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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由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发达，在文化上呈现出高度繁荣的局面。宋朝历代皇帝的治国，都遵循着“祖宗家法”，在治国方针上，贯穿着宽仁尚礼的精神，对于民间文化事业、经济生产、社会生活等方面，自建国之初即因仍自然趋势而未予过多干预。因此，宋朝有着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条件。蒙古国和元朝则打通了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建立了世界性的帝国，东西方人员频繁往来、商品货物的流通、宗教和思想文化的交流都得到保障。中国人的视野极大地拓展了。 宋元时期，科学技术有突出发展。北宋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在宋代，指南针也被发明出来，火药的制造和应用得到改进。这些科学技术很快传播到亚洲和世界各地，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北宋科学家和著名学者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许多当时科技的内容。宋朝的科技水平，无疑要比唐代进步许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都有了极大的改进，技术发明也要多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是决定综合国力的两个基本因素，宋朝的综合国力要比唐代高。正如已故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所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元朝的科学家郭守敬在天文历法、数学、机械制造、水利工程等方面都有杰出成就。而农学家王祯所著《农书》，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从全国范围内总结研究农业技术的著作。而平民妇女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的改进，也使元朝以后棉纺织业迅速发展起来。 宋朝的史学与宋元时期的文学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宋朝的官修和私修史著都有突出成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编年体通史，记事上起战国下讫北宋建立之前，专取有关国家兴衰、人民休戚的大事，叙事准确，文字生动，在史学研究和历史编撰方面，都代表着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高峰。欧阳修等人编著的纪传体史书《新唐书》、《新五代史》，也是正史中的杰出之作。南宋初年郑樵编撰的纪传体通史《通志》，与宋朝遗民马端临入元后编撰的典制体通史《文献通考》，与唐代杜佑编撰的《通典》，并称“三通”，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领域和深度的扩展。宋朝学者私修当代史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为著名。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称“宋贤史学，千古罕及”，乃为确论。 宋元时期文学成就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宋词和元曲的繁荣以及世俗文学的出现。当然，宋朝的文学不仅只有宋词，诗、文也有很高成就。宋诗与唐诗相比，具有崇尚“理趣”的特点，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等都是著名的诗人。宋人继承唐后期的古文运动，散文的写作最终压倒骈文。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被称为古文创作的“唐宋八大家”。而词的繁荣是宋代文学最具有时代特色的突出成就。在写作风格上，宋词有婉约派和豪放派之分。北宋的柳永、周邦彦，两宋之交的李清照，南宋的姜夔，是婉约派词人的代表，他们的作品大都委婉含蓄，多愁善感，写尽了人间的爱恨情感。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辛弃疾则是豪放派词人的代表，他们的作品豪迈慷慨，气势磅礴，充满爱国主义的激情。 宋代以来民间文化的发展，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分不开。由于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籍在民间普及开来，各种文化知识也就逐渐普及。宋代以后，即使在偏僻的乡村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宋代民间通俗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曲艺和戏曲。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繁荣，文化消费也日渐发展，曲艺、戏曲等通俗文学因此成长起来。曲艺以说书为主，在城市里，活跃着一些说书人，说书又称“说话”，他们说书的底本称为“话本”，主要以白话写成，贴近世俗生活，富于表现力，内容包括篇幅较长的“讲史”和短篇的“小说”。其中各种“讲史”活动为在民间普及历史知识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代的戏曲则出现了诸宫调、杂剧、南戏等体裁，奠定了中国戏曲最初的发展基础。 “ 元代在文学艺术上的突出成就表现为戏曲。元曲成为与中国文学史上与唐诗、宋词并列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艺术品种。元曲是散曲和杂剧的合称，元杂剧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它把诗歌、音乐和舞蹈结合起来，演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其表现内容非常广泛。关汉卿的《窦娥冤》、《拜月亭》、《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墙头马上》，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等，都是影响深远的著名剧目。散曲是在诗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韵文，其长短句变化比词更为灵活，较多地采用俚语和俗语。元朝中后期，杂剧衰落，称为南戏的江南戏曲兴盛起来。流传至今的昆曲就是在元末明初发展起来的。元代的“讲史”和“小说”等讲唱文学继续繁荣，元明之际出现的长篇巨著《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就是在“讲史”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 宋元时期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宋朝是新儒学完全建立和取得重大发展的时期。宋朝儒家的论学，多围绕理、气、心、性等哲学范畴展开，但又不仅是纯粹哲学问题的讨论，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他们正是通过对性命理气的探讨，确立士大夫的主体意识。从宋朝新儒学发展来说，南宋的朱熹是理学定型的关键人物。朱熹之学，主要承自二程(程颢、程颐)，而于周敦颐、张载、邵雍等人亦多所吸收，是宋朝新儒学之集大成者。因为朱熹之学的核心是“理”，所以称为理学，又称“程朱理学”。朱熹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著作编定为《四书》，认为这是“初学人道之门”、是“六经之阶梯”，并为之作《四书章句集注》。与朱熹理学同时，还有一些不同学说和主张的宋代学术派别，主要是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和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不过，到南宋后期，程朱理学终于被朝廷尊为官方学术，获得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直到明朝中后期的王阳明发挥陆九渊的学术，强调“心即理”，对程朱理学形成了重大冲击。从陆九渊到王阳明的一派，被称为“陆王心学”。 南宋以来的理学，在元朝继续被作为维护统治的主流思想。理学家许衡在元初长期主持国子教育，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程朱道统的继承者。可以说，元代虽然是蒙古通过军事征服建立的以北方游牧民族为最高统治阶层的王朝，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史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倒退或衰败现象，而是构成了这个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文化上，元朝统治时期并非只有蒙古族的文化，中原传统文化和各种外来文化都得到很大发展。 元朝的思想文化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宗教的多元性是重要表现。唐宋以来，中国的宗教基本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格局。唐朝在民间传播的外来宗教有袄教、摩尼教、景教，合称“三夷教”。“三夷教”在唐武宗灭佛时一度遭禁，后虽弛禁但势力已衰，只有摩尼教在民间流行较久。伊斯兰教也在唐朝由大食(阿拉伯)商人传人中国，但一直没有太大影响。到元朝，由于中西交通的重新活跃，中国境内民族格局的改变，外来宗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随着大批中亚居民东来，伊斯兰教信徒大增，并在元朝形成了中国的伊斯兰民族一一回族，元朝中央也设有专门机构管理伊斯兰宗教事务。出于东罗马的基督教一派景教，到元朝继续传播，而罗马教廷遣使来华，又导致了天主教的传人。元朝的皇家御林军中，有一些是从高加索迁入中国的阿兰人，他们就信奉天主教。元顺帝曾经派遣生活在大都的法兰克人安德鲁等出使罗马教廷，在诏书中说“设法通好，俾以后时得通聘。仰尔教皇赐福于朕，每日祈祷时，不忘朕之名也。朕之侍人阿兰人，皆基督之孝子顺孙。朕今介绍于尔教皇”。他要求在元朝的使者回来的时候，教皇能够为他购买西方良马以及西方的各种珍宝。元人称包括景教和天主教在内的基督教徒为也里可温，在中央设崇福司专门管理其事务。犹太教在元朝也比较活跃。 正是由于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在文化交流的大舞台上，元朝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取得了重要进步。相对于欧洲的“黑暗时代”，元朝的文化科技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在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笔下，元朝统治下的中国既文明又富庶，远远超过了那个时代的欧洲。 编辑:李诗奇 （每周二由木少君推送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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