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科：我们的想法基本上是由少数几个因素驱动的。第一是观察新冠病毒在中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传播，并试图学习这些国家的经验；第二，决策由模型驱动，如果这种病毒具有高传染性，我们可能会面临一场非常现实的危机。当时，我们认为年轻人的患病风险比老年人或有病史的人要小。而最近的数据表明，至少在美国，年轻人发展成重症的几率比其他一些国家要高。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我们还观察了“钻石公主”号等邮轮的情况，这些邮轮就像培养皿一样，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学生宿舍爆发疫情会发生什么，那些学生彼此都住得很近。 随着春假的临近，我们担心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学生可能会分散到各地，并可能与世界各地的其他年轻人接触，当他们返回校园时，我们可能会面临（疫情）全面爆发。所以我们认为在学生春假之前采取行动是很重要的，于是很快就调动了资源。哈佛大学信息技术系在安妮·马古利斯（副校长兼大学首席信息官）的领导下，迅速准备好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开始教育全体教员，确保我们有足够的IT基础设施来支持大规模的网络教学和会议。同时，副教务长巴拉特·阿南德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收集资源，以便迅速对教师进行在线教学的培训。每个院长都不知疲倦地与教职工一起准备，他们是这一进程的真正英雄。然后我们给学生们发了一个通知，要求那些可以回家的学生搬回家，并且在假期后不要再回到校园。我们将把所有的教学搬到网上。
我知道我们可能会因为行动过早而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马萨诸塞州的病例在四天的时间里从13增长到28，到42，再到91，这是一个明显的指数增长速度，尽管基数很小，但在之前一两个星期里，其他许多国家都重复经历过几乎完全相同的增幅。那时我很快意识到，犯错的代价是不对称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提前行动——就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的确会给很多人带来不便，也可能会浪费资源，但是，如果我们太久未做出反应，代价可能影响人们的一生。所以这个决定其实并不难，那就是采取行动——让学生离开、不再回来、转向在线学习。我们还认识到，通过迅速采取行动，我们可能会让其他面临类似决定、但无法获得我们拥有的专业知识的机构更容易迅速采取行动。
 “大约有6000名本科生在五天左右的时间里成功搬走。我们必须迅速过渡到在线教学，这对每个远程工作的人来说也是一个转变。”
《公报》：学校在帮助学生和其他人转型上是怎么做的？
巴科：我们要求学生和社区的其他人尽快采取行动，整个大学的人都来帮忙，这是社区力量的一个标志。当学生们搬出去时，每个人都自愿帮忙。我们还努力提供经济支持，帮助学生支付旅行、仓储和其他费用。学院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严格意义上说，是为了执行这个决定，并解决出现的问题。大约有6000名本科生在五天左右的时间里成功搬走。
我们必须迅速过渡到在线教学，这对每个远程工作的人来说也是一个转变。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社区的那些成员，他们照顾着那些仍然住在这里的学生，一直尽力确保校园是安全的。我们的老师、学生和所有支持他们的人，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在线教学所需的技术，很多人都很愿意学习新的教学方法，这种意愿让我深受鼓舞。
 《公报》：您曾担任过塔夫茨大学的校长，过往经历中有任何一次能和此次相提并论么？
巴科：我经历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次疫情危机和那次危机当然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两者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影响着经济环境，并使捐赠基金下降——慈善捐赠可能在短期内减少，企业和基金会的支持费用也会减少。
人们还将看到学生经济援助的需求有所增加。事实上，我们在员工、教职工中看到了巨大的焦虑，但同时，也看到了社区的积极响应，人们努力帮助那些不幸的人。这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新冠疫情危机比2008年的危机困难得多，因为它影响了我们履行核心使命的能力。哈佛是一所研究型的住宿制大学，但目前我们基本上不能让学生住校。教员履行研究任务的能力目前也有所下降，因为我们不得不关闭支持我们学术工作的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实验室和其他设施，所以我们要面对从未面对过的挑战。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新冠病毒对美国造成严重冲击之前，就与中国广州呼吸健康研究所（ Guangzhou Institute of Respiratory Health）的同仁们开展合作。”
《公报》：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大学仍在努力应对这一流行病。您能谈谈哈佛大学的学者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为解决冠状病毒而进行的一些合作和工作吗？
巴科：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新冠病毒对美国造成严重冲击之前，就与中国广州呼吸健康研究所（ Guangzhou Institute of Respiratory Health）的同仁们开展合作。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合作项目，由哈佛医学院院长乔治·戴利牵头，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文理学院，以及其他院系的参与，此外还有麻省理工大学、波士顿大学和拉根研究所的同行。
这次合作中，哈佛大学专注于研发快速诊断测试技术，这对如何应对未来的危机以及新疫苗和疗法至关重要。
《公报》：在这个过程中，哈佛大学与剑桥市、波士顿，乃至整个州的关系是怎样的？
巴科： 我们一直在与剑桥市、波士顿市，以及州政府合作，试图以各种方式提供帮助。例如，提供资源来帮助学生在家上学。我们还将哈佛广场酒店提供给急救人员和医护人员，他们在下班时可能无法方便地回家休息，部分原因是担心感染自己的家人。此外，我们从实验室收集个人防护装备，提供给地区医院，供仍在个人防护装备稀缺的环境中奋战的医护人员使用。
特别需要感谢的是，哈佛大学在世界各地的校友也非常乐于提供帮助。我们已经协调一些校友帮助安排从不同国家收集个人防护装备，这些装备现在正在被分发，并通过州长的努力，以确保这些装备能够被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公报》：在经济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您如何看待捐赠基金和未来的支出？
巴科：我们已经看到了持续教育收入的下降和高管教育收入的急剧下降，所以直接的影响已经很明显了。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大学的每一笔资金走向，限制开支，确保其可与我们所知道的将会减少的收入保持一致。
过去我们就曾预计在某一时刻将面临衰退，毕竟，我们已经处于历史上和平时期的最长经济扩张期。几年前，我们就开始为下一次衰退做准备。虽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但它肯定会来，所以我们提前制定了一个应对经济衰退的“剧本”。
我们还汲取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以便更好地为下一次（经济衰退）做好准备。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以确保拥有比2008年更多的资金流，并建立了一定的资金储备。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缓冲冲击，当然，这并不可能完全抵消冲击。剑桥市和波士顿市目前已经对建设项目进行了限制，所以校园的建设目前处于暂停状态。许多计划将被推迟，而且将会全面勒紧裤腰带。
“我知道我不可能把每件事都做好。但我认为，与其试图把每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被不确定性所麻痹，更重要的是要有行动的能力，而且要果断行动。”
《公报》：富有挑战性的时代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作为哈佛大学的领导者，必须做出如此艰难的决定是什么样的感觉？您能举出历史上的例子吗？
巴科：在这个时候，我反倒觉得，之前经历过的类似冲击会起到很大帮助。在塔夫茨大学的10年间，我经历过十几种不同类型的危机，比如，在我就任校长的第10天，就遇到了9·11事件；还曾遇到过梅德福市（塔夫茨大学所在地）大型电力故障，导致学校持续8天不得不在没电的情况下运转；再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有我2004年生病，6个月内数次住院……
我有时会说，当大学校长最具挑战性的事情之一，就是所有容易的决定都在你做出决定之前就已经摆在那里了。这意味着，如果我幸运的话，我所做的几乎每一个决定都是51/49的选择，有时甚至可以达到50/49.9999，无需动脑筋，所以我习惯做出艰难的决定。
经历过挑战是有帮助的。我也很幸运有这么多优秀的同事，他们帮助我理解不同选择的后果。然后，像其他人一样，我只是尽我所能做到最好。当然，我知道我不可能把每件事都做好。但是，与其试图把每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被不确定性所麻痹，我认为能够采取行动并果断行动是很重要的。
 《公报》：这场流行病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什么？有一线希望吗？
巴科：即便是最黑暗的云，也会有属于它们的一线光明。大学里许多人在试图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们，他们做着了不起的工作。教师和学生都在尝试新的教学方法，这将对我们产生长期的影响。可能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人们不需要像以前那样经常出差去参加会议——这些会议通过科技就可以“云”实现，这将有助于降低成本、减少碳足迹。还有，人是非常灵活的。虽然我们都怀念在一起工作的社交环境，但人们仍在想方设法让在家办公变得更有效率。在展望未来时，我希望哈佛能在既有工作方式上增加更多灵活性。这将带来长期的好处。
此外，目前正在合作的应对新冠病毒挑战的机构之间，建立的一些关系也将被证明是持久的。看一看我们现在是如何与中国的一些同仁们合作的，不仅仅是和广州呼吸健康研究所，还有在中国的其他大学。我想我们将来会建立起这些关系。所以我认为会有很多积极的好处。
《公报》：在认识到危机的全面影响尚未显现的情况下，您有什么想要传达给哈佛社区的信息吗？
巴科：首先，我要感谢人们的耐心，感谢他们在适应我们从未经历过的环境方面的机动性。我也会要求人们对每个人都抱持善意。现在有很多人在大学里努力工作，试图解决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问题。或许，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所有事情都做好，但是人们已经非常非常努力地去快速适应新的信息冲击。我希望人们能够信任自己的同事，相信机构将尽其所能做到最好，就算我们会犯错误，也会尽快改正。然后，我们将尝试迎接全新的挑战，因为挑战永远不会消失，它将永远与我们同行。
原标题：《哈佛大学校长新冠肺炎康复：“感觉一夜间变成120岁的老人”》
阅读原文
|
|
|
来自： 昵称16374679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