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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先生于2011年写成此文，近日重新发现，授权《随笔》刊登。文章记录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者与汪曾祺、荒芜和端木蕻良交游并获赠题诗的往事。经《随笔》授权，我们今天转载此文。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写了一篇散文《西湖漫笔》，第一句是“平生最喜游山玩水”。一位同事对我说：“有人以为这篇文章是哪位老先生的手笔，原来是你。真的，你有几个平生？”当时年纪不够，用词似有些托大。现在我已是“八〇后”，有资格说平生了，却再也不能游山玩水，真正落实了“足不出燕园”之讥。我的散步是连燕南园也不出了，只能卧游、梦游；有时想起往事，可以在回忆中游历一番，算是忆游吧。 八十年代初，人们从噩梦中渐渐回过味来，迫切希望开阔眼界，交流思想，笔会便很兴旺。一次，《钟山》杂志社组织笔会，走了几个地方，中间曾从无锡过太湖去看一个岩洞。大家在船中谈笑，我坐在船头撑着一把阳伞，眼前是烟波浩渺的湖水，十分得意。这时，有人从背后递过一张纸来，回头看是汪曾祺。纸片是拆散的香烟盒，上写了一首诗： 壮游谁似冯钟璞，打伞遮阳过太湖。 却看碧波千万顷，北归流向枕边书。 我当然很高兴，也曾想回他一首，但南方的景物太吸引人了，不断转换着场景，我又不像汪兄一样出口成章，便搁下了。现在真的要写《北归记》了，以老病之身，常感文思艰涩，若真有当年汪兄说的那样碧波千顷，一泻而下，该多好呢。遗憾的是那年从南方回京后只顾讨画，却没有请他把那首诗写成一帧书法。香烟盒纸片后来也找不到了，上面的诗我却一直记得。 我这里有几幅汪兄的画，我在《三幅画》那篇文章里都说过。后来他又赠我一幅，也应该说一说。画上画的是紫藤萝，旁边写着“紫色的瀑布”。这是汪兄在多处看到我的《紫藤萝瀑布》小文以后，忽然来了兴致，作画寄我。画面只有一穗藤萝，却十分饱满鲜活。我拿去装裱，裱画的师傅说，这可是件好东西。张抗抗的《牡丹的拒绝》一文，写出了牡丹拒绝开花正直不屈的品格，甚得好评，汪兄也画了一幅牡丹赠她。花不甚鲜艳，有些朦胧的意味。抗抗把它挂在饭厅正面墙上，常向人介绍。这些画是汪兄对朋友的支持，也表现了他对文学创作的关心。 八十年代，老父在堂。哥哥钟辽数次回国看望父亲，也会了许多旧友。在西南联大时，哥哥曾和汪兄同台演过《家》，汪兄饰老更夫，他演觉新。我们去蒲黄榆汪家拜访，主人给我们喝一种茶，并强调这茶是不轻易拿出来的，果然味道绝佳，我说不下于妙玉特别招待钗、黛的小灶茶，可惜我没有记住茶名。 遂又讨论梅花上的雪水存放五年以后才用，水会不会坏。接着说起昆明的茶馆（对这个题目我没有资格发言），又从昆明的街道说到绘画。汪兄说，他作画大都是一种寄托，每有所感便托之于画。我说，这是多一条路，更丰富了；我常有感，只能托于文字。哥哥笑说，我没有太多的感，倒省事。其实哥哥上高中时就写过小说，我还记得第一句是“不急不徐的雨”，后来他读了机械系。那天临别时，汪兄强调，下次我们来他家要亲自炒几个菜招待。大家说得热闹，都心照不宣，知道这万里外的拜访是多么不易。不久后，王浩和他的捷克太太来到《三松堂》。王太太是一位研究戏剧的学者，谈话间说到京戏，便也说要去看望汪曾祺，后来不知去了没有。 汪曾祺 最近一位年轻的朋友告诉我，黄裳有文章引了汪曾祺的信。信中有一段如下：“黄裳兄：台湾《中国时报》第十二届时报文学征文奖聘我为散文的评委。有一奖叫‘推荐奖’，他们让推荐两位大陆散文作家各六至八篇，从中选定一篇。推荐奖奖金相当多，三十万新台币。我认识的散文作家不多，想推荐宗璞和你。”我很奇怪，自己对这件事简直没有什么印象，可能是因为那年夏天我在美国，消息不畅吧。后来评奖大概没有下文，大家也就淡忘了。现在见信，自然感动，汪曾祺大师兄的身影连同昆明迷蒙的雨蓦地出现在眼前。 又一次笔会，不记得是哪里组织的，也不确切记得去了哪里，好像是哈尔滨。与会者有翻译界和文化界人士，荒芜也去了。他本是我外文所同事，可是不认识。他对诗很有研究，大概那就是他的专业。那次旅游中常在一起聊天，主要是谈诗，从“诗是谎言”到诗的格律，无不涉及。那一阵我对诗的兴趣很高，自己还乱写一些，新诗旧体都有，我给荒芜看，很得他的指点，尤其在旧体诗的格律方面。一天，几个人到一个公园，见一座动物雕塑，荒芜问我那是什么动物，我看了一会儿，说是三只羊。大家都笑，荒芜说：“从前有指鹿为马的，你这是指鹿为羊。再看看。”因有栏杆围着，我还是看不清楚，自己也觉好笑，不记得当时怎么回他的了。那时我虽是大近视眼，还能认出是动物；现在近乎失明，便是羊也看不出了，倒有一段话等着：“还有指马为鹿的呢，记载下来的就是鹿，你连错指也不会知道。删的、改的、乱添的，历史上还少吗？大家都被蒙在鼓里。”可惜却不知对谁去讲了。观赏后，在茶座小坐时，荒芜说：“我要送你一首诗。”诗如下： 博学多才冯钟璞，一首新诗十里长。 ×××××××，三鹿缘何作三羊。 第三句我不记得了。我写的诗，大多成为废纸，不记得他说的十里长的新诗是怎么回事了。后来，荒芜这首诗和他的其他诗作一起发表，他还将报纸寄我一份，可我的东西很乱，也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只在此屋中，书多不知处”。照我的习惯，遇见可能有故事传说的情形，总要追根究底，那次不知何故，没有追究“三鹿”的来源。也可能是追究过，不记得了。 一九八五年五月，光明日报社组织了一次黄鹤楼笔会，畅游三峡，老梨丁邀我参加。那次去的熟人颇多，萧乾、邹荻帆都去了，还有端木蕻良、苏金伞等作家、诗人。大家一起看悬棺，看神女峰，看葛洲坝，谈笑非常开心。端木蕻良曾是清华学生，我的学长，不免多谈几句。过了几天，端木蕻良也送了我一首诗，诗是这样的： 丢三落四寻常事，落四丢三未足奇。 待到文思汹涌处，镂云刻月入丝丝。 可见我的丢三落四使得端木先生印象深刻。我请他将这首诗用毛笔写出，他答应了，回京后也没有忘记写了寄给我。现在我的书柜里便有了这帧书法，诗前写着“一九八五（年）五月长江船上打水诗”，诗后写着“甲戌年题赠宗璞，端木蕻良”。 这首诗现存现代文学馆。 1985年，宗璞（前左二）、端木蕻良（前左三）等应武汉作家协会邀请，参加黄鹤楼笔会 抗战时我们常唱一首歌：《嘉陵江上》。我喜欢这首歌。曲作者贺绿汀，词作者端木蕻良。“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最后，“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我每唱到这里，眼睛总会湿润。这首歌没有《松花江上》那样流传广泛，可能因为曲调较难掌握。可是它同样唱出了所有中国人的心声：“把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我在《北归记》第一章第一节引用了这歌词，如果能在读的时候同时唱出来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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