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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写有多种体裁，二十四史采用的是纪传体。这种体裁始创于司马迁的《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不过历朝正史的撰修在此基础上均有所创新，具有各自的特点。 《史记》由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组织而成，共130篇。本纪是全书大纲，以事系年，取法于《春秋》的编年；世家是分国的，分国也按时代排下，但不同于《国语》和《战国策》以记言为主的国别史，《史记》世家仍以记事为主；列传是司马迁独创的一个体例，是《史记》最主要部分；表，是全书中最重要的筋节，《史记》中的十张表，按事情不同而分作，其稽牒作谱，则以《世本》为范；八书，详记政制，专为一件事而特作一篇书，形制出于《尚书》。因此，可以说《史记》实际上是以前史学上各种体裁之集大成。其最异于前史者，是以人物为本位，故称为纪传体。《史记》记述了自黄帝至汉武帝太初时约3000年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纪传体通史著作。 《汉书》也称《前汉书》，班固著。它基本沿用《史记》体例而略作变更，“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改“书”为“志”，“世家”并入列传，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全书由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组成，共百篇，后人析为120卷，共80余万言。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计230年的历史。这种断代为史的方法，虽然容易割裂历史的联系，但可以使一朝一代的历史史料保存得更加完备，便于总结一个王朝的兴衰，为后代治国者提供有益的借鉴。《汉书》断代为史，符合1000多年来不断改朝换代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史书的典范。刘知幾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史通》卷一《六家第一》）二十四史除《史记》和《南北史》外，都是沿用《汉书》断代为史的体例。 《后汉书》范晔著。原计划是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一百篇，以与班固的《前汉书》相应，还有序例，但只完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后汉书》在编写体例上继承了《史记》、《汉书》的优点，同时又有创新。《后汉书》十纪，记述从东汉光武帝刘秀起兵推翻王莽起，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按编年顺序详载了东汉195年的历史大事。在《纪》中开创了《后纪》与《附记》的写法。列传新增的类有《孝子》、《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八种。“十志”托付给谢俨，因范晔被杀，文稿皆佚。所以《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三国志》，陈寿著。包括《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主要记载了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三国志》目录虽未标“本纪”之名，但《魏书》前几卷，如武帝、文帝、明帝等篇都是本纪体裁，故后世谓陈寿修史虽名为“三国志”，而实际上是以魏为正统，因之而遭后人责难。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予了解释：西晋是承曹魏而来，作为西晋朝臣，陈寿以魏为正统，这也是封建史家的惯常做法而已。《三国志》撰成后，大受赞赏。它是继司马迁、班固之后而写成的第三部纪传体史书，范晔的《后汉书》尚在其后100余年。可惜的是《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没有编志，内容太少，史料不足。后约130余年，刘宋文帝命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上搜旧闻，傍摭遗逸”，补阙漏、备异闻、矫正谬误、论辩得失，撰成《三国志注》。裴注搜采广博，“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晋书》房玄龄等著。《晋书》包括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420）为止，包括两晋165年间重要政治活动和重大事件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唐以前晋史有十八家，但唐太宗对它们很不满意。贞观十八年（643）诏令重修《晋史》，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晋书》修成，由房玄龄领衔进呈，故署其名，其他史臣，均不列名。唐太宗很重视西晋王朝兴衰治乱的经验，亲自为宣、武二帝纪写史论，又给陆机、王羲之二传写论表彰，此四篇史论，称“制曰”，所以旧本《晋书》题名为“御撰”。官修之《晋书》成，而其他十八家之晋书皆废。 《宋书》100卷，沈约著。包括本纪10卷、志30卷、列传60卷。全书起自晋义熙元年（405），终于宋升明三年（479），是记述刘宋兴亡的一部完整的纪传体断代史。《宋书》从纪传体例、书法和志目、类传目的取舍来看，主要是为维护世族地主和当时政权服务的。为尊者讳、为本朝讳，使权臣窃国的某些历史真相被歪曲和掩盖了。不过他的“讳之于本纪，而散见其事于列传”的体例，对于绝大部分历史是不失实的。另《孝义传》的创置，开创了史书宣扬封建礼教的新形式。 《南齐书》，萧子显著。原名《齐书》，60卷。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南齐书》现存59卷，其中帝纪8卷、志11卷、列传40卷。所缺一卷为序录或叙传。所记南齐七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479）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23年间的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其以历史编纂方面的类续法，文字简洁，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诏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书》，李百药修《齐书》，姚思廉修《梁》、《陈》二书，魏征修《隋书》，而以房玄龄总监诸史。贞观十年，五史全部完成，合称《五代纪传》，共225卷。此为唐初官修五史，一称《五代史》。其中《周》、《隋》二书成于众人之手，是为官修，而《梁》、《陈》、《齐》三书，则虽以官修为名，其实私撰也。 《梁》、《陈》二书实际是姚思廉秉受父业完成的。《梁书》56卷、56篇，其中有26篇的论是其父姚察写的，而《陈书》大部分是姚思廉的撰述。《梁》、《陈》二书，除了强调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在历史的作用外，新意不多，但二书的行文，尤其是《梁书》，深受后人推崇。《梁》、《陈》二书有纪、传，无表、志。《陈书》内容不如《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也都过于简略。 《北齐书》50卷，李百药著。其父李德林，奉诏参加《国史》即《齐史》的编写，但全书未竟而卒。其子百药奉诏续成。《齐书》，到宋代才加“北”字，以区别于萧子显的《南齐书》。《北齐书》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80年的历史。虽题名北齐书，实际上它集中地反映了东魏、北齐两个割据政权的兴亡史，而重点放在北齐政权。《北齐书》仿《汉书》、《后汉书》体例，卷后皆系以论赞，但只有纪、传，无表、志，现在只有17卷保持原貌，其他为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魏书》，魏收撰。包括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十志，主要记述了自北魏道武帝（拓拔珪）登国元年（386）至东魏孝静帝（元善见）武定八年（550）这一时期的历史。至北宋，《魏书》已亡缺不全，后人取其他史书补足。魏收的治史态度为后来人所责难，二十四史中，受攻击莫过于《魏书》了。 《周书》，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周书》虽以“周”题名，但所记史事在范围上是很广阔的，包揽了西魏、北周二朝史事。所记内容不仅关系东魏、北齐，而且兼及南朝梁、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时期全国范围的历史发展大势；同时对于当时有些重大史事，其他南北诸史不载，而《周书》则详述之。《周书》也有回护、阙书等不足，但在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价值尤其值得重视。北魏、东魏、西魏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北周是鲜卑族宇文部建立的政权，北齐则是鲜卑化的汉人建立的政权。《魏书》、《周书》、《北齐书》比较集中地记述了这五个皇朝的兴衰史。 《隋书》，魏征等著。《隋书》包括帝纪5卷、列传50卷、志30卷。本书虽由多人共同编撰，但集中体现了魏征的史学思想。《隋书》中，“以隋为监”是其主要目的，将修史与治国紧密结合了起来。《隋书》不仅是官修的史书，而且在当时所修专史中是比较好的一部，开了以后官修正史的先河。 《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南史》记述了自南朝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止于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南朝四代170年的历史。《北史》起于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终于隋恭帝义宁二年（618），记述魏、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朝233年的史事。《南史》、《北史》均经令狐德棻过目详正。二书编撰的特点，是将正史中的南北朝八书，加以连缀改订删补，以其简洁有条理而为后世学者所公认。南北史之间，《北史》详赡而《南史》疏略。南、北史只纪、传而无表、志，这是一大缺陷。 《旧唐书》，刘昫等撰。因刘昫为监修宰臣，《旧唐书》就题为“刘昫等撰”，其实对于《旧唐书》贡献微薄。《旧唐书》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始有新、旧之分。《旧唐书》主要反映的是唐代中期以前的史学思潮，注重以史为鉴，注意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变化，其中《食货志》在纪传体的“正史”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而对少数民族的记载也超过了以前各“正史”。由于五代是一个“乱世”，封建秩序并不稳固，因而书中表现出的伦理色彩不那么浓厚，纂修也不全注意褒贬之法。所以，曾公亮等认为它“纪次无法”，“使明君贤臣、隽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进唐书表》，附《新唐书》书后）从而决定重编唐史——《新唐书》。 《新唐书》，欧阳修、宋祁奉宋仁宗之命撰。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宋祁负责列传。《新唐书》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其成就在于诸“志”内容比《旧唐书》丰富，将目录学、地理学成果采录史中，改进了史志编辑体例；特别是创立了前所未有的两种新志——《仪卫志》、《兵志》，和前史几乎没有的《选举志》。还恢复了表谱，立表多达15卷。其中以《方镇表》为最善。《十七史商榷》评论《新唐书》，以为“最佳者志、表”。（《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九《新旧唐书·二书不分优劣》） 《新唐书》行世后，《旧唐书》在相当长时间里几乎被人们废弃。直到明朝闻人诠等重新刊印后，才又广泛流传开来。这一传布过程既反映了它的缺点，也说明它自有长处，非《新唐书》所能取代。 《旧五代史》由宰相薛居正监修，参加编修的有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等人。《旧五代史》全书150卷，包括本纪61卷、列传77卷、志12卷，另有目录2卷。原名《五代史》，后人为区别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便习称《旧五代史》。《旧五代史》略仿《三国志》，以梁、唐、晋、汉、周各为一书，称曰在《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有纪传若干卷，合之可为一书，分之可为五史。以中原王朝为正统，合计14纪共61卷。《旧五代史》不仅是以五代为中心的一个历史时期的断代史，而且又是五个前后相衔接的王朝断代历史。《旧五代史》的“志”比《新五代史》的完整，全面叙述五代的政治、经济制度，为后人了解该时代典章制度，提供了方便。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是唐代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全书包括本纪12卷、列传45卷、考3卷、世家及世家年谱11卷、四夷附录4卷。在编排体例上，推翻《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基本格局，仿效《南史》、《北史》，将各代本纪和列传作为一史处理，按时间先后编排。十国史改旧史的“列传”而设“世家”记述。列传部分则依人物特点分立“类传”和“杂传”。“志”改称“考”，“表”改称“谱”。另置《四夷附录》，专叙少数民族史。 《新五代史》较之《旧五代史》史料价值要略逊一筹，但《新五代史》后出，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尤其对十国部分的补充，同时还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对《旧五代史》有补正之功。恢复了用表谱列人物、国家和事件的优良传统，比一般文字叙述更加条理清晰，一目了然。欧阳修是宋代文学家，以其文豪大手笔修史，文采卓著，是二十四史中罕见的。 《宋史》496卷、《辽史》116卷、《金史》135卷，脱脱等著。辽、金、宋三史是在脱脱主持下于元顺帝至正年间修成的。欧阳玄、揭傒斯为主要撰修者。欧阳玄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之一，他应召为总裁官后提出购书选史官的修史主张；又立三史凡例，使修撰者有所依据；三史中的论、赞、表、奏，皆为他的手笔。欧阳玄对三史的贡献极大。关于三史正统之争，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权衡：《庚申外史》）脱脱的决定使得三史顺利修撰，同时确定了三史平等对待的原则。 三史按历代正史体例，分纪、志、表、传，但纪、志、表又各有特色。三史中食货、选举、百官、地理、刑法、天文、历、兵、礼、乐等基本各史均有，但《辽史》有《营卫志》为各史所无，其中保存了契丹早期的户籍、兵籍、土地制度、部族组织等史料。《辽史》的《部族表》，将与辽发生关系的周边各族按年月列入大事年表中，读来使人一目了然，“又省却了多少外国等传”（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卷二七《辽史立表最善》），这是二十四史中的一个创举；三史是根据大量史料汇编而成的，修史者常不加修饰地照录旧史，因此三史的史料价值特别重要。另，辽、金二史各附有《国语解》一卷，这在二十四史中是特有的。书中保留的契丹、女真两族的语言文字，成了今天研究契丹、女真文字的珍贵资料。但三史中也充满了封建迷信和儒家天命思想，往往用道学的标准来评判历史的是非与功过。在编纂方法、史料取舍上，由于修史仓促，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一人重复立传、编次前后失当、纪传不符、译名不一、各史互异、传闻之误，等等。 《明史》，张廷玉等著。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列传220卷、表13卷、目录4卷，共336卷。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200多年的历史。清朝顺治二年（1645）设立明史馆，诏修《明史》，因政局不稳，修史条件不成熟，工作未能全面开展。康熙十八年（1679），重开史局，以徐元文为监修。于乾隆四年（1739）最后定稿，进呈刊刻。从第一次开馆至最后定稿刊刻，前后历时95年，这是二十四史中历时最长的一部。《明史》纂修体例整齐完备，事详文简，文笔雅正，舛误很少，堪称旧史中之良史。 二十四史价值 我国有着忠实记录历史的优良传统，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国家之一，史料之丰富是举世无双的。二十四史是经过历代史学家们编著积累而成的，记载了中华民族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历时4000多年的伟大历史进程。其内容博大精深，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法律、典章制度等诸方面，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项巨大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历来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鉴往知今、安邦治国之镜鉴，也是诸多学科研究取之不尽的知识宝藏，尤其在史学、文学以及文献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无可估量的学术价值。但受时代和个人史识的局限，二十四史的成就高下不一。对材料的选用，特别是对人物评价，多用封建道德作标准，阅读和使用时需谨慎鉴别。 第一，鉴古而知今，具有经世致用、安邦治国的作用。中国史学的作用，先秦古训说“彰往而察来”（《易·系辞下》），唐刘知幾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民）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都明确指出撰史的主要目的是鉴于往事，有助于治国安邦、经世致用。二十四史作为钦定“正史”，以纪传为纲，贯穿历史事件，辅以“表”连接时空、人物，用“志”记载社会生活各方面发展变迁的情形。其中记载的人物，林林总总，从帝王将相到游侠策士，从儒林隐士到商贾、医、卜，从官吏到匠工、俳优等，无所不有；记载的社会生活，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法律，从天文历法到礼乐典制，从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从山川水利到风物民俗，乃至学校、宗教、民族等，无所不包。全面展现了中国历史的全貌，为后世认清历史时势，审视现实，把握机遇，改革创新提供了镜鉴。太史公言：“述往事，知来者。”《汉书·司马迁传》）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则必须读二十四史。只有了解中国的历史，才不会重蹈历史覆辙。 第二，史料丰富而翔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二十四史是各代记录史事经典史书的集大成者，内容极为广泛，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教育以至修身处世之道，为后人研究社会史、经济史、制度史、教育史、民族史、宗教史以及经籍、目录等提供了较为可靠，系统的依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不过，由于二十四史出自历代封建史学家之手，受时代局限，也存在着许多问题，特别是朝廷设官修史，一般都由当朝宰相监修。因此大多为帝王歌功颂德，抹杀劳动人民的作用和成就，有的甚至歪曲阶级斗争的事实真相，丑化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等。经过乾隆皇帝钦定的二十四史被称为“帝王将相家谱”，里面的史料，是被封建统治阶级筛选过的，有的甚至经过歪曲和篡改。因此利用这些材料时，必须谨慎，要加以辨析。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对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二十四史虽然出自不同人之手，成就也高低不一，但统一遵循纪传的体例，对于人物的刻画描写，历史事件的叙述，均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二十四史以《史记》成就最大，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开创了史传文学的传统，对于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等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就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如《赵氏孤儿》、《霸王别姬》等。二十四史的撰写者中有不少是文学巨匠，如司马迁、班固、陈寿、沈约、萧子显、欧阳修等，其语言洗炼，文字生动，词气纵横，形象明快，常常令人击节赞叹。二十四史中有不少篇章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不过也有因片面追求辞藻华丽而遭人批评的，如《晋书》被指“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而班固喜用古字古词，较难读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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