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为什么叫“魔都”？

“帝都”北京、 “妖都”广州、“故都”南京、“废都”西安……这些中国城市的别称在中文互联网世界都已司空见惯。不过说实话，都不如上海的别称——“魔都”那样受到广泛认同。不管是不是上海人，不管喜不喜欢上海这座城市，大概都觉得用“魔都”这个词形容上海，再贴切不过了，连严肃学者如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都说：我们过去称上海为“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等等，都没有“魔都”这个词来的贴切。

相比起来，“帝都”、“故都”之类称呼，太过写实；“妖都”、“废都”之类生动形象，对城市文化的概括似乎却又剑走偏锋。唯有“魔都”这个词，已然上升为一种带有奇幻色彩的文化意象，展示了上海这座独一无二的中国城市各种明暗相交、混沌叠合的文化元素。

在另一方面，“魔都”这个词也体现了中日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复杂关系在近代发展的一个面向。因为“魔都”这个词，本身就是将近一百年前，由一个日本作家发明的。

他的名字，叫村松梢风（1889-1961）。

上海为什么叫“魔都”

文 | 群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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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日本文学史上，村松梢风也没什么很大名气，属于那种专写通俗作品的二三流作家，在群星璀璨的大正与昭和初年的日本文坛上，他的光芒是暗淡的。

村松梢风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死后他继承了遗产，从家乡到东京念书。说是念书，其实“半缘修道半缘君”，有一多半时间是在四处闲逛，也常做向花丛深处寻觅的登徒浪子。这倒在无意中成就了他独特的个性：见多识广、敏锐细腻，情感丰富，笔头子也快。

在20世纪初年，就像蒸蒸日上的日本成为吸引中国留学生的磁石一样，历史悠久的中华大地也是不少日本年轻人的心许之地，而谷崎润一郎（1886-1965）、芥川龙之介（1892-1927）等名作家的中国游记中绮丽文字和华美意象，又增加了日本文青们对一衣带水的古老文明的向往。

村松梢风就是其中之一，1923年初春，他从长崎启程前往中国，目的地是上海，村松后来在自传中说：“我想看一下不同的世界，我企求一种富于变化和刺激的生活，要实现这一目标，上海是最理想的地方了”。

从寻求富于刺激的生活这一点上说，村松梢风对目的地的选择绝对正确。迎接他的，是一个如此明暗交错、华丽诡异乃至充满奇幻色彩的东方第一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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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滩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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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村松梢风乘坐的“长崎丸”号从东海进入扬子江，还没有看到上海的城市边际线时，他就开始心潮起伏以至于热泪盈眶。用作家自己的话说：

我在此处见到了我们这些热爱中国的人的纯澈的心灵。这似乎并不只是广袤无涯的大陆风光使我们产生了盲目的感动。我觉得这是由于中国广阔的土地唤醒了潜意识般长期深藏于我们心灵深处的远祖传下来的梦。……当我们去中国旅行，双脚踏在中国的土地上时，这种感动便一直持续这，不会消退……每当哦踏上中国的土地，我心头立即会强烈地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来到了梦寐之乡的情感，说来也真有点令人不可思议。

这种把中国视作“梦寐中的故乡”的亲切感，不唯村松梢风一人独有。二十四年前，也是一个初春，日本大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启程前往中国，在烟台港，写下的诗句“来泊烟台无月夜，不忆家乡忆异乡”，表达的是与村松梢风同样的情感。如果再往前十年，毕生坚定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宫崎寅藏（1871-1922）第一次到中国时，也说自己恍若回到故乡：

这就是中国大陆！也就是我在梦寐中憧憬已久的第二故乡。轮船愈向港口前行，大陆风光愈益鲜明，我的感慨也愈益深切。我站在船头，不知何故竟然留下了眼泪。

应该说，对中国的向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是在明治、大正年间的一大批日本文化的共同体认，复旦大学徐静波教授说，“这是一种基于地缘、血缘和潜在的文化血脉的感动，应该是很真切的”。其实这种“感动”背后，还有一种“小国”对“大国”的敬畏。

这种“小”，不仅是指日本国土面积小（比如村松梢风第一次见到扬子江，不敢相信这只是一条河，甚至还联想到诺亚方舟时期的大洪水），而且指在明治以前日本文化一直都主要靠中华文化的滋养，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一支余脉，就像文化的涓涓“小”细流遇到汪洋“大”海时的那种莫名的震撼。

不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挚爱，导致了日本文化界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无奈和愤恨，以至于成为军国主义的某种思想帮凶。这是后话，在文章最后会略作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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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村松梢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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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第一次扬子江时产生的感动，只是中国的茫茫国土带给村松梢风的第一观感，那么他即将在此盘桓的上海带来的，将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迷幻之梦。

从1923年到1925年，村松梢风前前后后去过上海四次，但属第一次（1923年3月22日至5月中旬）居停时间最长，经历也最奇妙。在这里，他见识了这个东亚第一销金窟的声色狗马、纸醉金迷，甚至还和一个妩媚的日本舞女赤城阳子做了两个月的露水夫妻。

在上海，村松梢风也结交了一批叱咤风云的文人政客：田汉、郭沫若、郁达夫、欧阳予倩、谢六逸、张继、居正……还曾到寂寥的南京和旖旎的杭州游览。

回到日本后，村松梢风写下了长文《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可能是觉得“不可思议”还不足以表达自己对上海的复杂情绪吧，第二年，村松梢风把文章改名为《魔都》，又将其他几篇中国游记收录到一起，由小西书店出版了《魔都》一书。

于是，这个无意中的神来之笔，成为一种最奇幻的城市意象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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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都》初版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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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把上海叫“魔都”呢？或者说，村松梢风在上海感受到的“魔性”是怎样的？

用村松梢风自己的话说，首先是光明与黑暗如此自然在一座城市中彼此交融。上海的一面，是闲适的、明亮的、华美的，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富人区、豪宅林立，“每一幢房屋都给人艺术的感觉”，中山公园里青年男女演出一幅幅盛装出游的画卷，至于卡尔登、巴黎客、马克西姆这类兼具咖啡馆、餐厅和交际舞厅的娱乐场说，更是让“上海人的生活显得华美色彩最为浓郁”。

性格内向的村松梢风，泡了几天舞厅之后，也不禁心旌摇荡：

即便如我这样怪癖的人，瞧着那些男女伴随着快活的狐步舞、优雅的华尔兹而依偎拥抱、翩翩起舞的景象，自己的心魂也不知不觉地浮荡起来，也想跳入舞池五他们一起舞蹈。老爷爷也在跳，老奶奶也在跳。年轻的姑娘把脸和身体紧紧贴在恋人的怀里挪动着舞步，那神情仿佛是在说，哪怕离开了人生，遭到了杀害，也绝不分离。这时有几对戴着面具加入到舞池内。红绿色等扫射的灯光从侧面照射着这些由曲线和色彩组成的漩涡，将人们的欢乐引到了新的高潮。就在舞蹈的间隙，来到了桌子边的女士们，竞相炫耀着镶嵌着珠宝的舞会盛装和浓妆艳抹的美丽脸庞，摇动着羽毛扇，将盛满了鸡尾酒的杯子移到了嘴边，接受着同伴男子的阿谀奉承。 

可是，这只是上海的一面，村松梢风说：

在所有文明的设备都完备，光华美丽，而且可以尽情寻欢作乐的这座都会里，一旦你踏进它的内侧，就立即会被一层阴森的大幕所包裹。那里猖獗着所有的犯罪行为，充满了所有的罪恶。偷盗、杀人、欺诈、赌博、绑架、走私、秘密帮会、卖淫、恐吓、美人计、吸食鸦片等等，不分昼夜，不分区域，一年四季都在上演。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村松梢风把上海称为“魔都”，甚至可以看做“罪恶的渊薮”，“在某种程度上，上海或明或暗地显示了世界人类的最后图景”。

这种“世界人类的最后的图景”，在村松梢风那里，又具象化为一种矛盾交糅的奇幻意象：

上海具备所有文明的设施，但是这又怎样呢？这不过是在人们的生活上披上了一件物质文明的华丽的外套而已。而最关键的构成生活基调的精神文明，上海却没有。……世界上所有的种族都聚集到这里，当地人不仅丧失了政治上的主权，而且这里既无中国传统的文明，也无中国传统的精神，中国的国民在这里却过着既非中国也非西洋的变形生活，在这芜杂混沌的空气中，不可能产生优秀的文明和良好的生活，男人沉湎于利欲，女人耽溺于奢华。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开始了无穷无尽的淫荡和放纵的生活。 

不过，跟那个时代许多青年人一样，村松梢风自己却也深陷在这样的迷幻中不能自拔，“目迷于华美，糜烂与淫荡，在放纵中失去了灵魂的所有恶魔般的生活中，我越陷越深”。的确，初到上海盘桓两个月，村松去了无数的秦楼楚馆，对各种声色场所的描写绘声绘色，他的这种自白，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心灵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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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中国服装的青年村松梢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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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海的神奇魔力，并不只在于这种光怪陆离，更在于它的自由、包容与多元，就像村松梢风说的那样，“在这里，在失去了传统的同时，所有的束缚都被解除了”。

正因为这种多元的城市气质，在利欲与奢华、黑暗与罪恶之外，也给了那些新鲜的、健康的、向上的力量以丰沃的土壤。到了上海不久，村松梢风就去拜访了田汉。

那时田汉不过二十五六年纪，他常用五根手指梳笼乱蓬蓬的长发，而在眉毛下面，是一双明亮的眸子。田汉对村松梢风谈起中国的文坛：

现在中国的文坛死气一片，传统的文学几乎都徒具形骸，毫无生命力。现在势力最盛的是在上海出版的通俗文学书刊，都是些低级庸俗的东西。

在田汉看来，他和朋友们合力创办的《创造》杂志，代表了中国文化最有活力的发展方向。这个年轻人当时正沉浸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世界，他发愿要开辟一条与上海“大世界”、“新世界”等剧场完全不同的戏剧振兴之路，以后的事实证明，田汉做到了。话剧成为“文化救国”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

正是通过田汉，村松梢风又结识了“中国最新锐的小说家郁文（即郁达夫），诗人、剧作家郭沫若和批评家成灏（即成仿吾）”。而通过与年轻的国民党干部周颂西的交往，村松又感受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政党的昂扬斗志和政治抱负。

这些都是浓烈而阴郁、华美而暗沉的魔都之中的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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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同人。

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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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移世易，随着国际格局，特别是中日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像村松梢风这样对中国充满温情和喜爱的日本人，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基本的立场。

标志性的事件，是1932年的“一 · 二八事件”。

此前，村松梢风是中国文化由衷的赞美者，特别倾心于上海的开放自由，可“一 · 二八”以后，梢风愈发成为日本当局的同调人，他虽然不至于大张旗鼓地支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政策，却在内心里受到已经日益升温的日本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的裹挟，为“大日本帝国”的崛起而自豪和呐喊。

如果说，像内藤湖南那样学养深厚的汉学家是抱着“只有日本人才能拯救中华古典文明”的学理去认识日本在东亚的崛起和扩张的话，那么，像村松梢风这样思想肤浅的作家，更多地则是受到民族情绪的感染，就像他当年不由自主地沉湎于“魔都”的梦幻世界一样，此后的梢风，越来越迷失在狭隘民族主义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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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内藤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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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解读“魔都”文化意象的由来，并不仅仅在将一段文人和艳史和八卦，也不仅仅是为了补充一个碎片化的知识。应该看到，除了中美关系之外，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可能是对中日两国、对东亚乃至整个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其中更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纠葛。现在我们来关心这些问题，看当初的日本人是怎么剖析自我、反观世界，探究日本过去的生机和今天的停滞，都是为了更好地反馈到我们自身。

对此，研究日本战后思想史的领军人物孙歌，有着极为深刻的体会。历经半个世纪的探索，孙歌如今已是享誉东亚知识界的思想探索者，也是备受日本学术界尊敬的人物，她的资历更是如此丰富，以至于今天要想了解日本的人，都绕不开孙歌。

因此，让孙歌带领我们走上日本的这一段自我觉醒之旅，解读日本战后思想，再合适不过。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门专栏课程《孙歌·思想剧变中的日本——从六位战后思想家谈起》。在课程中，孙歌老师将以一位有着人道主义关怀的外交官诺曼的自杀事件为切入点，带我们走进六位代表性思想家的内心世界，看懂日本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