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名春 | 以文献为根据理解孔子与儒学

编者按：本文是对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的专访，发表于《孔子学刊》第四辑，现转发于此，以飨读者。

廖名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孔子学刊》（以下简称“学刊”）：您认为研究孔子所要掌握的重要传世文献有哪些？

廖名春（以下简称“廖先生”）：当然首先是《论语》，要研究《论语》，目前有两项重要的工作。第一项就是要出一个《论语》集释，程树德的有几十年了，过时了一些。要做新的集释，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完成的，需要国际合作。大陆和台湾都有很多有关《论语》研究的文献；韩国的《论语》文献也非常多，古代有《经学集成·论语》，现代关于《论语》的书也有很多；日本的《论语》文献也不少，现在要做一个好的《论语》集释，不仅需要国内学者合作，也需要韩国、日本的学者参与。第二项是对《论语》作比较好的研究，虽然现在有很多学者进行研究，但是还没有出现有代表性的成果。

再有就是《礼记》，里面有很多记载和《论语》中的记载相关，只不过传承不同而已，所以有时也会有所不同。过去有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缁衣》的作者是子思，其中“子曰”中的“子”是指子思，我们读《缁衣》，会发现里面的“子曰”部分和《论语》中的好几条都是相同的，为何说《缁衣》是子思之作呢？《缁衣》里面的很多话就是孔子的，不仅《缁衣》，整部《礼记》都如此，“子曰”本来就是孔子的话。《礼记》并非汉代的伪造，而是先秦流传下来的，渊源有自，很多地方保存了孔子言行的原貌。

此外，《史记》也很重要。司马迁关于孔子的记载基本正确，如果没有很强的证据就否定司马迁的记载，是要出大问题的。比如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司马迁讲得非常清楚，但以前有些人不相信，因为“五十以学易”有异读，现在也有很多人还在争论这个问题，八角廊汉简出来后，确实是“亦”字，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在帛书《要》篇里面，孔子与《周易》到底有无关系已经很明显了，很多人还在争论这个问题，就毫无意义。假如说《史记》中记载的个别学生年龄有误差，这是可能的，但基本事实不会有太大出入。

学  刊：您对于《论语》做过哪些研究？

廖先生：已经写了十来篇文章，大概还有一二十篇要写，大家对于《论语》有太多误解。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话，很多人认为这是孔子愚民思想的体现。孔子是个搞教育的人，怎么会主张“不可使知之”？荀子说“锲而舍之，朽木不折”，《大戴礼记》里是“朽木不知”，“折”与“知”在先秦文献中通用的例子比较多，所以“不可使知之”也就是“不可使折之”，只能引导，不能用暴力去折服。郭店简《尊德义》说的是“民可使道之，不可使智之”，下面说“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不可强也”是解释“不可使知之”的，就是不可强迫。这句话表现的并非孔子的愚民思想，而恰恰是民本思想。

“朝闻道，夕死可矣”一句话，以前理解为早上知道了真理，晚上死去也可以，这样理解的话，孔子便是以追求智为第一要务。然而智在他那里是第二位的，尊德性才有道问学，孔子是推销他的道，不是去求道，如果说的是求道的话，那孔子早就可以死了，孔子掌握了道，但是要说服君主接受他的道，以前的理解都是错的。诸葛亮《出师表》说“不求闻达于诸侯”，闻和达是同义词，闻道是达道、实现道的意思，早上实现了理想，那晚上就可以死了，这理想便是王道、仁政。类似的误解还是有很多的，需要做深入研究。

学  刊：您能否举例说明一下出土文献在儒学研究中的价值与作用？

廖先生：可以说这些年来的出土文献，为我们研究孔子打开了一扇大门，提供了很好的材料。上博简现在出了八本，与传世文献密切相关的有《孔子闲居》、《缁衣》、《武王践阼》等，另外至少还有八种直接与孔子有关且早已失传的文献。第一册中的《孔子诗论》，内容丰富，为我们研究孔子提供了很多新材料，比如对于文王为何得天命，孔子就有非常精彩的讲法；第二册中有《鲁邦大旱》，记载孔子与子贡的分歧也很有意思，《子羔》篇讨论三代的地方也很有价值；第三册的《中弓》篇也很长，内容丰富，有很多话可以和《论语》对接，对于研究孔子和仲弓，都是非常好的材料；第五册的《季庚子问于孔子》，关于德与刑的地方，《君子为礼》中孔子与颜渊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四勿之教的部分，都很重要；还有第六册的《孔子见季子》，很长，但整理得不好；第八册里有《颜渊问于孔子》，好多地方也没有读通。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简排列好，把字认准确，上博简有很多残缺，给我们的理解带来很多困难；反过来说，我们若消化了这些材料，对我们研究孔子是很重要的。我打算写个《孔子传》，但是要把这些都消化，是个很大的系统工程。

还有郭店简也很重要，《语丛二》、《语丛三》引用了一些《论语》的话，此外，《唐虞之道》、《穷达以时》，我以前就认为记载的是孔子的话，但有很多人也不这么认为。为什么说是孔子的话？因为传世文献与之相对应的地方记载的都是“孔子曰”，别的文献中经常引用孔子的话，而这两篇文献中没有引用，与荀子等记载孔子的话很相近，所以很可能全篇是孔子的话。郭店简虽然不多，但也很重要。

清华简的第一册与《尚书》关系很大，读其中的《咸有一德》（《尹诰》）就知道现存古文尚书中的《咸有一德》肯定是后人伪造的，因为后者谈话的对象都不对，对题目“咸有一德”的理解上也不行。看看上下文，《咸有一德》是讲君主不能够独占好处，要与臣子和老百姓共有，这样才能得到大家拥护，说到底还是民本思想。先秦的《尚书》，内容是很广泛的，伏生当时只背下了一部分，很多篇章他没有背出来，还有很多逸书，有一些保留在《逸周书》里面。《逸周书》篇幅甚多，内容丰富，应该重视。出土文献中有与《逸周书》相关的部分，其它不相关的也应该重视起来，这样就激活了以前我们不重视的文献。

学  刊：清华简中是否有关于《乐经》的内容？

廖先生：应该说先秦是有《乐经》的，马王堆帛书里面多次讲到诗、书、礼、乐，诗、书都是书名，为何到乐就不是书名？肯定也是。同样，郭店简中也提到六经，其它五经都是书，乐肯定也是书。《乐经》失传了，所以很麻烦，《乐记》里面肯定有些东西与《乐经》有关。清华简里有关于乐的部分，但是到底多大比重，以及是不是《乐经》都很难说，包括上博简里面关于乐的部分也是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没见过《乐经》，无法断定，但是古代肯定是有《乐经》的。现在一般人看古琴的琴谱，也是看不懂，《乐经》说不定就是类似的东西。

学  刊：新出文献对《诗经》研究有何启示？

廖先生：关于上博简《孔子诗论》，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诗无志，乐无情，文无言”中的“”字，学者多解释为“隐”，得到了广泛认可，但这是不对的。如果“”是“隐藏”的话，那这句的意思是什么话都可以讲，这是不对的。我觉得应该把“”字训为“忟”，也就是“惛”。“惛”与从“文”之字相通的例子很多，“惛”就是乱。“诗无志”是说诗不能有昏乱之志；“乐无情”是说乐不能有昏乱之情；“文无言”是说文不能有昏乱之意。孔子为何反对郑卫之音？因为它越过了礼的界限。孔子是不可能说乐无隐情的，如果不懂儒学，把握不住孔子的思想性格，那考释的时候就会出问题，方向就错了，“”训为“惛”就好讲了。诗也好，乐也好，文也好，都要接受礼仪的规范，不能越礼。这个道理在《论语》中也有表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言志”不是儒家特有的，这个大家都可以讲，但是说“思无邪”，这就是儒家特有的观点。

《孔子诗论》中说：“《宛丘》，吾善之” ；“《宛丘》曰‘洵有情，而无望’，吾善之”。对这首诗，孔子两次表示赞赏。以前我们都把“洵”字解释为确实，确实有情感，现在看来这个理解也是有问题的。通过清华简，我们知道，讲到五行相“克”的时候，用的是“洵”字。在《宛丘》这首诗中，“洵”字也当是“克”的意思，“洵有情兮”就是克制自己的情感，“而无望兮”，就是不妄为。如果把“洵”字解释成确实，那还是孔子吗？要真正读简是很困难的，要经过缜密的思考，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才可以把一段话读通。《孔子诗论》中确实有非常丰富的东西，但我们解释这些东西一定要讲逻辑。

《诗经》里面的很多东西，我们现在的理解都有问题。比如《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现在一般把最后一句解释成放在大路旁。其实，置是废置，就是被废置在路旁，下面才讲“我马虺隤”、“我马玄黄”等等，本来是讲仕途险恶的意思。《诗经》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研究，我们对诗篇的背景不清楚，五四以来，都从通俗的路子上去理解，很多讲法都是不可信的。《诗经》中的一些篇章来源于民歌，这没有问题，但作为儒家的教材，便是有目的的。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诗本有百姓藉以讥刺政治、天子藉以观察民情之作用，这种制度消失以后，各国的史记就出来了，以此来褒贬时政。诗也是褒贬时政的，王权衰落后，诗的这个作用就没有了，诸侯国的史官通过修史书来褒贬时政，和诗的作用是一样的。《诗经》中的很多东西与政治有关，我们把《诗经》仅仅看成民歌是有问题的，出土文献也支持这种看法。

学  刊：帛书《易传》提到水、火、金、土、木五行，先生如何看待五行说与儒家的关系？阴阳五行在儒学中有何地位与意义？

廖先生：严格来说，五行是《洪范》里面的，应该是箕子的东西，周人主要是讲阴阳，《洪范》以外，《周书》里面就没有讲五行了，所以五行与阴阳应当有不同的来源。但是后来，特别是到汉代的时候，就把五行和阴阳融合起来了。五行不如阴阳，阴阳的形象性与概括性比前者更强，因为很多东西用阴阳好解释，比如气候的变化，阳气强时天气热，阴气强时天气冷，这是很明显的，但是用五行就不好解释，容易机械化。战国时代的邹衍搞五行，严格说来，在思想上没有多大创造，把五行相生相克之说引入政治学领域，有很多东西是很荒谬的，我觉得阴阳学说在儒学里面的张力比较大，五行就比较麻烦，理论上有为难的地方。

孔子基本就没有讲过五行，在比较可信的材料里面，没有孔子讲五行的记载，《论语》里面就没有。五行起源当然很多早，但是被儒家特别是先秦儒家采用，则不能很早。帛书《要》篇提到过，当然也可以说里面的五行很有可能是后人糅合起来的，而且即便如此，孔子强调的重心也是在阴阳：“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五行不行，要用到柔刚，孔子认为柔刚的概括力要强一些，即使讲到五行，那也没有看得很重要，柔刚就是阴阳，比五行更重要。

思孟学派的《五行》篇所讲的五行，也超出了金、木、水、火、土的范围，讲到仁、义、礼、智、圣了，讲这些和阴阳一样，实际上已经提升了，道德化了，肯定是对原来金、木、水、火、土五行不满，所以加以提升。

学  刊：东汉以来，《周易》为何由第五位变为众经之首？现代有学者认为《周易》为儒家与道家共同的经典，您觉得《周易》与道家有关吗？

廖先生：《周易》跟道家肯定有关系，但有关系是后来的事情。道家与儒家各有各的经典，道家讲到《周易》，相对来说要晚一些。儒家从孔子起就对《周易》有系统的论述，当然儒家内部也有争论，道家很少谈到《周易》。阴阳学说是一种背景知识，各家都有，阴阳不是哪一家独有的，《周易》讲阴阳，道家也接受。

《易》本为卜筮之书，但成为《周易》后，就不是卜筮之书了。文王作《易》，暗含了他自己的东西，为何要借助《易》呢，因为容易传播，容易被接受，文王拘羑里，公开讲这些东西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把思想隐藏在《周易》里面，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文王说得太高级，太深刻，一般人接受不了，大家容易接受的还是卜筮的部分。孔子用经书还不是他的选择，可能来源于传统，尽管是传统，但孔子早年对《周易》不感兴趣，为何直到晚年就感兴趣了？

《左传》昭公二年，讲到韩宣子到鲁国大史这里来，结果鲁大史给他看了两部书，一是《易象》，一是《鲁春秋》，这两部书都和周公有关，能反应周公的思想，所以韩宣子非常赞赏。这里的《鲁春秋》就是“不修春秋”，孔子后来做了整理工作。《易象》也不是一般的《易》，用《周易》算卦，晋国人习以为常，韩宣子看到怎么会兴奋呢？《易象》应该是解《易》的书，其中可能讲到了《周易》与周公的关系，所以韩宣子由此知道了“周之所以王”的原因。

韩宣子讲这些话的时候，孔子还很小，孔子晚年归鲁整理文献的时候，可能看到了这些东西，所以重修了《春秋》。对于《周易》有没有做过工作？也做过，估计他看了《易象》，意识到周公之德之后，其易学观就改变了，因为孔子崇拜周公。孔子晚年研《易》，和子贡还有不少辩论。这就说明孔子对经书有个认识的过程。我们现在讲六经，把《周易》和《春秋》放在最后，《春秋》是孔子晚年修订的，《诗》、《书》、《礼》、《乐》早就修了，所以把《春秋》放在后面，《周易》为何也在后面？因为孔子晚年才研习。

但是后来班固为何又把《周易》放在前面？估计和帛书《要》篇讲到的有关，孔子认为《周易》要重于其它五经，《尚书》有漏洞，孔子不满意，而《周易》很精密，阴阳思想涵盖力很强，六十四卦也没有漏洞，所以，孔子认为《周易》高于群经。六经的两种排序都有道理，儒家内部，有两派，一派像子贡一样，肯定《诗》、《书》、《礼》、《乐》，不重视《易》、《春秋》；但是接受了孔子晚年思想的人，就把《周易》放到第一位了。帛书《要》篇说得非常清楚。

学  刊：您如何看待孔子与巫史的关系？

廖先生：孔子早年重视人道不重视天道，晚年对天道也重视起来，孔子学说由实到虚，有个升华过程，不是从来就如此的，晚年经历的多了，形上的东西就多一些，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可见孔子早年是不喜欢空谈这些东西的。现在很多人都讲孔子与巫史的关系，从李泽厚开始就这么讲，其实是错的，孔子不是巫史，相反，他革了巫史的命，我们从《要》篇里面就看得很清楚，他瞧不起巫史。现在一些人讲儒家，只看到巫史的东西，完全搞错了。

孔子继承了理性传统，本来不信神，孔子说“祭神如神在”，说明是不相信的，很多人就讲倒了，认为孔子还信神。当时社会普遍信神，一个人是无神论的话，在社会上无法生存，“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君子明明知道神不可信，但他要“文”，要迎合众人，其实孔子也是这种思想。很多人对孔子的理解有问题。比如《周易》，孔子将其往德性方面发展，也是这个路子。孔子对很多东西的解释，都是基于理性。“夔一足”，有人说只有一只脚，但是孔子说，只有夔一个人就够了，类似的例子有很多。很多人从巫史传统上找儒家起源，完全是本末倒置。孔子认为巫不如史，史不如君子，其实这个理性传统从文王就开始了。

学  刊：您如何看待荀子在儒学传承中的地位，尤其是相对于孟子？

廖先生：孟子、荀子有各自的长处，也有各自的短处。孟子在儒家里面很重要，主张思想解放，挑战性很强，但很多东西缺乏科学性，情绪化很强，有很多东西靠不住。荀子的东西很实在，激情比不上孟子，但在传经方面强于孟子。当然孟子也有他特别的意义，尤其对于现实来说，孟子强调民本，而且有些思想不只是民本，根本就是民主思想。民本是不能反对君主的，但孟子的很多话是反对君主的，民本思想君主能接受，但民主思想，君主是不能接受的。而且这一点在现在的中国的话，有他特殊的意义，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荀子中也有这样的话，但没有孟子那样突出，荀子也讲“从道不从君”。

荀子在很多方面也继承了孔子思想，尤其是在天人关系上，不但继承，而且有发展。可惜有好多话后人没有看懂，比如“制天命而用之”那段话，一般把制讲成制裁，对天命的理解也不对。天命是“天生之物”，制天命而用之的意思，就是要根据天生之物各自的特点，去利用它们，天命不是一般人理解的意思。这段话不是说人要征服自然，“天生人成”，实际上也就是“人成天生”，天生的东西，要人类去成就他。荀子在有些地方不用“成”，就用“参”，是类似的意思，“制”也是“成”的意思。荀子有很多东西，大家天天读，也不一定能读懂，他的思想很丰富，并不局限于一个方面。

孟子主要是在人性论上比较突出，但涉及面没有荀子广。孟子是特出的，和传统儒家有所不同，把儒家往天人合一的路子上拉。从孔子的一些话以及《左传》中的一些记载，可知儒家与天一直保持距离，孟子就拉近了天人距离。孔孟虽然并称，但孟子与孔子是有明显不同的。孟子有偏颇的地方，孔子基本没有。我们以前讲孔子的几大罪名，什么愚民思想，轻视妇女等，都是不能成立的。孔子也没有说过什么三纲五常，再说，三纲五常也不一定就是现在理解的意思。我们要把原始儒家和后来的儒家分开。后来的儒家，包括孟子、董仲舒在内，都讲了很多不理性的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等都是非常感性的东西，他们想借助天的力量压服天子，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也带来很多危害性。孔子基本不这么讲，我们讲儒学，一定要把后来的东西和原始儒家分开。

整理：观古

编辑：孔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