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宦官外戚摄政自古以来就是封建王朝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例如：唐朝的宦官李辅国，在安史之乱之后因为帮助肃宗登基有功而掌控了军权，他之后的继承人鱼朝恩竟然开始掌控起了禁军神策军，朝堂上下不顺他意的就会被罢黜，整个国家都玩弄于他的股掌之间。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外戚宦官专权问题比东汉更为严重，诸葛亮告诫刘禅：
宦官外戚问题就容易解决，可惜的是刘禅没有听从，对黄皓等宦官极为宠信，最终导致蜀汉灭亡。 而在蜀汉之前，自西汉至东汉的历史上，也少不了外戚宦官的影子：吕氏家族、窦宪、邓骘、霍光、王莽、十常侍、何进……由此可见，宦官外戚之祸扰汉久矣。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东汉王朝宦官外戚专政不断呢？ 光武帝对元勋功臣的过于优待直接导致了豪强外戚集团的诞生光武皇帝在扫荡群雄之后，放在面前最紧迫的事就是怎样处理皇权与功臣集团之间的关系。  东汉与西汉不同，东汉的功臣都是没有地方根基的游兵散勇，比如韩信等人，铲除他们不会波及太广。但是东汉就不同了， 刘秀曾在邓晨投奔自己时对周围人说：
可见邓氏家族在邯郸地区的势力之深，地方豪族的社会基础之广。 除此之外，他们强大的经济基础、深厚的儒学背景、强势的军事力量、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都是光武不敢小觑的。既然不能硬铲除这些地方豪强势力，皇室只能以联姻等方式笼络他们，这也就催生了东汉豪族外戚。 东汉王朝相对于西汉，武质性明显偏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光武的“偃武修文”政策所致。 在东汉外戚中，虽也有像窦氏和邓氏那样以出征外族而起家的外戚集团。但总体来说，东汉外戚的崛起方式大多与军功无关。东汉外戚军事能力的颓废，使得他们往往在尖锐的军事斗争中失败，这也是东汉外戚屡屡受制于宦官势力的原因之一。 另外，在政治上，光武、明帝实行“疏远外戚，毋授以政”的政治策略。即对外戚尽可能的赏赐丰厚的钱财，但不授以权柄。其中明确规定：
如马援，自建武四年，即随刘秀东征西讨，尤其是在平定羌人和越人叛乱中屡立大功。建武二十四年已六十二岁，尚率兵击五溪蛮夷。在东汉初的功臣中，是军功较为显赫的一员大将。  但因其女为明帝的皇后，故明帝时刻注意限制马援的名声地位，在为建武名臣武将画像时，独不见马援。连名臣的荣誉都不给马授，这种作为在于尽量缩小外戚的政治影响。 但对于他们经济方面的要求，皇帝则给以尽量的满足。对于马援想在皇家园林上屯田的事皇帝都允以宽容，东汉诸帝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换取外戚势力放弃对政治权力的诉求。 但是光武在经济上对功臣大家的优容，反而使得功臣豪强势力的经济实力更加强大。他们通过手中的经济实力及皇帝的纵容，不断巧取豪夺，兼并土地。到后来甚至连皇亲沁水公主的田地都敢强买。 尤其到东汉中后期，这类豪族势力已经十分强大，以至于能够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型田庄经济社会，甚至能够和中央政权直接对抗。而另一部分豪强大族，并不仅仅满足于经济实力的强大，而欲将其意志力诉诸政治。 东汉的后妃“选良家女”制度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直接参与政治的契机。在与皇权联姻的过程中，他们逐步取得了各种政治权利，一方面控制政治，一方面摄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不久便成为东汉政权中的一支强大力量。 些功臣元勋如邓禹、窦融、贾复等都了解皇帝想要罢免功臣的心思，于是他们也就不整兵练军，专注于教治后人。功臣豪强集团在此时由于皇权的强大与压制，便开始了他们的蛰伏期。但是只要一有机会，功臣豪强集团便会浮出水面，以争取他们的政治权利。 外戚专权直接推动宦官新生力量的崛起一方面，自汉和帝开始，东汉皇帝大多是幼主即位，国政大权往往操纵于母后之手。 可太后执政有许多不便之处，外廷朝臣商议国家大事之时没有办法进入内廷共同谋划，而太后的诏令下达也无法超出自己居住的范围，这时候就不得不依靠亲近之人。可是太后的亲近之人除了皇帝无非就是娘家父兄。 另一方面，由于皇帝幼年登基，必然要出现太后临朝听政的局面，这些年轻的太后们没有社会经验，也缺乏文化知识和政治智慧。作为一个深宫妇人，她在朝廷中的根基基本为零，也没有足够的政治才能来妥善处理朝政。 为了掌控行政权力，太后们不可避免地把依靠的目光投向自己家族的父兄辈，或主动地请求或被动地接受外戚来帮助自己处理国家大事，外戚拥有了一定的独立性，这样就容易形成了外戚专权的局面。  而皇帝幼长深宫，势单力孤，身边的陪伴者只有宦官而已，久而久之便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对宦官的亲近感、信任感和依赖感，宦官也会通过甘言卑辞、奉承迎合而进一步获得皇帝的宠信。 等到皇帝长大成人，渴望驱逐外戚、亲掌大权的时候，必然就同企图继续专权的外戚产生矛盾。在与外戚势力的斗争过程中，宦官常常是孤家寡人的君主唯一能够信赖和依靠的力量。 于是在宦官的协助下，皇帝夺回了大权，作为盟友的宦官就会得到皇帝大方的赏赐和册封，东汉宦官集团的力量因而迅速膨胀。  外戚宦官成为皇帝与豪强官员斗争的工具众所周知，东汉政权是建立在农民战争和封建割据战争的废墟上的豪族地主阶级政权，代表了豪族大家的利益。然随着战争形势的趋于稳定，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中的豪族大肆占领土地和人口现象迅速蔓延，已经开始严重地威胁到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鉴于此种状况，光武帝刘秀在建武十五年六月颁布“度田”的诏令。对于“度田”所引发的本质后果，刘秀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为了抑制豪族地主的势力，巩固政权，一方面严厉惩“度田不力”的官员，很多官吏因为度田不力而被下诏治以死罪或被免职，这说明在度田方面刘秀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另一方面对于部分豪强起兵作乱的情况，刘秀果断地加以镇压，并辅之以分化瓦解。此次“度田”其主要针对的是当时的豪强地主。 东汉初期，由于豪族的势力较弱，尚未有足够的实力去与东汉中央集权正面对抗。于是就采取了将中央给予他们的压力转移到农民身上，或是利用大量依附农民者，掀起与中央的对抗，迫使中央政权与他们妥协，从而放弃对他们的“经济掠夺”。 究其实质，这次“度田”与反度田的斗争，实质上是东汉政府同豪强地主的一次实力较量，是统治者内部一次利益的争夺战。光武“度田”所取得的成果，只是以对中小地主的打击为主。而这类地主势力主要还是由社会底层自然经济而形成的，并非靠上层超经济力量而形成。 所以，光武“度田” 实际上并没有触动大豪族的根本利益，是皇权与豪强官员的一次失败的斗争经历。 有了光武“度田”的失败教训，后来的汉皇帝大部分都放弃了直接与豪强官员进行直接斗争，而是选择外戚与宦官与官员作相对抗。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立外戚为大将军，权利凌驾于三公之上。大将军的主要职责是领兵讨伐叛逆，管理军政。 但在东汉梁冀以大将军录尚书事处理政事之前，只是因事而设，事毕而罢，并不常置。如章帝以马防为车骑将军讨伐西羌，和帝以窦宪为车骑将军征匈奴，安帝任邓鹭为车骑将军讨西羌。皆事讫而罢，或数年而罢。 实际上自安帝以邓鹭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始，将军即可参议政事。所谓仪同三司，就是说将军可以和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一样设置机构和管理人员，管理全国的政事。虽不是宰相三公，却拥有三公的特权。  其后耿宝以大将军常驻京师，梁商、梁冀、窦武、何进等都曾以大将军之职辅佐朝政，参议决策。大将军成了皇帝与三公为首的百官对抗的工具。 结 语东汉王朝的政治结构，本来是由皇权与豪族外戚所构筑。但因为外戚势力的持续坐大，最后形成了对皇权的威胁，所以身居内宫的宦官则成为皇帝的帮手。但物极必反，宦官由于自身的权力欲，便开始更加强力的擅权。这样，又对外戚与士大夫的政治权力造成威胁。 东汉王朝就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政治平衡的支点，故在多次的政治斗争中一步步滑落，最后覆灭。 参考文献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东汉会要》 《资治通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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