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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这几种版本,好在哪里?

 殘荷聽雨 2020-04-15

《史记》传入日本的年代,可以确定在奈良朝以前。

首先值得了解的,是日本慶長版的古活字本《史記》

当时印刷术在日本已經出現,但尚未普及,僅供特權階層和僧侣印刷佛典、儒書時使用,所以從奈良時代到江户時代,《史記》在日本开始是以鈔本的形式流傳,一直爲日本學者所重視。

十六世紀末,豐臣秀吉發動文禄、慶長之役將朝鮮所製銅活字及活字印刷術帶回日本。日本模仿朝鮮的銅活字,製造出漢字和假名的木活字。日本的文禄至慶安年間,以這種木活字技術印刷的書籍,統稱爲“古活字本”。

慶長古活字本《史記》,是日本最早的活字本《史記》,經過了當時日本學者的精心校勘,反映了當時日本所藏《史記》鈔本的面貌。

日本慶長古活字本《史記》

《史记》从中国传入日本,及在日本的版本演化,有相对清晰的脉络——

先是,明代后期的凌稚隆所輯《史記評林》,將明萬曆四年(一五七六)之前歷代學者計一百五十餘家的評論彙爲一編,是明代衆多《史記》集評中影響最大的一家。

晚明时期的李光縉對《史記評林》評價甚高,於是在上欄增加了凌氏漏收的諸家評説,所增者冠以“增”字,又以“光縉曰”三字增入自己的評論。此書刻成後,命名爲《增補史記評林》。

日本江户時代,《增補史記評林》自中国傳入,在日本備受歡迎。因其收録《史記》原文、三家注及各家評點和注釋,閲讀和使用十分方便,所以出現了衆多的和刻本《史記評林》這些和刻本基本上都是以李光縉《增補史記評林》爲基礎,在全書正文及注文上加訓點,使讀者更容易理解文意。 

德川時代,日本翻刻的《史記評林》,僅有八尾版五種、紅屋版兩種。
然而,自明治二年(1869)至明治十八年(1885)短短十餘年内,就有七種新版《史記評林》問世。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對於外來文化的吸收以歐美的先進技術爲主,但對《史記》的研究和學習却從未間斷。這一現象的根源,在於日本在明治時代希望用儒教來證明和鞏固天皇政權的合法性,加强忠君愛國方面的教育内容。於是,不僅日本朝廷講筵遵循古例,用《史記》作爲講義,大學、中學課本也收入《史記》選篇。

此中,明治十五年鳳文館刊《增補評點史記評林》,不僅經過重新校勘,而且在李光縉增補的基础上又增入歸有光、方苞二人的評點,在日本學界中頗受重視。昭和初年,日本《史記》研究大家十分看重鳳文館刊《增補評點史記評林》。池田四郎次郎《校注史記讀本》、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均以此爲底本,可知鳳文館刊《增補評點史記評林》在日本學界中的地位之高。

日本明治十五年鳳文館刊《增補評點史記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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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套书籍,是楊海峥教授對日本現存《史記》珍稀文獻的系統整理、彙編、影印,同時撰寫影印說明和版本述要。第一輯,共二十册,包括上文所述的兩套和刻《史記》文獻,即:

◎日本慶長古活字本《史記》

(漢)司馬遷 撰    (宋)裴    駰 集解

(唐)司馬貞 索隱 (唐)張守節 正義

◎日本明治十五年鳳文館刊

增補評點史記評林》

(明)凌稚隆 輯校 (明)李光缙 增補 

  [日] 石川鴻齋 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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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針對高清古籍圖片進行四色印刷,以“化身千百、傳本揚學”爲宗旨,真實再現古籍的現存狀態,替代古籍原本面向讀者,間接保護了古籍。

古籍原本的紙張泛黃、墨色變淺不勻、書葉出現污漬,甚至破損,忠實地反映了流傳的歷史印迹,這些都爲鑒别古書、從事古籍保護研究工作提供著珍貴史料。

整理者简介


楊海峥,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古典文獻教研室主任,长久從事古典文獻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以先秦兩漢典籍及海外漢籍的整理與研究爲主要研究方向。

曾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北美漢學發展與漢籍收藏的關係研究”、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史記會注考證》研究”“日本江户時代的史記學研究”。
參與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美國圖書館藏宋元版漢籍圖録”;“《史記會注考證》和《史記會注考證校補》研究”;“國外所藏漢籍善本叢刊”等。

代表著作包括《漢唐史記研究論稿》《日本史記研究論稿》等;
整理點校出版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獲得2015年度全國優秀古籍圖書奬一等奬。

名家推荐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主任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安平秋

歷代日本學者留下的珍貴《史記》研究成果,特别是明治之前的研究著述,除極少數在日本有影印出版外,多數以稿本的形式存藏於日本各公私藏書機構,即便是日本學者也不易見到,中國學者對此更是没有足够的瞭解和認識。

研究資料數量的龐大及全面搜集的不易,使得中日兩國學術界到目前爲止尚未對日本《史記》學史進行全面、深入、系統的總結和研究。和刻《史記》文獻彙編(第一輯)的出版,將對《史記》及相關領域研究的深入開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秘書長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楊忠

中日兩國學者對《史記》的研究既有共性,也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系統搜集和整理和刻《史記》文獻,關注日本學者的《史記》研究成果和方法,探究日本《史記》學發展的脉絡,比較中日《史記》研究的差异及相互影響,這對拓寬《史記》研究領域,以及促進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進一步深入開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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