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琪：《历史之功用及其硏究方法》

貝琪：《历史之功用及其硏究方法》，《东方杂志》1935年32卷 15期第81-92页。

自欧亚交通，西力东渐，国人震于异域学者纪述之丰，科条之密，考证之确，揅译之精，统计之明，图绘之周，测验之审，发掘之广，乃皇然叹昭聋之不相侔，亟思所以复振吾邦学术之衰落。于是校设史地之科，人知图表之目，其学似宜蒸蒸日进矣。然而师不善教，弟勿悦学，庠序所授，依年积分，虽号贯通，要仅崖略；靑年学子，除按例所受一二小册之历史讲义外，大都不肯埋头硏读前贤自着之史，惟奉近人重纂约编之书以为鸿宝，展转稗贩，用饰口耳，其能耐心读毕御批通鉴方舆纪要者，已为不可多得之人才。媕雅之士，骛于金石目录，掌故考据，东鳞西爪，琐事末节，搬弄古籍，龂龂争辩，其于吾国家构成民族演进之命脉，非所屑考，考之亦不赅不备。一般人士，提及历史二字，往往视为前事之堆积，与社会效率鲜有直接关系，故所喜谈，多偏于现代之政局法制经济等，而于过去史事，则不复措意，以为此为专学，无与常识。

呜呼！吾中华人且不明中华历史，又何怪不能自兴其邦，不能自理其财，不能自昌其教，不能自播其文化，而时时仰人鼻息，以待他人之为吾谋也；国运否阨，学风随为荒落，又岂惟史学如斯，而尤以史学为益着。马班刘章而有知，吾知其必呑声痛愤于九原矣！ 虽然，上无提引，斯下就弇陋。近顷少年之废书不观，游谈无根者，非不可以拨之趋正，励之使奋也；诚得二三史界名流，倡导呼号，树之风声，指引趋向，丕发宏篇，则世有笃志之士，闻其緖论，必且踔厉奋发，弃虚就实，上以稽先民之矩矱，下以备当途之考镜，庶几学荒之奇耻可雪，史界之灿烂可期。

作者不敏，窃尝有志于此；惟自顾浅知薄闻，无当大雅，故心之所蓄，不敢启例发凡，遽尔命笔，以遗好自表宣之讥。今兹所述，粗揭纲要，实怜后生之无似，感斯学之待昌，故忘其谫陋，欲与国中靑年一商榷之。陨越之咎，疎漏之诮，诚知不免；倘能抛砖引玉，管蠡得蒙切实之匡正，则作者所厚望也。

今欲使通国靑年提高读史之兴味，当先说明历史之功用何若？夫治学要以求眞，非所以言用；硏讨史实，无非欲明了因果关系，因明而果可推见，则史之事毕矣，尙何用之足言？然虽不言用，而其用依然随之而至，则亦可得而言也。今约述之，凡分四端：

一曰读史可以助成完全之智识也

宇宙间事物亿兆，莫不有其源流，自非历史，无由昭示其演进之迹；而史学所含内容至广，其对象徧及于人事各方面，诸如政治法律思想宗教教育实业等，苟有因革隆替之迹象，卽为史籍纪载之所及。故攻法政而不读九通，不读诸史刑法志唐明淸会典，则不知政化律例创始沿革，及积弊由来，与夫历朝风尙习俗偏重，变法得失不同之故；治经济学而不读九通、诸史平准书、食货志，则不知物价及度量衡变迁，钱币得失，赋税利弊，历代工税用民力不用民力之别；不读公私地志，则不知出产之盈虚，赋敛之厚薄，地方之利病；治他学者亦类是。故吾人欲求完全之智识，作彻底之硏究，于史事乌可不加之意乎？

二曰读史可以修养个人之品性也

人世罪恶，多起于狭隘之见，骛近之习，诚令以历史之培养，使之广见博闻，则高光远大之观念生，而狭隘骛近之念可以稍减。且史籍中备载往昔贤哲名流之嘉言懿行，读史者由钦仰而生观感，由观感而生奋励，不啻起古人于一堂而耳提面命焉。故硏治历史，不仅能增加智识，兼可资修养品性。又吾人当沈渍史书时，全神贯注，几忘自我，功利之念，渺焉尽捐；地不限于一隅，时不限于目前，澈上澈下，通古达今，磨炼心力，扩大胸襟，此不必深造有得者，始具此种境界，卽略知史事者，亦未尝无此感觉也。

三曰读史可以激发爱国之志气也

国民爱国心发达则国强，爱国心薄弱则国衰，此自然之势也。历史者，激发爱国心之源泉，而国民教育之基础也。何以明其然？曰读史时睹前贤之事功，知建邦之非易，处今兹之飘零，觉匹夫其有责，惓惓邦国之心，自油然而生也。故蔡京禁人读史，金源之祸，终以酿成。近世列强之宰制属邦，如法对安南，日对朝鲜，皆严禁其读本国史，亦深愿其数典忘祖，不致谋复兴之举动也。我中华地广人众，甲于五洲，顾日趋贫弱而不克自奋者，则以国民缺乏爱国心故；爱国心所以缺乏，虽有种种原因，而历史知识不普及，亦其最重要原因之一端。诸君欲肩负救国之责任乎？尙其毋托空言，留心过去史事之光荣，知吾国为文明之古国，而思有以光大之；考究现在内政外交之失败，知吾国所以贫弱之原因，而思有以补救之；则中华前途，庶有豸乎！

四曰读史可以增进文章之技术也

昔人治史，易生一种谬见，卽好以文学之观点批评史书，而不明史与文有截然之分界。虽然，乙部中如史记、汉书、左传、国语等，其眞价固不仅在文章，而其文章之渊懿典雅，则无论何人不能否认。且二千年来相承诵习，今虽渐就荒废，而其语调字法，早已形成为文学常识之一部；故专为学文计，亦不能不以此等书为基础也。吾师章太炎氏尝谓『读三国志、晋书胜读文选，』亦以斯二书文词茂美，叙事委曲简洁，极技术之能事；学者或务精览，或求成诵，自能契其神味，辞远鄙倍。惟如桐城派古文家教人注意于抑扬顿挫之间，津津于圈识评点之末，则不免以文害史，非治学者所有事矣。

上述四端，仅示方隅，史学功用，初不止此，举一反三，要在学者之自得耳。

然有一语谨为诸君吿者，卽读史之时，不可汲汲求用，存计较之心，而当优游浸渍于其间。荀子有言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又曰：『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故眞正治学者，其修习任何学问也，皆端其意趋，不为名利所动，潜硏默究，深自韬晦，以待学问之成，然后出而问世；固未尝急迫唯恐不售，视学问为炫耀流俗之具，直类贩夫鬻贾之徒为也！ 读史之宗恉旣定矣，而载笔之帙，盈屋充栋，流品旣杂，范围斯广，学者欲网罗而幷究之，时力均有不及，是不得不别其缓急，次其前后，孰本孰末，孰当知孰不必知，庶乎要领可得，头緖可明，藉资深造之基，用免擿埴之苦。今析为八项以明之：

一曰种族分合不可不审也

我中华合五大民族而为国，本无种派之可言；惟各族发达之程序，同化之原由，治史者不可不加以硏究。硏究之法，有就一种族之中，明其系统，详其起讫者；有取各种族之系统与其起讫，就时代以为纲，而联比以观之者；要之欲明了其分合之关系则一也。大抵汉族自黄帝以来，由黄河流域扩及于长江流域，吸收诸族，势力日展顾其本身未经如何之变化，故系统分明，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而满族则自肃愼以下，见于后汉书者有挹娄、乌桓、鲜卑，见于魏书者有勿吉，见于晋书者有吐谷浑，见于五代史者有靺鞨、黑水、粟末，见于新唐书者有渤海、契丹、室韦，见于大金国志者有生女眞、熟女眞，见于明史者有满洲。回族则自獯鬻猃狁以下，见于前汉书者有匈奴、林胡、楼烦，见于晋书者有羯，见于文献通考者有稽胡、高车、铁勒，见于旧唐书者有突厥、霫黠、戛斯、薛延陀、回纥，见于五代史者有沙陀，见于元史新编者有畏吾儿，见于明史淸史稿者有哈密回部、土鲁斯回部、新疆回族等，见于外籍者有匈牙利、土耳其。藏族则自畎夷鬼方以下，见于左传者有西戎，见于史记者有西羌氐、大月氏，见于后汉书者有越隽、白马、武都、先零、三姐、硏、烧当，见于文献通考者有宕昌、白兰、邓至、党项，见于新五代史者有东山部落、平夏部落见，于新旧唐书者有吐蕃、乌斯藏，见于明淸史者，有西蕃部及西藏。蒙族则于古时未着，至鞑靼以下，见于元史新编者，有黑鞑、白鞑、生鞑、熟鞑、蒙兀儿，见于明史者有瓦刺田盛，见于淸史稿者有察哈尔部、准噶尔部、靑海辉特部等。此外尙有苗族，亦吾邦甚古之族类，至今日则泰半同化于汉人矣。其间搏捖蜕变之迹，读史时亟宜分别赅举，标列系统，考其渊源，究其流别，譬如缘通婚而调和血胤，因移民而糅合异类者，皆须明析其由，藉识大凡；惟是几希之间，易滋讹误，论辨之言，时有出入，是在读史者之能否详愼以处之矣。

二曰地理沿革不可不熟也

历史之成因，以种族与地理为要素；种族者，构成史事之主动力，而地理则史事所藉以发生者也。地学之要，在今日已为众所共喩矣；然考究地质，实有待于专门学者之硏究，且不足为读史时之助也。而地文之学，若山川脉络，若郡县建置，或关天然，或系人为，均可于史考之。邃古疆里，荒远莫稽，固未可据神话为信说。其自黄帝以迄今日，则沿革槪况，代有异征。要而言之：上世文明，起自北部，声教所被，未及今世内部之半；中古以后，渐推及南，风气亦变，故如井田之制，利于平原而不适于薮泽，鱼盐之利，盛于舄卤而匪宜于膏腴，北方政治具备，则儒家礼乐仁义之教昌，南方民智恢奇，而道家虚无淸静之说起，因地所宜，斯政制民情，各有特征也。是以吾人硏治国史，首宜熟知舆地。而地理槪况中，尤与史事相纲维者有三：曰变迁，曰区划，曰形势。言其变迁，则自洪水滔滔以后，或受外势之侵陵而版图减缩，或藉国威之奋迅而土宇扩张，或由羣雄未能相下而分裂之局成，或因割据不克长久而统一之基建。言其区划，则都会重心，或南或北，地方政区，忽兴忽废。言其形势，则山脉起伏，可资兵家之据险，河流纵横，实通文明之枢纽。凡此之类，往藉罗陈，班班可考，苟综其大要，则论究史事，自然易于紬绎，操觚酌古，左右逢源，不致如解牛而迷其肯綮所在，泛舟而昧于帆柁之施矣。

三曰时代区分不可不辨也

积时以成日，积日以成月，积月以成岁，积岁以成代，历史云者，实包孕无数之时代，汇而为书者也。顾吾国自来史学家，往往祇知朝代之变更，而不明时间之区分，九鼎下移，史家异常注意，以为天下事莫大于此；至易朝之际，究竟有无分明界限，截然区别，则非所问矣。于是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聚讼纷纭，殊无谓也！西方史家，于划分历史时代，则有量析数部之法，俾可以通觇一时风尙之趋向，国势之隆替，其例似较以帝室作标准者为善。然其量时而析部，亦各有主张，缘史家旨趋之歧，而篇第卽随之以异。故有衷诸学术之盛衰而分之者，有衷诸舆图之广狭而分之者，有衷诸种族之更替而分之者，苟揆诸理势，各有可通，斯分划时代，卽得任意出入而并行不悖；然大抵则分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现代史之别，而以朝代孕诸其内。吾人治中华史，亦宜依此方法，分纵横两面观察，按期硏究，庶于史实递嬗之迹象，了了可明。譬如自黄帝建国至秦政统一期，其纵的方面，农业社会成立，贵贱阶级由形成以至陵夷，部落蜕化为封建，封建破坏成郡县；其横的方面，疆土由黄河流域发展至长江流域，域内未开化之蛮夷戎狄，咸受汉族之同化；此上古时期之史实也。自刘项革秦至五代扰攘期，其纵的方面，贫富阶级渐盛，士庶逐渐衰落，宗教思想发达，政治则篡杀相寻，权臣鎭将上与帝王争政之局面；其横的方面，疆域更由长江流域扩张至珠江流域，确定我国本部界线，西北边境民族侵入，卒受汉族同化，与海外之交通频繁；此中古时期之史实也。自宋代统一至淸季逊位期，其纵的方面，种族竞争之祸益亟，君权绝对无限，乃至吿终；其横的方面，远与欧美两洲发生交涉，西方文明以渐输入；此近世时期之史实也。自民国肇兴以迄于今日，其纵的方面，民主政治成立，而民权未张；其横的方面，国际关系日益密接，而受其侵略弥甚；此现代时期之史实也。此种区划，洵足以指示史实之泾渭，为读史之纲维，然其界限亦隐且微，初无确凿之迹可寻。例如中古史事，往往胚胎于上古，而影响于近世者；前后相属，未可分隔，抽刀断水水更流，斯诚无可如何之事！斯则有待于读史者之善会其意，自寻起讫，洞达古今大势之分合起伏，而不能执着义例以苛求之矣。

四曰年数统计不可不知也

于时代之区分旣能总挈其纲领，明了其线索矣，而于年数之确实统计，亦不可不晓其大槪也。吾国历代纪年法，槪以君主在位之年数计算；卽位之年为元年，次年为二年，故君薨逝，新主卽位，则纪元变更，从新另算。其法非不美也，然以各朝帝王之谥法庙号，往往相同，仅云某帝某年某王某年某祖某年某宗某年，字音字形字义槪无分别，读史时殊嫌混杂。至汉武帝时，始创年号以冠数字之上；凡纪元重新计算时，必变更年号以便记忆，名曰改元，于是某朝某帝时所发生之事迹，可按年而稽，不劳探索矣。其例旣简，其用甚便也。于此种纪年法外，尙有一种特别纪年法，卽以干支相配合，每六十年为一甲子，周而复始，用以计算年数，是为干支纪年法。此法虽繁，但差错极少，与纪元法有同等之效力。读史时苟能自由运用其一法，则贯串古今史事，有脊有伦，虽不中乎？庶几不远矣！

五曰政制因替不可不晓也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立国之方，错综万端，要其总汇，端在政制。政制之明而在度数者，旧法世传之史，类多纪之。顾代有所轻，代有所重，举重而略其所轻，则于累代治术所以兴衰之故，殚洽而昭明矣。今标五事以为硏究之鹄：曰官制，自周公制典，以官为经后，汉书百官公卿表，其序如志，足资参考；司马滮因之，以志百官，晋书谓之职官，北魏兼采氏族，谓之官氏，甚为不典，隋唐始复旧名；自是以下，相承勿替；此外尙有政书职官一类，则专纪官制之兴革者。曰兵制，史记律书兼述兵事，汉书附兵于刑，新唐书始立兵志，宋以下因之；其在政书，则有军政一栏可稽。曰刑制，汉书创志刑法，晋以后仍之；其在政书，则有刑法一栏可考。曰学制，诸史学校，率附于礼，通考别出之，其义甚允。曰赋税，史记平准书兼记田赋会计之事，汉书易为食货，后代因之。凡此之类，学者苟明其大槪，当不致厌恶国闻，颂扬泰西。盖彼邦开化较晚，其政理自较吾华为麤觕，凡今日腾诸口说，见于行事者，大抵吾国古代已有之成规。如言选举则类乎世卿制也，言均富则类乎井田制也，言征兵则类乎兵农合一制也，言教育则类乎州序党庠制也。若斯种种，殆难悉数；初非牵强求合，以皮傅为美谭也。且美法厚意足以为今人诏者，如西周井田，元魏均田，地皆授自国家，贫富不分畛域，无田奴之制，亦无虐待之事，此西方诸国古代所未有者也。又如汉昭帝时议罢盐铁榷酤，吏民合议，民亦不屈于官，卒获最后之胜利，此西方民治诸国有之而未必实行者也。呜呼！吾中华法制，盖积久而大备矣；士生今日，不能取精用宏，观其会通，施其典礼，以定天下之业，致太平之治，而乃拾夷人之唾余，泥其形不能师其意，袭其成不能革其弊，逞肊为谭，沾沾自喜，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断断乎不如是也！

六曰学术盛衰不可不悉也

夫学术为时代之产物，故亦缘时代以转移；秦皇焚书，百家以息，汉帝崇儒，六艺斯明，一代学风之转变，乃感受一二有力者之推挽焉。南北朝文艺，北重质素，南尙浮华，由于政俗之不同有以致之。唐人贵诗赋，明淸习八股，则于其时科举制度有关，此时代影响于学术之明验也。然时代固能影响学术，同时学术家倡导呼号之力，亦自能转变时代而有余。盖改风易俗，自不能不有赖于政教，而思想鼓吹之势力，实足以渐渍人心，较政教为尤深刻。观夫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韩氏排佛老而举世知隆儒，此其尤彰明较著者。故要而言之，政学两端，均为史事之核心，其间消息因果，或起或伏，治史者皆不容忽视之。硏索之法，当取各史经籍艺文之志，分别部居，熟玩精览，或取相比勘，或撮录旨要，洞厥本源，析其流沿，推见其与时代之关系，然后博综百家，通贯古今学风嬗变之原因，而于史籍所载学人之传略，若儒林文苑诸篇，亦宜一一考究，以广其闻，庶于吾华数千载学术盛衰之迹，以及世运推移之故，思过半焉。

七曰社会状况不可不察也

夫人类为羣体之动物，个人作为，寄于社会，故欲明了个人，尤须审察社会。孟子曰：『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之要，于此可征矣。顾吾国从来史学家，其秉笔修史也，大都偏重庙堂，忽视民事。夫庙堂为政令所从出，王者有国，礼乐征伐，莫不权舆于斯，事实所在，自不容略而勿详。然一国宝书，又乌得舍朝章国典外无所记载，致令社会情形无详赡之纪述可考耶？古史勿论矣，卽春秋战国之状况，吾人所得于三传国语国策而考见者，犹不及由诸子可得推证者之多；而周初社会情形之可考者，惟诗经为最多。其后史记八书，其差可考见民情者，惟平准书，列传之中，惟游侠货殖滑稽日者龟策为民间之事。自后史家，因循略变，而大致则正史之中，民情不得什一焉。通鉴编年之作，其名则曰资治，可以知其仅供执政者之浏览而已。至杂史别史之属，琐录杂闻，宜若可于人羣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详述原委，然亦多以政事占其大半，无当于社会发达之说明。呜呼！近人言吾国社会之基础者，佥谓建筑于家族村市之上，如是则于家庭之组织，乡治之制度，都市之结构，及其它社会集团，其可以传述论列之价値，当不在政治组织之下；然以累代史家之习焉不察，故文献可征者特希，今日吾人所据以为史料而评议之者，皆零星摭掇或凭推想而成。过去史家之所见不广，后之治史者宜如何力矫其失而补救之也？

八曰人情变迁不可不明也

时会演进，物象更迭，人情风尙亦缘之以变迁，未可拘泥执一也。乃世人不明斯理，往往据臆测古，于是谬误百出，史事因生龃龉。其实读书之时，苟能细心考究，则往籍班班，何尝不能知类通达，要在学者之善事观察而已。例如上古国境分立，君权未张，尧舜克让，实出自然，而见诸异代则为圣德矣；姬周封建完成，嬴秦郡县改设，始皇专制，号为暴君，而拟之世主则亦数见也；汉唐以下，帝位益尊，而割据自雄之辈著称；蜀魏更迭，有若弈棋，而偏安正统之争不已。凡此风尙消息，不可不愼思而明辨之。章太炎师讲国故槪论，其论古今人情之变迁，凡分五款以明之：曰封建时代之道德，较近于贵族；郡县时代之道德，较近于平民，故古代之家族，与后世之家族组织不同也。曰古人爱家，与近人爱国观念相同，亡家亦与亡国齐观，故保家为众所同重也。曰古代贵族制度，与今土司颇相类，王室宗族，与王同贵，故昆弟亦可袭位摄政也。曰古代大夫之家臣，与天子之诸侯等，故家臣之于主，遵绝对服从之义也。曰丁忧去官之风，汉末最甚，非徒父母三年之丧，然卽兄弟姊妹期服功服之丧，亦有丁忧者，与后世非父母丧不去官者不同也。章氏之言，盖诏吾人以世变俗移之意，庶以今揆古，不致错误迭出，故举例三五，藉示大凡，冀学者有以自审之也。吾党小子，允宜敬服持之。 右列八事，未尽史实，粗抉大端，用槪其余，学者本此宏纲自寻伦类，则剖析古今之史实，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矣；虽复范围广博，亦不虑其汗漫无归也。

至硏读史籍之时，究应用何种方法，庶能资深逢源，升堂入室，则亦不可以不述。管见所及，凡分十有二事，析论略如左方：

一曰读史当循序求进也

夫事有终始，而学有本末，躐等以进，必致迂回，循序而求，获益易见；故硏经须有次第，而治史乌可凌越乎？张之洞曰：『读史之法，宜先看正史。』正史者，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淸史稿是也。诸史之中，文笔体例，虽有高下，而其裨实用处，幷无轻重之别；盖一代自有一代之典制，一代之事迹，初无可轩轾于其间。宋史元史，言其义法，纵疵病百出，大有不满人意处；而时代弥近，其所载述，影响于现世之政教风化者尤深且巨，顾可以史文之芜杂而幷忽视其史事也？又读史之时，须页页看去，彻始彻终，决不可蔑视志表而略去之。尝见陋人看史，或止看列传数篇，或于每篇之中，割裂首尾，祇留中间一段，谓为精华在是，或广求隽语，猎取浮文，藉作饾饤之资，诸类此者，皆非治学之士所应为也。夫志表之用，所以包括典章文物，而表则可以订岁月之误，补纪传之阙，苟未曾通览其全，又安能贯串其义乎？正史看毕后，宜旁阅司马氏通鉴毕氏续通鉴以参究之，然此皆编年之体，事系于年，人见于事，故未易得条贯也；可兼读通鉴纪事本末及宋元明纪事本末，俾因类以求，易得端倪。如此按日读毕，综其大体，析其支叶，则于累代人才之盛衰，政术之得失，风俗之敦薄，国势之强弱，前后始末，自然了了胸中矣。余如政典会要杂记逸事水经地志之属，亦足广见闻，扩胸襟，皆所宜览。而论史法考史事校史书诸书，凡于史学有推阐发明之功者，咸宜备览。如是专志为之，不踰十年，必能卓然自立；自兹以往，而有不能具深造自得之乐者，吾不信也。呜呼！驱北辙而求至越，航断港而求诸海，则难矣；若津渡显然，定向有在，循途而行，计日可到，何难之有？南皮之言，不吾欺也。

二曰读史当硏索因果也

吾人何为而治史事耶？曰行莫大于藏往，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虽然，运会所届，人事万变，目前所食之果，自非一一于古时知其因，卽无以证前途之夷险；而史事之经过，以渐不以骤，旧事卽新事之因，新事为旧事之果，递遗递袭，赓续蜕变，如水承澜，莫可间绝，其兆机极微，其分界甚隐，读史者或因细微而难窥，或缘复赜而难理，每不易得线索也。例如秦代混一天下，遂有焚书坑儒之祸。人佥以为始皇一人之罪，不知嬴秦之所以灭古，其因盖有数端：秦本僻在西戎，不与中原之文教，其后发政施令，率以用客卿而致富强；彼旣素不知学，其视百家之存废，不足措意，一也。秦资法治之力，法家之意，惟知近功，故焚书坑儒，所以申法，二也。儒者道仁义，称先王，事必师古而后行，将不利于政本，三也。而当时之士，所以自促灭亡者，亦非无因：不通时变之宜，一也。奸利相吿，不惜自溃二也。言多失中，益以神仙之说，终亦不验，三也。且譬之人当患疑难之症，为之医者，奇方异术，无所不搜，及病去人愈，虽有良药，亦将斥去；故百家之传，至秦而绝者，皆势之所必然，非人力所得而为也。又如辛亥革命之役，人第归之于淸季政治之腐败，思想之激荡，对外之愤慨，排满之狂热，志士之奋发等近因，而不知船山黄书，严于种族之防，黎洲待访，辨于君法之义，革命思潮，早已种因于此，不过迄乎淸末，始一发而不可复遏耳。史实因果，大抵皆此类也。果由因出，因以果彰，应变测来，是在史家。诸君欲明了禹域事变之由来乎？尙其推源追本，于史事一加之意焉。

三曰读史当提挈纲领也

学问泛滥，作者弥众，四部之籍，灏瀚曼衍，籀其内容，岂尽适时？冀免徒劳，当审权剂。荀卿有言：『伦类不通，不足为善学；』所谓通其伦类者，亦无非比事丑物，立之条例，钩玄提要以标其纲，远绍旁搜以觇其信而已。固不屑诵烦辞，逞碎说，摘句寻章，龂龂一字一义之末，以自比于策士之括类，兔园之摘比，谓始毕乃公事也！曲礼三千，祝史陈其数，而君子识其意，治学亦犹是云尔。今乙部书虽繁，然其大纲宏目之通摄古今，而系夫政之平陂，民之舒戚者，可以二三数也；揭其大者而究硏之，则所言居要，所执弥精，苟时力犹有裕焉自不妨旁及琐微。何世人不明斯理，其治史也，转好探寻赜隐，详索支叶，沿及陋士，遂遗远大！传人则博采无稽之逸闻，志地则详究已亡之物产，而于历代国势之消长，风教之隆污，疆域之广狭，种族之强衰，以及社会变迁之大势，转莫能明。墨子所谓『舍其锦锈粱肉，而欲窃邻人之短褐糠糟』者，非此之谓耶？又其甚者，束史汉于高阁，而专究金源，举中夏之不知，而动陈夷裔，索隐行怪，舍己耘人，噫！生有涯而知无涯，措重举轻，亦多见其不知量也。后之有志治史者，尙其根极原源，依类参稽，明其统緖，章其友纪，庶几整齐杂语，同条共贯，不致蹈碎义逃难，支离灭裂之讥焉！

四曰读史当细考事实也

夫硏治古书，最应审谛者约有二事：一曰音读训诂，二曰考证事实。音训明，方知此字为何字，此语为何语；考证确，方知此事为何事，此人为何人。不然，空谈肊说，望文生义，卽或有理，亦所谓郢书燕说耳。虽然，考证之事亦岂易言哉？其史乘所载，言语之缘曲附而成，事迹之由穿凿而构，如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求荣者，可勿论矣。卽其不然，而一家之事，传者三人，斯传闻也各异；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诸如蜀相呕血，魏君中矢，沈炯骂书，魏收草檄之类，异辞疑事，眞伪混淆，刘知几所讥，洵得其实。如是则苟非深知其人，详察其世，而具见其表里者，斯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此李翱曾巩等所以叹『魏晋以后，奸贤事迹，暗昧而不明，毁誉而非公，』皆误枉以为信故也。欲针厥病，计惟有稽钩他书，考核异事，网罗参伍，平吾心以意会之，庶其事其人之眞相，十可得其八九。然而一言之发或有所由，一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是于他书或不能具详也，此则视读史者之能否通达其义，审酌乎文字人情之间，辨核夫名物制度之细，固难为疏陋鲁卤之徒道矣！

五曰读史当鉴别眞伪也

事理与学，皆有眞伪，读史者不可不审辨而离析之。世传盘古辟地，女娲补天诸说，此事理所必无者，稍有识者类能别之，固无虑其混眞矣。而载籍之伪，则易使读者易入迷途而勿觉。故吾人披览古籍，苟欲求得事实之眞相者，首当鉴别书籍之眞伪。四部中集部而外，经史子皆多伪书。今专就史论：正史固未有假造之者，而龙门史记，偶杂褚书，不可不辨。别史中且有全部伪书，如越绝书，汉袁康所造，而托名子贡；宋人假造飞燕外传、汉武内传，而列入汉魏丛书；竹书纪年晋人所得，已难辨其眞伪，而近世通行本，系明人所造，亦非晋代之原本矣。凡此之类，使忽于辨识，则正觉何由？鉴别之法，当分数端：或从箸录传授上考查，一也。或从文字体裁上考查，二也。或从事迹制度上考查，三也。或从时代背景上考查，四也。或从思想渊源上考查，五也。或从别书征引上考查，六也。虽然，吾人以假为眞，固易陷入迷途，而以少部分之伪，疑其全部分，亦足使硏学者彷徨无所归宿；如康有为辈，目汉以前之书皆伪，皆为王莽刘歆所改窜，则吾人将无可读之古书矣。

六曰读史当精心校雠也

上言考核事实，鉴别伪书，固读史者之始事。而古代史籍中，亦有书本非伪，事原可信，而以阅时悠远，转辗抄印，致篇章错乱，句读舛误，文字讹脱，辞气含混者矣。吾人苟不细加抉择，任意引用，则亦必陷于谬误，循至原书之本意日晦也。又史家当秉笔修史时，固未尝不广储副本，旁参他说，而以下笔微有不愼，自相歧互者有之；与别书对勘而发见其歧互者有之；如史汉本纪列传，语多不符，宋金二史同载一事，各据传闻，往往矛盾，于此欲解除障碍，自不得不施校雠之功矣。校雠之事，似易而实难，似粗而实精。淸儒治此，独有偏胜，其风盛于干嘉之时；若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王念孙等，皆运用敏锐之观察力，洞鉴抵牾，补正讹脱，语其贡献，信如朱一新所谓『于己甚劳，而为人甚忠，竭毕生之精力，以供后人之取携，为惠大矣！』至诸氏所应用之方法，则不外五途：第一，依据古本以与今本相对比，记其异同，择善而从也。第二，以本书或他书之旁证反证，以校正文句原始之错误也。第三，考见本书之原定体例，用以刊正全部通有之错误也。第四，依据其它数据，以校正原著者之错误或遗漏也。第五，依据古韵，以刊正其错误也。淸儒所用方法之荦荦大者，大槪如是；吾人苟善应用之，则于史文史事之疑难，欲求其壤解冰分，略无碍滞，非难事矣。

七曰读史当厘别章句也

古代史籍之难治，非仅文字有讹脱，篇第有错乱也；其辞例之变化，章句之差异，学者尤宜加之意焉。黄以周曰：『礼乐记言「离经辨志，」辨志者，辨其章旨而标识之也；其云辨者，章法无一定，任学者自分之。今诸经章句，注家标识，大半已明；若初学读史记汉书，亦用离经辨志法，令之点句划段，标明大旨，一展读之，便知其用力之浅深，及致功之勤惰矣。』按黄说甚是。我国古代著述，不自句读，实为载籍之通弊。其在著者，旣往往缘后人读法之谬而误会其本意；其在读者，又往往生开卷茫然，不易了解之苦；缘是而望文生训，比附曲会者有之矣。耗费几多时间精力，甚无谓也。欲祛斯弊，则熟辨文例，精硏词义，稽考往籍之成训，旁采西书之标点，使节族显豁，语态昭彰，旣足令词句便读，复能助文字生神，庶几一劳可以永逸，非治学者所有事乎？此固不独宜用于史籍，凡有箸述，槪当施之。而论者或以施新式标点于古书为病，吁！是何说也？苟龂龂于形式之今古，则今之楷字，胡可以施之古书者，而独致疑于其标点也乎？

八曰读史当自具裁识也

姚姬传论文有云：『始也得其粗者，中也遇其精者，终则执其粗以御其精者。』斯言虽为文发，可以况史。夫所贵乎读史者，非仅熟玩其篇目。剖论其法度已也，第一不可不有新评决。评决之方，在运用精迈透辟之思想，探索古来重要之史实，考较调核，察其症结而息其纠纷，灼见眞知，道人之所未道，语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盖庶乎几矣。今举一事以为例：君位传子之局，论者佥谓至夏禹始创；不知世袭之制自黄帝以下，已成定则，不离其宗。尧之禅舜，舜之禅禹，皆以其子凶顽，不堪托付，不得已而外征野举，此变例也；故受禅之君，皆避旧君之子于他邑，百姓归之，乃始卽位，观其避旧君之子，可知君位本限一家，世及为其时之通例，而禅让则为例外也。于此非读史者之自具裁识，鲜有不为旧说所拘者矣！又史家之纪述一事，于其奥藏之所在，大都引而未发，以俟读书者之自寤如汉书载霍光废昌邑王事，其诛昌邑诸人，诸人皆大呼于市，其言有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是可知昌邑早有图光之心，惟隐忍未举，故光先发制之耳。凡此激射映发之类，史籍往往有之；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又乌能睹指而知归，见微以知着乎？诸君子有意读史，尙冀注意及此。

九曰读史当兼作索引也

夫别裁深识，非一蹴可几也，平日磨练脑力之工作，不可不勤；故古人读史，大都兼作札记，或批卷首，或抄别纸，藉以养成锐敏之感觉力，其意殊佳，信足为后生规法也。兹所谓索引者，亦资助读史之一端，其例为撮录纲目，删繁就简，附于原书之后，以便重读时检阅之用者。盖全史卷帙繁重，学者硏究一问题，欲搜集同类之若干事而比观之自非熟读成诵，势难一索卽得；若依卷检阅，则事旣繁宂，时又浪费，苟应用索引，将某事在某篇某页某段一一注明，则硏究时欲查某事在本书何处，止须先翻索引中所注明之页数，按图索骥，历历不爽。其编次之法，或依事之年代，或分事之性质，要视学者之应用如何耳。此外尙有数种方法，亦足为明了史事之助，与索引提要有同等重要者。曰作统计：如历代战乱之统计，历代水旱之统计，历代著述之统计等是也；曰作史表：如世系递嬗之表，民族分合之表，学术比较之表等是也；曰作插图：如疆域沿革之图，战争交通之图，宗教人种物产分布之图等是也。而尤重要者，则为读史时自提问题以自求解答；例如上古洪水之祸究如何？五胡乱华之结局究如何等，苟能细加考虑，刻刻留意，则日常读书，自然触类旁通，谓犹无会心深造者，吾不信也！吾不信也！

十曰读史当博稽羣书也

读史之方，自必从正史入手，正史旣明，则于上下数千年间治乱兴亡之迹，典章经制之大，靡不较然可睹；循源沿流，条贯自得。然亦必博稽他书，以资考证，斯为美也。盖纪传之体，言其优点，次第相类，统系无缺，学者寻究，易致其力；然于叙述一事，往往截取首尾，略其因果，卽间有脉络可寻，亦不过十得三四；故吾人治史，苟欲彻底了解其眞相者，正史以外，必旁搜其同时代之纪录，及后人详征博考之作。如读史记，则参阅春秋、三传、国策、国语、帝王世纪及史记志疑、史记正讹、天官书补目、楚汉诸侯疆域考等；读汉书，则参阅汉书辨疑、补汉书兵志、汉书艺文志考证、古今人表考、律历志正讹、水道疏证、西域传补注、地理志补注等；读后汉书，则参阅东观汉记、后汉书补注、续汉书辨疑、后汉书补表、补艺文志等；读三国志，则参阅三国志补注、华阳国志、三国志考证旁证、三国疆域志、职官表等。如是参互比核，精思硏索，必有若干细密之处，为操笔削者所未及经意，而一旦抉出其眞相，足以驳正正史之讹者也。虽然，稗乘脞说之与正史歧异者，苟未得充分之证据，决不可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大都搜集史局，其所以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反据之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笑有识矣！是以考论史事者，允宜愼之又愼焉。

十一曰读史当旁核外籍也

自海通以还，吾国史家，采彼治学之方法，整理故籍，校核旧文，颇着成效；盖事以比较而始明，理以相喩而益彰，昔人考订虽勤，而知囿一隅，见局方宇，未足为淹通之学，故不得不采用外说也。且不宁惟是：甲国史料，往往与乙国有直接间接之关系，卽甲国人专著一书以言乙国者亦不少，是幷宜参稽而汇观之也。我国自古闭关自守，与欧西文化诸国，绝少交往，宜若彼邦史料，无足益我国史之闻见者矣。然当唐代中西初通商时，已有阿拉伯人侨商中国者所作游记，述及黄巢陷广东情状，可补中国史籍所未详；元代意大利人马哥波罗所著东方旅行记及波斯人拉施特所著蒙古史，皆为元朝史事者极有益之参考书。淸季以来，航辙益繁，西人来华考究中国古代文化者日多，有关中国史迹之著作亦渐富；或关于古物，或关于宗教，或关于国际，此种撰述，虽可靠之程度极低，然吾人苟能审其信伪，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则泾渭旣明，未始无绝好之资料供我驱策也。

十二曰读史当查阅类书也

读史不从纪传编年诸史中着实用力，徒凭借后人约编重纂之书，涉猎首尾，转相稗贩，如水无源，如木无本，掠影浮光，沾沾自矜，此陋人之所以为陋也！笃志硏史者，必须力祛斯弊，穷源竟委，彻始彻终，不放过一卷，不略去一篇，融会贯串，始能眞有建树；顾炎武所谓『采山之铜，异于废铜，』固与饾饤獭祭者流不可同日语也。然人智万有不齐，自非上哲，乌能强其必为博闻强记之徒；卽博闻而强记矣，于一书之宏纲大旨，固然了了指掌，至若地名人名之类，旁见侧出，纷纭琐屑，安能纤悉靡遗？于此欲免冥索之苦，则类书尙矣。类书之中，如册府元龟之类，有原始之史料，始终未经人采用，而尙保存在内者，今姑勿论；卽个人搜辑，如汪氏史姓韵编、李氐纪元地理五种等，以及今日坊间所纂录之人名辞典地名辞典之属，其津逮学人，亦洵能事少功倍，省却无数精力，无数时间，与事类统编等陋书仅足馈贫粮者不同。学者读史时有所不明，尽可随时检查，或取以对照，因类旁稽，所见自扩；斯固治学门径之一，吾人佥宜应用之而不容忽视者也。

右陈十有二事，皆略论吾侪所以治史之法，至变通以为运用之方，则存乎其人，所谓规矩诚设，方圆自有不可胜用者也。兹犹有数语谨为诸君吿者，卽破除迷惑最为读书之要，而治史者之惑，有不可以不祛者二端：

一曰不可逞臆立论

自来目录家于乙部中多立史论一门，考其内容，盖就历史上所发生之事迹加以评衡者。其端实开于左传史记，后此各正史及通鉴等皆因之。宋明以下，士益浮夸，好尙空议，于是有史论专书。其较有价値者，如张溥之历代史论，王夫之之读通鉴论、宋论等。然此类书无论若何警拔，总易导学者入于奋臆空谈一途！盖吾人有左马之识，张王之才，虽造诣各有高下，尙不妨尙论史事；而后之书生，学问旣未成就，胸襟每病迂愚，考订征引尙未必确，议论褒贬又焉得当？横生意见，亦徒见其舍实骛虚耳！郑渔仲尝慨乎言之曰：『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尙于言语，正如当家之妇，不事饔飱，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郑氏之言，有为而发；吾人深味其言，当知议论褒贬，皆系虚文，初无实用，读史者但当考其事迹之眞象，固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待之天下人之自论而已。

二曰不可任情武断

迩年来国中史学之不竞，已为不可掩饰之事实；而硏治古史之风，则一时颇盛。然要而言之，大抵附丽于疑古学派旗帜之下。夫古事古籍之以伪乱眞者，信足以陷学者之入迷途，辞而辟之，加惠后生，固非浅鲜也。昔人论史之迂拘不化者，根据经传，一遵代代相承之说，亦步亦趋，无所裁别，洵不免于贻讥；无如今之所谓学人者，不肯惟眞是求，以矫其枉，稍窥皮毛，率尔立异，志大言夸，羌无依据！不第以发见一部分之伪，而遽疑其全部分，或并无可疑之事而亦疑之；深文周内，惟意所欲，逞其簧鼓，抹煞史实，其端实启自康有为，以尧舜为古代所无之人，孔子改制，特假托之，师心自用，强词夺理！虽当时之影响甚微，而后世之滋惑弥甚。于是寖假而伯禹伪矣，寖假而老□伪矣，寖假而屈原伪矣，寖假而墨翟变为夷人矣，裂冕毁裳，靡所不至，其意直欲使神州古史，不与神话同一荒唐不止也！呜呼！言伪而辩，记丑而博，肆其吹求，欲强天下人舍古以从今，俾传其宏硕之名，岂不重可叹哉！虽然，此在耆儒宿学自具只眼者，固漫无影响，犹之见怪而不怪，其怪自败也。而在学力薄弱，胸无定见之后生，则鲜有不为此种设说所波荡者！古史悠悠，狂澜滔滔，蒿目时艰，有不禁慨当以慷者矣！排邪说，树赤帜，平其意气，固其学殖，惟信是征，惟眞是录，不骛新以屈旧，不嵩旧以绌新，责在吾辈，尙其勉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