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在长崎黄檗宗寺院“圣福寺”，住持田谷和尚拿出了江户初期，中国的贸易商人和圣福寺的交往记录，“唐船寄附状帖”，也就是当时的贸易商人，以及和中土往来的书信原本，装订成的一个信件和货物往来记录的书帖，都是明代时期的原本，特别的珍贵，记录了明末时期海上贸易之路的货物情况，以及国内通过商船寄给长崎华人的信函等。通过这些信函和记录，从中能了解那个时期的一些社会背景的真实状况。
晚明时期至南明时期，以福州地区为代表的海商集团和漳州地区的海商集团，其贸易领地涵盖东南亚、日本、朝鲜半岛、澳洲、非洲以及欧洲等，由于后期荷兰海盗的出现福建的海商集团也采取了武装押运保障海上贸易的安全。晚明时期，明朝国内动荡，一批海商集团和唐通事集团(明朝外派的贸易和翻译的人员)开始转移保存财产和家族人员的安全，开始避难于日本或越南，在日本长崎，以漳州商帮形成建立的“圣福寺“，福州商帮创立的“崇福寺”又叫“福州寺”广东潮州商帮创立了“福济寺“，明朝三江遗民共同创立的“兴福寺”，在长崎又叫唐四寺，隐元禅师东渡后都成了临济正传寺院也叫黄檗寺院。
明朝末年，也就是日本的江户初期，福建以及东南沿海海上贸易热络。明朝时期禁海令十分严格，片板不许下海，下海即为寇，许多的民间贸易就被禁止，但是丰厚的海商贸利润，促使沿海边民偷偷进行海上贸易行为。而南明时期，由于反清复明的政治需要，废除了禁海令，最大的武装海商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被封为国姓爷。中土商船往来长崎络绎不绝。
除了南明使者以及郑成功集团官船舶外，还有民间的商船，装载着南方各地的货物外，也经常搭载由于明朝灭亡后的明朝遗民，经过海上的风浪，到达长崎。当时日本人称这些到达长崎的贸易商船为“唐船”，明朝遗民为“唐民”。“唐”是受盛唐时期影响海外许多国家都是泛称中国，由于盛唐的影响力深远，所以海外许多国家都把中国人称为“唐人”。当时江户时期的日本人把明朝的遗民称为“唐人”，却又有其他特殊的意义。当时由于到长崎的明朝遗民大多为福建人居多，南明藩王隆武朱聿键又称“唐王”，这些明朝遗民为了表达不肯易服易发，始终保持明朝的衣冠，不食清粟，不肯屈辱于清朝廷的民族精神。
东渡的南明商船，根据启航的位置，分别称为“南京船”“宁波船”“厦门船”“福州船”“漳州船”“广东船”等，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也就有了“台湾船”。大船可装载货物五六十万斤，乘员一百多人，中船可载货物二三十万斤，乘员六七十人，更大的商船从东南亚各国到长崎的，船体更大，可装载货物二百多万斤，乘员二百多人。各类商船都有大帆和弥帆，都可不受季风影响，一年四季都能自由航行，充分体现了当时（明代时期）娴熟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水平，并能注意到航程、气候、海域的各种影响。商船的乘员层次分明，设有正船主，副船主，财副（掌管货物和账目），这些人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素养以及娴熟的航海经验，其他船工也是分工明确。
由于朝代更迭，搭乘东渡商船的还有不少明朝的遗老遗少，其中有僧侣、学者、医师、艺术家、商人和手工匠以及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等，这些人多携带书籍和字画等。到日本的商船所载都是日本紧缺的物品，诸如药材、生丝、织物、砂糖、染料、生漆、皮革、香料、纸等，尤其是织物和药材的比例最大。从事东南亚和中土到长崎的明朝遗民商船，主要装载砂糖、皮革、香料等。从福建、浙江的商船主要装载药材、生丝、织物和书籍，江户初期日本没有印刷术，对中国的书籍特别需求，书籍在日本是昂贵的奢侈品。商船返回福建浙江时，主要是金、银、铜、刀等南明政权需要的战略性物资。
东渡日本的明遗民，多是在清军南下进入浙江、福建以后，或痛感复明无望、或不甘剃发易服、或不忍禅门厄运而相继东渡的。明朝的士人、遗臣以及怀有故国之思的僧侣，其情感倾向、道德规范与传统、文化价值存在吻合成分，在一定时期具有超越俗世、保持士人遗世独立情操的时代特征。
当时德川幕府己经锁国甚严，一般不允许外国人留居日本。长崎作为日本与中国贸易的唯一港口，有早先（明朝灭亡之前）赴日并留居此地的明侨民及其后裔。他们在长崎建起唐三寺向幕府证明自己的佛教信仰（当时日本严禁基督教），不断邀请明朝高僧赴日驻锡讲法。隐元禅师和他的黄檗僧团也就是这个时期，受到了明侨民以及长崎当地的官员和日本佛教界的邀请，在1654年东渡日本弘法。
明朝遗民东渡日本，以江南到（南直隶）、福建、浙江人居多，尤其是福建福州人、漳州人居多。他们到了长崎后大多以本籍贯方言说话，所以当时长崎的翻译官就叫“唐通事”，这些唐通事都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和素养，并且是早期移居日本的明朝侨民担任。
许多福建商人很早就从事着与日本之间的海外贸易。比如，万历年间（1573-1620）福清的林清就是一位大商人。明时文献记载，“福清人林清，与长乐船户王厚商造钓槽大船，倩郑松、王一为把舵，郑七、林成等为水手，金士山、黄承灿为银匠。李明，习海道者也，为之向导。陈华，谙倭语者也，为之通事。于是招来各贩，满载登舟”。这里的林清，俨然是一个贸易集团的首领，可以召集各类商贩。林清手下聚集了多样人才，有把舵、水手、银匠、通事（翻译）等。而这其中的银匠，当是指善于辨别日本白银的人手。获得白银是当时大陆商人航海贸易的主要目的。
随着对日贸易的发展，许多福建居民来到长崎，进而安居乐业，世代从事于中日间的贸易活动。正是因为如此，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唐通事家系中，福建人占了大部分。比如，福建省福州府长乐县樟港出身的刘一水（？－1658），可推定在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日本元和四年)之前就定居长崎；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钱林出身的林公琰（1598-1683）在1623年定居长崎。以刘一水为始祖的彭城氏家系，以林公琰为始祖的林·官梅氏家系，世代成为长崎唐通事，在中日贸易活动中一直发挥着较大影响。王心渠1594-1678福建省福州人，参与创建崇福寺。以王心渠（三官）为始祖的王氏家系。刘一水（？-1658）福建省福州府长乐县人，1618年前后到达长崎，也叫刘有恒和八官，参与创建崇福寺，以刘一水为始祖的彭城氏家系。马荣宇（？-1654）福建省福州府长乐县人，以马荣宇为始祖的中山氏家系。郑二官福建省福州府长乐县人，以郑二官为始祖的郑氏家系。林公琰1598-1683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钱林（今福清港头镇前林村）1623年到达长崎，参与创建崇福寺。以林公琰为始祖的梅氏家系，林太卿字楚玉（1572-1645）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上迳人，参与创建崇福寺，万历三十七年（1609）东渡到鹿儿岛，1619年移住长崎，以林楚玉为始祖的林氏家系。俞惟和（1605-1674）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林太卿（楚玉）是其姑丈，1622年通过林楚玉的帮助东渡长崎，以俞惟和为始祖的河间氏家系（附早野氏）。何高材（1598-1671）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人1628年移住长崎，也叫毓楚,一粟,性崇，参与创建崇福寺。以何毓楚（高材）为始祖的何氏家系。魏之琰（1617-1698）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人，和其兄魏毓祯号六官移住安南东京（今越南河内）,从事贸易于东京和长崎之间。1672年,携子魏高、魏贵、仆人魏熹定居长崎，以魏之琰为始祖的巨鹿氏家系。方贵峰（？-1665）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大西桥人，墓地在崇福寺，以方贵峰（三官）为始祖的方氏家系。吴荣宗（？-1678）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1651年任唐年行司，墓地在长崎皓台寺，以吴荣宗（一官）为始祖的吴氏家系。周辰官（？-1683）福建省泉州府曾经信仰基督教，后来放弃，正保二年（1645）成为移居长崎的住宅唐人，墓地在崇福寺，以周辰官为始祖的周氏家系。蔡昆山（？-1664）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人，以蔡昆山（三官）为始祖的蔡氏家系。陈冲一（？-1624）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医生，先东渡鹿儿岛,后迁移到长崎，以陈冲一为始祖的颍川氏家系。欧阳云台福建省漳州府1635年，在住宅唐人中，被选拔为唐年行司，以欧阳云台为始祖的阳氏家系。陈潜明（？-1632）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墓地在长崎圣福寺，以陈潜明为始祖的西村氏家系。吴宗圆（1603-1638）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人，以吴宗圆为始祖的吴氏家系。吴振浦福建省漳州府迁和以吴振浦为始祖的吴氏家系。庐君玉（？-1631）福建省延平府沙县1612年东渡长崎，后归国，崇祯四年（1631）5月逝世，以庐君玉为始祖的庐氏家系。只是作为通事管理人员，长崎人口只有八万人的时候，三分之一是明朝遗民，有六份之一的以上人口是福建人。这些唐通事都负责着南明和长崎之间的贸易往来的事务。
日本江户初期施行闭关锁国政策，只开放长崎为唯一通商通关的港口。德川幕府针对明朝遗民东渡情况以及中国明清之间更迭的战乱动态，推行“唐船风说书”制度，所谓的“唐船风说书”是凡是中国的“唐船”进入长崎的港口，当即就要向长崎的官员汇报中国的情况，以及所有航线沿线的形势和见闻，启航地点日期，航海经验状况等，由唐通事翻译，由长崎奉行检查阅读后，呈送江户德川幕府，目的为了及时掌握中国朝代更迭的实际状况，以了解清庭和南明的战争局面的发展和变化情况。这些商船还会携带中土相关人员和单位的一些书信家书等，充当明朝遗民和故国家乡之间的消息传递员。
郑成功对日本的贸易规模十分的弘大，并且形成了郑氏的商业势力，相当的活跃也成了郑成功的部分军费的来源，永历年间郑氏集团曾有大量的贸易存银在长崎。寄存在大通事林太卿和陈道隆处。陈纯朴也就是圣福寺铁心道胖和尚的父亲，福建漳州人，也可以说作为漳州帮的“圣福寺”和闽南一带郑成功的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郑成功通商日本也可以说是郑氏反清复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明永历十二年，郑成功为北伐极力备战，曾经派僧侣桂梧、如昔为使节，东渡日本向日本德川幕府乞求援兵，桂梧一行共147人到达长崎，并给时德川家纲书信一通:略……
郑成功书信中，首先追颂中日两国的悠久的传统友谊，赞颂德川家纲等。并鉴于日本儒释道不分的习俗，提及“释辅儒宗”，并充分肯定隐元禅师在日本弘扬黄檗禅风。时长崎圣福寺也就是隐元禅师和弟子弘扬黄檗禅风的道场。陈纯朴的儿子铁心道胖禅师也就是“圣福寺”的住持，是隐元禅师的法孙。时隐元禅师已经离开禅师前往京都弘法。桂梧、如昔等同为福建僧侣到了长崎，不难想象和长崎圣福寺崇福寺有否交往。
隐元禅师和黄檗僧团东渡日本，也都是乘坐南明商船到达日本，许多定居避难日本的明朝遗民，也都是通过海商的这个海上通道，来往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也靠这个海上通道和中国保持着联系，每每船来都有着书信往来，这个现象和遗民东渡长达百年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