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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冯蒸先生长期从事汉语音韵学研究。本报记者最近就读者关心的汉语音韵学研究的一些问题，采访了冯先生。 记者：过去我们都说音韵学是一门“绝学”，这门学问学的人很少，也很难。可是改革开放以来，这门学问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特别是近年来，无论是关于音韵学的研讨会还是有关的论文、著作，都经常被提及、报道，一片兴旺的景象。您认为，我们现在的音韵学研究跟过去相比有什么不同？ 冯教授：现在汉语音韵学的教学与研究，与以前确实有很大的不同。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近年来出土了很多古文字。对于古文字来说，战国文字、甲骨文字、金文，还有一些秦汉时期文字，这方面的出土文献近年来很多。其中很多文字方面的问题，通假字啦、汉字的构造啦等等，都需要音韵学研究的支持，同时也是对现有音韵学理论、材料的检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文字学界向音韵学界提出了很多问题，希望音韵学界给以回答。在这种情况下，音韵学家根据这些新资料、新观点提出的一些新问题，以自己的理解、判断给出了回答。这是促进音韵学成长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就是国学热。所谓国学，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传统的小学，就是文字声韵训诂这一类，加上四书五经。要想读懂古书，没有音韵学基础很困难。所以现在不单是专业人员需要音韵学知识，一般的初学者也认为需要音韵学知识。这几方面的要求促进了音韵学发展。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有一批国内和海外的音韵学家崛起，他们不满足于旧有的音韵学理论和方法、结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例如郑张尚芳先生、潘悟云先生、朱晓农先生、施向东先生等等，他们觉得旧有的理论不能解释上古音甚至中古音的很多现象，认为在这方面要加以深入的研究，而且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论著。这也对音韵学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国际上有一个“国际汉藏语言学年会”，1968年以来每年开一次，其中就有汉语组，专门讨论汉语。国外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是研究汉语音韵的，他们向中国的音韵学研究者提出了挑战，需要你回答这些问题。这也促进了我们自己的音韵学研究，反省自己应该对已往的音韵学加深研究来跟国际接轨。 从我自己来说，我的老师是陆志伟先生和王静如先生。我从他们那里知道，音韵学虽然很长一段时间被称为“绝学”，其实是有很多乐趣的，有很多有待开发的奥秘，可以看我写的《大匠示人以规矩——从王静如先生教我音韵学看王先生的治学方法》一文。所以我觉得音韵学并不枯燥。根据我自己的学习体会，我采用一个新的体系来教汉语音韵学。我从1989年开始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音韵学，学生都很感兴趣。很多人读完本科，读完硕士博士，成为很著名的学者，得到学界的承认。 我刚才提到的几位先生，他们的弟子在新的形势下，启动了他们的新思维新努力，所以造就了音韵学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现在，汉语音韵学已经从以往的被称为“绝学”，过渡到大家都觉得很重要的这样一门学问，需要学习好，需要掌握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
记者：读者很想了解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现状，尤其是对国际上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情况了解不多，它处于怎样的状态？请您谈一谈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冯教授：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第一阶段，古音学、中古音研究、上古音研究的最大成就，都集中在欧洲和日本。大家都知道的高本汉，他的伟大成就一直影响着中国音韵学研究的一代人。中国音韵学学者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诸先生，都是受高本汉的影响，来发展中国的汉语音韵学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个人认为，汉语上古音的研究，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法国是比较领先的，如李方桂、包拟古、白一平、雅洪托夫、斯塔罗斯金、蒲立本、沙加尔等。中古音和近代音领域，日本是不错的，尤其在中古音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如平山久雄、高田时雄、远藤光晓、丁锋等，他们都有很高的成就。另外，我国台湾学者如龚煌城、丁邦新、何大安等，还有一些香港学者也都对上古和中古音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境外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情形。 国内的情况，我个人认为，近年来取得成绩较大的，是上古音，尤其是以郑张尚芳教授为首的一批新派学者，突破了已有的格局，闯出了新的局面，影响很大。特别是郑张尚芳教授最近主编了《汉字字音演变大字典》，在音韵学界很轰动，填补了汉字字音演变研究的很多空白，被认为是有代表性的成果。郑张尚芳教授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已经影响到古文字学界。在古文字学界，不管是中国大陆的，中国台湾的，还是日本的，所有的上古音拟音，都非常认可这派体系。以往的研究，基本上是王力先生的体系，现在几乎全改过来了，因为郑张先生的这个体系可以解释古文字现象，说服力比较强。 中古音研究也有若干成果和突破，代表性的人物除李荣、邵荣芬先生以外，新一代的学者如施向东、刘广和等也有贡献，提出了有价值的看法，引起了国外的注意。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近代音方面也是非常繁荣，著作很多，兹不赘述。每一部书都有不止一个人研究。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但是现在音韵学研究也有一点隐忧，就是音韵学有一点后继乏人的感觉。我认为是两个原因，一是音韵学的新出土文献较少，这跟古文字不一样，今天出了一坑甲骨，明天出了一批铜器铭文，我问过古文字学专家，只要一坑甲骨出来就可以研究50年。相比之下，音韵学研究的材料较少。当然，出土的简牍帛书也是很好的研究资料，但狭义的音韵学研究的资料，出土的就比较少了。比较多的是西夏黑水城出土的一个纸本的传世文献资料《解释歌义》。此外，还有一些中古韵书资料残片。不像古文字出土那么多，所以说，音韵学研究在文献的使用上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另外要引起重视的是人才的青黄不接。有些老先生故去了，我们这样的也到了一定的年龄段，新起来的学者也有一些崭露头角的，但是特色性还不强。这有待于我们今后进一步的努力。 我认为，21世纪甚至更以后，音韵学的前途是无限的，还需要吸收最新的语音学、音系学、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结合我们汉语音韵学的文献，推陈出新，这样才能取得新的成果。
记者：目前音韵学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哪里？上古音还是中古音？ 冯教授：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关注重点。上古音目前的争论点是有没有复辅音声母的问题。目前是两派，一派认为是有复辅音的，以郑张尚芳-潘悟云等先生为代表。另外一派认为没有复辅音。上古有没有复辅音，对古文献的解释也就不一样。现在认为上古有复辅音的占主流，而且得到汉藏语系研究的支持和印证。我认为这个比较可信。 中古音方面，我认为对《切韵》的研究还有再深入的必要。我自己提出过《切韵》的分韵原则，即《切韵》是按照主要元音和韵尾来分韵的，不是按照韵头分韵的。这个说法音韵学界比较重视。这个观点提出来，可以改变高本汉以来对中古汉语的拟音。中古音研究如果再突破，应该是在这个基础上对各个韵进行合理的拟音。这同时也涉及对《切韵》音系本身的理解问题，就是《切韵》是综合的音系还是单一的音系？我个人持单一音系论，认为《切韵》是一个内部一致的语音体系。 近代音研究有一些比较值得注意的领域，比如八思巴字。但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不太多，原来有个著名的学者名叫照那斯图，已经故去了。现在比较有成就的是山西大学的宋洪民教授，他是年轻一代的学者。此外，海外的沈钟伟教授也研究八思巴字。一种民族古文字只有两三位学者研究是少了点。总的来看，汉语音韵学每个领域都应有人研究，都应有成果。 如果要取得大的突破，还有很多事要做，尤其是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比如，必须全面了解海内外音韵学研究的现有成果，有人局限于自己的领域，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或者是由于种种原因资料不全或看不懂（外文）资料，这就要多交流、多了解，在别人的基础上推进。另外，全面反映当今音韵学研究成果的《汉语音韵学大辞典》的编撰也是当务之急。
原文见1645号《语言文字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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