能抉择：「日本开化在隋唐间，至今目覩邻近之国，开化甚早，未免自惭形秽，于是造作谰言，谓尧舜禹为中国人伪造，其淆惑听闻。尙无足怪；独怪神明之后，史藉昭彰，反弃置不信，自甘与开化落后之异族同侪，迷其本来，数典忘祖，不亦大可哀乎！此种疑古，余以为极不学可笑者，深望国人能矫正之也。」（注二三） 若夫泛陈史例史意，创条发刊，逞臆为谭，而不足执其枢要者，其为诞妄，亦与疑古惑经者同科。故先生与人论国学，恒谓「郑樵通志，章氏通义，其误学者不少！昔尝劝人浏览，惟明眞伪，识条理者可尔；若读书驳杂，素无统纪，则二书适为增病之累。」（注二四）又曰：「学者憙郑章二家言，至杜佑刘知几则鲜留意，杜固括囊大典，朴质无华，刘亦精审不作犷语，学之旣非骤了，以资谈助，则不如郑章之恢宏，故其弃录如此；由斯以谈，亦见学人苟简，专务窃剽矣！故其铺陈流别，洋洋盈耳，实未明其条系，甄其得失也。往见乡先生谭仲修，有子已冠，未通文义，遽以文史校雠二种教之，其后抵掌说庄子天下篇，刘歆诸子略，然不知其义云何？则知学无绳尺，鲜不眯乱，徒知派别，不足与于深造自得者。」（注二五）嗟乎！班孟坚不云乎：「惑者失精微，辟者又随时抑扬，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方今滔滔九宇，皆辟儒之流耳，班氏所诮，宁独见议于汉世！而先生之疾言激论，发讹匡谬，又岂得已哉？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四日——先生逝世后二十二日草。

（注一）黄侃国故论衡赞。（注二）先生评皖南学派语，见检论卷四清儒。（注三）按先生早年论史之旨，散见检论国故论衡文录别录诸篇中。晚岁蒿目时变，言尤痛切，故本文征引，间及先生近时所讲述者云。（注四）检论卷四学隐。（注五）文录卷一革命道德论。（注六）先生读经主张，近人每目为迂阔不切于时，而先生持之弥坚。菿汉昌言卷四谓：「今世人人不窥六藉，欲变之者，虽如戚同文之教授，犹患其高，惟効顾炎武读经会耳！」则可以知先生之志趣矣。（注七）二十二年五月讲读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注八）二十四年五月讲论经史儒之分合。又先生平居语人，亦常持此说。（注九）按先生初亦推誉实斋，故检论卷四清儒篇云：「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过史通。」其后以后生利其疏通，便于剽窃，驯至空疏不学，故遂力箴其失。详本文节五。（注一〇）国故论衡中原经。（注一一）文录卷二驳建立孔教议。（注一二）二十四年五月讲论经史儒之分合。（注一三）同上。（注一四）国故论衡中原经。（注一五）同上。（注一六）二十四年五月讲论读经有利而无弊。（注一七）文录卷一征信论。（注一八）同上。（注一九）同上。（注二〇）二十二年三月讲读史日程。（注二一）节录先生致琪书，原文未刊。（注二二）二十四年五月讲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注二三）同上。又先生于此文中力辩尧典禹贡之确为信史，其结语谓：「尧典禹贡不能证明其为伪造，则尧禹之不得怀疑，无待繁言而解矣。」（注二四）别录卷二与人论国学书。（注二五）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