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8年，大明朝摧毁了亚洲最大最繁荣的自由贸易港口｜文史宴

在今天浙江舟山市普陀区的六横岛中间，曾经有过一个很繁华的港口，是明代中叶亚洲亚洲最大最繁华的海上国际自由贸易港口，被史学家誉为“十六世纪的上海”。这个港口叫双屿港，位于浙江外海，孤悬大海之中，离舟山城“东南百里，南洋之表，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扼南北航线和中日航线之要冲，“乃海洋天险”。

有如此天然地理优势，倘若发展海外贸易，这样的港口真是独天独厚。但是，明朝是一个转向内敛的时代，是一个回归秦制的小农帝国，执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在严酷禁海政策之下，沿海很多岛屿的居民被迁徙内陆，这也就等于政府自动放弃了海岛，放弃了海权。明朝初年，双屿也被列为“国家驱遣弃地”，岛民全部内迁，无人居住。

帝国禁海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一种不自信的体现，禁海也给沿海居民带来不可想象的负面影响，“海滨民众生理无路”。靠海吃海的沿海人民生计无着，势必铤而走险，走私贸易应运而生。尽管朝廷明令禁海，但是迫于生计，沿海民众“往往嗜利忘禁”，“下海通番不绝”。

嘉靖时代之后，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规模越来越大，形成很多亦商亦盗的海上势力集团，他们动辄数百人，甚至成千上万人，“成群分党，纷泊各港”。走私贸易的兴起严重地冲击着明朝的海禁樊篱，以致尽管明政府有令“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这些海上集团有很多盘踞的据点，浙江舟山附近的双屿港，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所以得到很多海上集团的青睐。嘉靖时代著名的海盗许栋和李光头集团正是盘踞双屿港，而成为一时间的“门庭之寇”。海禁严厉的时候，浙江本地的走私商人也经常引诱外国走私商船到双屿港交易，而那些原来在广州贸易的外商，因“欲避抽税，省陆运”，亦纷纷由他们导引改泊双屿，每岁夏季而来，望冬而去。

16世纪东来的葡萄牙殖民者，是双屿港进一步发展为世界级的国际贸易大港口的关键因素。嘉靖初年，葡萄牙人在广东沿海想要发展与明朝的商务关系，遭到拒绝之后，酿成武装冲突，屯门和西草湾两场海战，大明水师勉强获胜。失败之后的葡萄牙人并未放弃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努力，他们在中国走私商人导引下来到浙江沿海，与当地商人进行和平的贸易活动，当然是走私。

葡萄牙人和浙江走私商人集团的活动其实是得到浙江沿海官员默许的，而且许多官吏、军士也乐此不疲，以牟巨利。例如，“宁绍奸人通同吏书，将起解钱粮物料领出，与双屿贼船私通交易”。葡萄牙人初至浙江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系泊双屿等港”，“每岁夏季而来，望冬而去”，尚未在双屿建立基地。

直到嘉靖十九年，徽州籍的走私商人许氏集团去满剌加，也就是马六甲，招引来大批葡萄牙人至浙江沿海贸易，葡萄牙人才在双屿安营扎寨。葡萄牙人在双屿站住脚之后，逐渐经营，形成固定的居留地，“营房、战舰无所不具”。从此中国私商、倭寇和葡萄牙人合流，三位一体，双屿作为中外海盗商人的巢穴和东亚国际贸易走私港，渐渐开始崛起。

在日后葡萄牙人的商路中，双屿成为葡萄牙商队往来日本长崎和马六甲之间的中转站。当时葡萄牙人在双屿的贸易活动主要是从事日本、闽浙和满刺加之间的三角贸易，其贸易形式是，与中日私商合伙，从满刺加等地贩来胡椒、香料等东南亚商品，在双屿与当地商人交换丝绸、棉布，然后运往日本出售，换回白银，再用以购买下一趟航行的船货。

另外，葡萄牙人也勾引日本商人前来双屿贸易。双屿港的国际贸易蒸蒸日上，盛极一时，到此经商、定居的葡萄牙人也迅速增加，他们苦心经营，把双屿建成一个繁荣的居留地。

极盛时期的双屿港有固定居民三千多人，其中1200多是葡萄牙人，余为其他各国人。葡萄牙人甚至在双屿建立了市政机构，有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法官、市政议员、死者及孤儿总管、度量衡及市场物价监察官、书记官、巡夜官、收税官等等，还有医院和教堂。双屿比当时亚洲任何一个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壮观富裕。

葡萄牙人在双屿的经营虽然将双屿打造为当时亚洲最大最繁荣的港口，还被后世日本史学家藤田丰八称为“十六世纪之上海”。双屿港的繁荣引起了大明朝廷的关注和警惕。

双屿港距离舟山城不远，并非外洋小岛，而是地近帝国腹心，它的发展不能不引起明朝政府的恐慌。盘踞双屿的中国私商、倭寇、葡萄牙人并非驯良善类，他们常常游走在商业活动和暴力掠夺的边缘，在闽浙沿海大肆从事走私活动，甚至“无法无天到开始大肆劫掠，杀了些百姓”。甚至，东阁大学士谢迁在余姚的宅第也被洗劫一空，明朝军队的一些中高级军官在剿杀海盗的战争中反而成为双屿港的俘虏。

嘉靖二十七年（1548），朝廷任命右副都御史朱纨巡抚闽浙，以图恢复“秩序”。朝廷给朱纨的谕旨说：“今特命尔前去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提督军务，在杭州省城驻扎”，以“调度官员，实时剿捕防御”。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朝廷又给朱纨旗牌，授其便宜行事之权，也就是可以杀伐专断。

朱纨是什么人呢？何以得到朝廷如此信赖呢？朱纨，字子纯，号秋崖，苏州府长洲人。据《明史》本传载：

正德十六年进士。除景州知州，调开州。嘉靖初，迁南京刑部员外郎。历四川兵备副使，与副总兵何卿共平深沟诸寨番。五迁至广东左布政使。二十五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明年七月，倭寇起，改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

从正史中简单的线条叙述看，朱纨是文官出身，但从四川兵备副使任上开始，他就转向了军事工作，其职“专一整饬兵备、综理粮储、操练军马、抚治羌夷”。朱纨还当过南赣巡抚这个位子以前王阳明也做过，其全称为“巡抚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广郴州地方”，职在“提督军务、抚安军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以及严督相关官员剿捕盗贼。在这些职位上，朱纨积累了大量与寇盗土匪势力斗争的经验。一直到巡抚浙江之前，朱纨的宦途可谓顺风顺水。

朱纨是传统意义上的能臣循吏，在以往镇压匪盗的军事生涯中也一定是个忠心职守但又心狠手辣的官僚。朱纨抵达闽浙之后，立即实施了一套非常严密的防控海盗倭寇的政策。

浙江沿海海盗倭寇问题不仅在于外部，更在于内部，很多沿海地方基层官员“不惜名检，招亡纳叛，广布爪牙，武断乡曲，把持官府。下海通番之人，借其货本、藉其人船，动称某府出入无忌，船货回还，先除原借，本利相对，其余赃物平分，盖不止一年，亦不止一家矣”。也就是说，浙江沿海基层官员将船只借给走私商人，从中分取利润，成为海盗走私商的保护伞。朱纨先是把沿海基层官员的渡船全部没收，釜底抽薪，不过朱纨也得罪了很多浙江人。

除此之外，朱纨还致力于基层权力的重建，切实整顿基层保甲组织。在“惟不严海滨之保甲，则海防不可复也”的情势下，终于嘉靖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等日，督率有司推行保甲。朱纨认为:“惟沿海官兵保甲，严加防范，使贼船不得近港湾泊，小船不得出港接济。贼船在海久，当自困，相机追击，乃胜算耳。”

最终，要解决双屿问题就必须要训练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朱纨在闽、浙设置了一些军事防御设施，添置了战船，并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分驻在各海防要塞。朱纨有朝廷“便宜行事”的专权，更认为“重典施于治乱堪定”。在朱纨看来，盘踞双屿的夷人“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入贡则怀之以恩，入寇则震之以威，谓之化外”。

要解决双屿问题，就必须要有一战，““重典施于治乱堪定，然后抚绥”们必须以剿杀为主，招抚为辅，直至祸患消除。在整顿海防的基础上，朱纵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矛头直指双屿港，打击包括中国私商和葡萄牙人在内的“倭寇”，以恢复明王朝在东南海域的统治秩序。

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派遣副使柯乔、都指挥黎秀等分驻漳、泉、福宁诸地，阻遏双屿港湾的私商船只。翌年初，又命柯乔从福建“选取福清惯战兵夫一千余名，船三十只”，“又行浙江温、处兵备副使曹边选取松阳等县惯战乡兵一千兵·俱委福建都司都指挥卢镗统领，约在浙江海门屯扎。

三月，卢镗督令福清兵前往双屿，相机剿捕。四月，卢镗率明朝水师向双屿“开洋追剿”中，发现“大贼船一只”，于是派船追击。“追至九山大洋，与贼对敌”，“攻杀番贼落水不计数，斩首级二颗，生擒日本倭夷稽天、新四郎二名，贼犯林烂四等五十三名”。史称“九山洋之战”。

初战告捷之后，卢镗统各路兵直捣双屿，葡萄牙人和中日私商则坚壁不出。至嘉靖二十七年四月，“风雨昏黑，次日寅时，双屿贼船突驾出港”。明军一面占领双屿，一面分兵追击。在双屿城中的战役中，明军“俘斩溺死者数百人，贼酋许六、姚大总与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锁入港，毁贼所建天妃宫及营房、战舰，贼巢自此荡平”。

但是，根据葡萄牙传教士平托在其《远游记》中说：

（中国军队）率领一支由三百艘中国大帆船及八十艘双桅帆船，六十万大军，在十七天内做好备战工作。一天清晨，这一舰队向葡萄牙人的村落发动了攻击······所有东西被付之一炬，夷为了平地。基督徒死亡达一万两千人，其中八百名葡萄牙人。

为了永除后患，朱纨在双屿进行了四十多天的焚城行动，“四十余日，寸草不生”。最后，朱纨还命官兵以木石填塞双屿港。

双屿地处帝国腹心，但又完全不受中央集权的控制，这是明王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所以，朱纨的行动代表了帝国对国际格局变化的忧虑。但是，仅仅如此就能挡得住汹涌而来的全球化吗？

朱纨大军扫荡了双屿之后，在浙江的葡萄牙商人失去了据点，又因风暴不能返回满剌加，于是来到福建沿海，与当地的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汇合，占据浯屿作为新的巢穴。明军在朱纨指挥下乘胜追击，于是中葡双方在福建沿海发生了一连串新的冲突。

浯屿，在福建同安县极南处，“孤悬大海中，左达 金门，右临岐尾，水道四通，为 漳州海澄、 泉州同安二邑门户”。清人庄光前在《同邑海防论》中指出：浯屿“据海疆扼要，北连二浙，南接百粤，东望澎湖、台湾，外通九夷八蛮，风潮之所出入，商舶之所往来，非重兵以镇之不可。”可见，从军事上讲浯屿真是一个战守要地。

浯屿的历史可以远溯宋元，那时浯屿已成为南中国一个重要的发舶港和收舶港。葡萄牙人转移到浯屿，不知道是偶然，还是基于对中国沿海港口深入考察的理性决定。如果是后者，那真的惹人深思了。

双屿之战以后，浙江葡人大批转移到浯屿建立居留地，并建有港口和防御设施。大量葡萄牙人的到来，使得中国人对这里的地名称谓又发生了变化，称之为夷屿。据朱纨自己的《甓余杂集》卷五《六报闽海捷音事》中说：“夷屿背倚东北，面向西南，北口用大木栅港，巨缆牵绊，南口乱礁戟列，止通西面一港”。

根据葡萄牙传教士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的《远游记》记载，双屿港毁灭之后，“葡萄牙人欲重新在一个名叫漳州的港口建立一村落，做买卖。那个地方亦在中国，位于双屿下方一百里格处。当地的商人因为可以得到许多好处，他们用重金贿赂买通了当地官员，让他们对此采取默许的态度。在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内，我们在此和当地人平安无事地做着买卖”。

从平托的叙述看，明帝国的海禁政策在福建一带的执行并不是很好，行政末梢的官员更多是从地方和个人利益出发，所以对葡萄牙人报之纵容态度。但是，这种和平很快就被打破了。嘉靖二十七年九月，朱纨命福建备倭指挥使卢镗率明军主力回师福建，“与柯乔合势”，柯乔是巡海道副使。朱纨亲赴福建督战，准备对浯屿发动总攻。

朱纨是明帝国海禁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一名能臣循吏的职务行为。但是，朱纨的刚猛施政却引发了福建沿海地方社会的不安和不满，“但以海为家之徒众怒群猜，讹言日甚”。

当时闽、浙一带下海通番由来已久，亦非个别现象，其中有势豪和其他中、上层失意之徒，也有许多为谋生而冒险下海的穷苦百姓。朱纨的海禁政策过于严苛，不察其情，不分首从，捕获交通者，因畏其“余烬复燃”，概按以“违下海之例”，论以“犯谋叛之律”，甚或连坐其亲友。

朱纨到了福建之后，整个福建，无论是官场，还是地方社会都是观望怀疑态度，“上下观望，倡为夷船志在贸易货物，因缺粮食遂欲行劫之说”。福建地方的大多数官员也不赞成对葡萄牙人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试图阻止中葡大战。

一些福建本地的官员劝说朱纨，“须为善后之计，不然复命之后，难免身后之罪”。功臣获罪，这是历史常态，朱纨问该当如何，“不过曰开市舶耳”。福建地方官员的思路是重开市舶，以合法的通商贸易解决走私问题，这的确是一种理性明智的策略，但却与小农帝国的立国思想抵触。

朱纨深知自己在闽省是少数派，“忧在福建布按二司中合干该道与臣共忧者，惟巡视海道副使柯乔而已。其余因循成性，各分彼此，凡有施行，相率观望，至有见移文而聚讼者。”其实，即便是柯乔，也并不主张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反而以“夷船之攻其难有三”来规劝朱纨。

朱纨是帝国旧制度的忠心维护者，尽管身处尴尬境地，依然一意孤行，严令卢镗到漳州与柯乔会合，攻击浯屿。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在朱纨的严令之下，卢镗亲督兵船出洋，分布曾家湾、深澳等处，断绝浯屿与外界联系，截击接济之船，并派兵船到浯屿外挑战，葡人坚壁不出。这种进攻完全是试探性的，但也证明浯屿地势险要，防守严密，正面攻击难以奏效。所以，明军加强了对浯屿的封锁，想困死葡萄牙人。

在中国军队铁壁合围的战术下，嘉靖二十八年（1549），恃险困守了3个月的葡萄牙人和中日走私商人们不得不放弃浯屿。葡萄牙人走的时候，正值东北季风时节，他们大乘风汛之便返回满剌加。但是，由于一部分葡萄牙商人还有商款未收，所以滞留福建沿海。

葡萄牙人撤离浯屿之后，明军就展开了围剿，当那些不愿离开的葡萄牙船只抵达东山岛西南部的陈城镇岐下村的“走马溪”时，遭遇了明军的伏击。十月二十一日，双方发生战斗，葡人几乎全军覆没。

这场伏击战不过是明朝正规军打败亦商亦盗的葡萄牙海上集团而已，但是在朱纨给朝廷的奏报中，这件事却被大大夸张，说此战“生擒佛郎机国王三名”，葡萄牙战俘共计十六名，“黑番鬼······共四十六名”，中国私商人海盗俘虏一百二十名，“斩获番贼首级三十三颗，通计擒斩二百三十九口颗”。这次战斗在朱纨看来是决定性的，“全闽海防，千里肃清”。

一次小规模的伏击战，竟然成了朱纨笔下肃清福建海防的决胜之战，这里除了虚夸，恐怕只剩下愚蠢了！

在英国人克路士笔下的《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明军所伏击的不过是两艘装载葡萄牙人货物的中国走私海船，“他们留下三十名葡人看守船只和货物，让他们保卫这两条船”，“这样两艘船就没有防卫”。

朱纨军事上的胜利虽然给予葡萄牙人与中外私商以沉重打击，但也因此切断了闽浙势家大族的通番之利和以走海为生的沿海居民的生计，从而导致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民怨沸腾，在闽浙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荡。在抓获俘虏之后，朱纨竟然未经上报，大开杀戒，“将见获贼首李光头等并有交通内应贼犯督率卫府等官审认明白，遵照军令，即于军前斩首”。

朱纨的斩杀俘虏、草营人命的行为引起朝野舆论的一片哗然，“百姓们都谴责他们滥杀和酷刑，因为在中国如无皇帝批准而杀人，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朝中众多官僚，尤其是闽浙籍官员也极为不满。走马溪战后，他们更纷纷上奏章对朱纨不分青红皂白滥杀俘虏进行谴责。

朱纨的战功原本水分就很大，所奏“佛郎机国王”更是无稽之谈，走马溪伏击更有袭击商船的嫌疑，被杀“九十六人者未必尽皆夷寇也，同中国姓名者，非沿海居民乎？又恐未必尽皆谋叛者也。如有通番等项，岂无应分首从者乎？······是曰滥杀”。

物议沸腾，朱纨身处风暴中心。闽浙两省官员纷纷上奏弹劾朱纨，朝廷也不免心生疑窦，遂下旨调查，“兵部会同三法司看议”。朱纨面对调查，做出的解释是“兵机所系，间不容发，先人夺人，事当早计”，这似乎是在为他突袭商船做解释。

朝廷调查组最后查出所谓的葡萄牙人不过是在满剌加的葡萄牙商人，“每年私招沿海无赖之徒，往来海中贩卖外国货物，未尝有僭号流劫之事”。嘉靖二十七年，这些外国商船再次抵达漳州的“月港、浯屿等处，各地方官在其入港之时，既不能羁留其人货，上报朝廷，反而接受其贿赂，纵容其停泊，使内陆居民交通接济之”。

朱纨到来之后，执行高压政策，“至事情暴露后，始派兵围攻，致使外商拒捕杀人，有伤国体；而后诸海寇被擒，又不分外商或本国百姓，首犯或胁从，擅自处决，使无辜者并受其难”。

事情至此，已经真相大白！朱纨所谓的大捷，不过是一次滥杀而已！朝廷下旨将朱纨革职，准备处置。没得等到朝廷的处罚，朱纨饮鸩自尽了，临终之前说了一句：“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

朱纨的悲剧正是小农帝国遭遇大航海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