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中天《读城记》这样论上海：“上海是滩。上海滩很开阔。开阔的上海滩有着非凡的气派。的确，上海不但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好最气派的城市之一，或者说，是中国最‘像’城市的城市。和北京一样，上海也是全国人民最向往的地方。”
 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
上海第一条现代意义上的马路，现身英租界
伴随着租界的出现，上海第一条现代意义上的马路，现身于当时的英租界。1846年，最早建成的这条马路，取名为“界路”（今河南中路）。
后来，在各租界陆续建成的马路，大都以外国人名字或地名来命名。如林肯路，霞飞路，海格路，白利路，哈同路，极斯菲尔路，戈登路，亚培尔路，贝当路，麦根路……
 上海租界示意图
随着上海城市规模的迅速发展，租界以外道路的命名，大致采用了“东西向道路用各地的城市名，南北向道路则用各个省区名”的命名原则，如：
南北方向的道路：新疆路、西藏路、云南路、广西路、四川路、浙江路、江西路、山西路、陕西路、江苏路、山东路、河南路、湖南路、贵州路、福建路。
而东西走向的道路如：南京路、北京路、贵阳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延安路、南昌路。
但也有例外。如广东路，应该是南北走向，事实上却是东西走向的。这是由于当时的人们混淆了“广州”和“广东”，以为是一回事，才以讹传讹，被人们叫做广东路的。
例外的还有成都路、重庆路，它们本该是东西走向的，事实上却是南北走向的。
那些上海“容不下”的路名
最令人不解的是，偌大的上海，竟然容不下一个安徽。大小的道路，竟然没有一条安徽路。近在咫尺的安徽，就没有入过大上海的法眼。安徽怎么就没有一点存在感？安徽人表示不满。
一时众说纷纭，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当时的马路还没有那么多，连江苏路，也是在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后才命名的，所以没有“安徽路”，并不是大上海的傲慢。也不是因为传说中的皖系军阀控制上海后，犯下了种种暴行，人们讨厌其首领段祺瑞，恨屋及乌，才殃及了安徽。
实在是因为租界太小，数得清的就那么横七竖八的几条马路——原来，是马路不够用了。否则的话，以安徽所辖的地名来命名的道路，也并不少见，如后来的合肥路、安庆路、黄山路等，又怎么解释呢？
 其实，也不只是安徽。上海之大，也“容”不下一个宁夏——很长时间内，偌大的上海城，一直就没有宁夏路。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上海宁夏两地结成友好省市，宁夏新增了一条“上海路”，作为回报，上海才有了一条“宁夏路”。
早期道路并没有统一命名的规则，随意性很大
早期，英租界命名的原则，并没有在上海推而广之。法租界用的都是法国人名，比如著名的霞飞路，以及金神父路等。
中国人的聚居的闸北华界、十六铺等地，就更不买这个帐了。如华兴路、华昌路、鱼行街、火腿弄等，早已不管东西，无论南北，将英租界的所谓命名“原则”，抛到了九霄云外去了。
如果一定要说道路的命名有什么原则的话，民国时期五角场地区的道路命名，倒是打上了鲜明的“民国”印记，或许称得上是一个原则。
国民政府成立后，根据孙中山的大上海计划，1928年国民政府设立上海特别市，扩大市区范围。五角场地区的道路，即留下了大量“民”“国”“市”“政”开头的路名。
如民约路、民庆路、民壮路、民府路、民京路……
国宾路、国达路、国定路、国栋路、国帆路、国福路、国浩路、国和路、国泓路、国济路、国京路、国康路、国科路、国年路、国权路、国顺路、国泰路、国伟路、国庠路、国晓路、国秀路……
政本路、政澄路、政旦东路、政德路、政法路、政府路、政和路、政化路、政立路、政民路、政仁路、政肃路、政通路、政熙路、政修路、政益路、政悦路、政治路、政衷路……
市光路、市兴路……
 五角场旧貌
这个原则考验人的记忆力和智商。到了当年的五角场地区，像是绕口令一般的地名，还不把人绕得七荤八素，晕头转向。
此后的1937年8月，上海地区爆发了淞沪会战。日本人在五角场地区，仿佛进入了中国人摆下的八卦迷魂阵。会战中的日军遭遇到顽强抵抗而损失惨重，其“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也被彻底粉碎，也许这绕晕人的地名，立下了一份大功呢。
城市的命名一旦有地域性，也便有了局限性，一旦有时代性，也便有了随意性
1949年以后，上海市对路名的设置，曾经有过统一的规定，将上海各区与中国各个省区的方位，一一对应起来，并以各个省区所辖地的地名来命名。
徐汇区处于上海市的西南部，对应着大西南的广西，那么，徐汇区的道路名称，大多取自广西下辖的各个县市。如南丹路、桂林路、柳州路、钦州路、田林路、桂平路、百色路……
长宁区也在市西南位置，对应贵州地名：镇宁路、遵义路、玉屏路、茅台路、娄山关路、威宁路、锦屏路、剑河路、平塘路、甘溪路、可乐路……
普陀区处市西北位置，对应陕西地名：洛川路、宜川路、铜川路、志丹路、石泉路、汉中路、延长路、子洲路、清涧路、镇坪路、岚皋路、定边路……
虹口、杨浦区在市东北，对应东北黑、吉、辽三省的齐齐哈尔路、四平路、长春路、大连路、嫩江路、辽阳路、佳木斯路、牡丹江路、鸭绿江路、海伦路……
马路多了，地名又不够用了。随着上海城区范围的扩展，新增的大小马路不计其数，全国各地现有的地名，能用的几乎都用完了。
那就得换个思路。浦东张江高科技发展园区，路名采用中外科学家的名字，如牛顿、哥白尼、高斯、爱迪生、达尔文、华陀、祖冲之、张衡、李时珍、毕昇、蔡伦。
  行走在张江高科技发展园区，一不小心就可以偶遇牛顿，也可以邂逅蔡伦，古今中外的高科技人才汇聚于此，让这个高科技的“高地”变得名副其实。
而名人也是稀缺资源，名人的名字终归有限，总有用完的时候。
闵行区又变了思路，以植物的名字来命名，如紫薇、银杏、黄桦、紫藤、百合花……长宁古北新区则以红宝石，蓝宝石，玛瑙……等名之。
来自上海市地名办公室的数字表明，自1993年以来，上海共新辟马路1300多条，使得目前上海道路总数达到5000多条。
马路也会“扎堆”和“撞名”，还要来点文艺范儿
在上海重名最多的路，是人民路，基本上每个区都有一条。黄浦区有人民路，松江区有人民北路和人民南路，还有奉贤人民路、金山人民路、崇明人民路、嘉定还有一条“人民街”。
 普陀的真金路，嘉定的白银路，想发财的去走一遭，就真得能赚回真金白银来？即便赚不回来，一辈子为钱所困的穷苦百姓，把真金白银踏在脚底下，也能解解气，让人扬眉吐气一回。
其实，钱及前程无非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老百姓更在意的是上海这两道路：长寿路和安康路。一辈子走在长寿安康的道路上，夫复何求？
 上海的马路，从零到九，包括十百千万亿兆，所有数字单位都一一凑齐了。这些马路，被戏称为数学最好的马路，它们是零陵路、一二八纪念路、二灶港路、三门路、四平路、五莲路、六合路、七浦路、八滧公路、九江路、十一墩街、百色路、千阳路、万航渡路、亿松路、兆丰路……这样的数学成绩，也只有大上海才能做到。
那些坏在上海闲话上的马路
阿拉上海人，上海人说上海话。上海话可以化腐朽为神奇，骂人的吴侬软语，外人听起来都像是糯糯的情话。上海话也可以化神奇为腐朽，不少马路，有很好的名字，却坏在上海话上了。
上海闵行区有条马路叫“雅致路”，从文字上看，无可挑别，够“雅致”的了，但到了上海人的嘴里，竟成了“野猪猡”。闵行雅致路，就是闵行野猪猡，一杆子打翻一船人，将闵行人骂了个遍，闵行人民不答应了。
 上海话把这条“雅致路”说成“野猪猡”，那一条条“支路”则更像家养的“猪猡”。上海有农四支路、五四支路、都市支路等众多的“支路”，纷纷中枪倒下。
有人曾经设想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场景：一天，农四支路和五四支路狭路相逢，为“侬是猪猡”和“吾是猪猡”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都市支路匆忙赶来打圆场，说别争了别争了，你们“都是猪猡”！
当年长宁区曾为两条路取名，为“黔西路”和“赤水路”，此二地皆为贵州地名。在上海话中，前者是“寻死”，后者是“撤尿”，实在不雅。如果打出租、叫嘀嘀到黔西路，师傅问：“侬起阿里德？”你不能回答说“阿拉寻死路”吧。两条“走不通”的路出台后，老百姓意见很大，后经地名办公室研究，最终取消了原先的命名，代之以其他名称，即现在的绥宁路和金钟路。
上海之大在于她包容的胸襟，也有平民化的一面
在十六铺、董家渡一带，曾经居住着来到上海滩讨生活的人们，听这些名字，就知道当地原来是做什么买卖的。
这条猪作弄以及与它有血缘关系的“杀猪弄”始于清朝康熙年间。作为当时已颇具规模的大都市，衙门在城内老北门的东首，专门划出一块地方供商人开设杀猪作坊，日久成了气候，中间一条小弄堂人们就称它为杀猪弄。但随着时光变迁，原本繁华热闹的景象如今已不存在了。
如洗帚弄（加工洗帚）、鱼行街（经营鲜鱼）、糖坊弄(做麦芽糖)、引线弄（缝衣针）、面筋弄(制作面筋)、篾竹街(加工竹篮)、汤罐弄(制作汤罐)、芦席街(编织芦席)、火腿弄(腌腊业)、硝皮弄(加工皮革)、筷竹弄(加工筷竹)、花衣街（经营棉花）等等。
十六铺也有个“鸡毛弄”，当年此地是不是一地鸡毛？从上面的命名规律猜测，这“鸡毛弄”，应该是杀鸡卖鸡的地方吧。只是这些传统的行业，早已不复存在了，不知这些名字，是不是还依然保留着。
此咸瓜不是咸瓜，而是咸鱼。由于当年卖咸鱼的都是宁波人，宁波话“咸鱼”发音为“咸瓜”，久而久之，这条路就叫“外咸瓜街”啦。这条路所在的小东门地处十六铺的里边，在这小圈子里曾经几乎都是咸鱼行。
结语
早前，上海突现一条“全是套路”的马路。后经记者实地采访核实后发现，此为两名男子所为。他们为了拍照，将“和田路”的路牌，换成了“全是套路”。结果，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事实上，城市道路的命名既有套路，但也并非“全是套路”。每一条道路，都有它自己名字。像一个生命，有它的延续性。给一座城市的每一条道路命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特别是今天上海这样具有传承的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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