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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的藏书要和公共图书馆的区别开来，高校图书馆更应该在研究型图书馆和特色收藏的取向上建设馆藏。 高校图书馆可以怎样进行馆藏建设？藏书的选择如何与图书馆的教育研究功能相结合？……这些看似空泛的问题或许可以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近期举办的馆藏日本汉籍善本特展“中国古书的扶桑故事”及座谈会上寻获一些启发。 日本汉籍中的重要品种 此次特展分“五山版”、“古活字版”、“江户时期和刻本”三个主题展出了华东师大图书馆馆藏部分日本汉籍善本。五山版《大川和尚语录》是其中最重要的展品。南宋高僧大川普济颇享盛名，佛教典籍《五灯会元》在元明以后便借其名以行。大川先后出任过庆元府妙胜寺、宝陀观音禅寺、岳林大中禅寺、嘉兴府报恩光孝禅寺、庆元府大慈名山教忠报国禅寺、绍兴府兰亭天章十方禅寺、临安府净慈报恩光孝禅寺和景德灵隐禅寺等八座寺庙的住持。《大川和尚语录》上卷八个部分分别为大川在八处寺院的法语。日本川濑一马氏《五山版研究》定该书版本年代“不晚于南北朝（按，1336-1392）早期，或许可以追溯到镰仓末期”。此外，展出的古活字版《标题句解孔子家语》《纂图附音增广古注千字文》《新刊鹤林玉露》和一些江户时期和刻本也别具意义。 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陈正宏指出：“这个五山版字体的样式是北宋的，文本内容的底本可能是南宋的，很有价值。三个古活字版则是仅次于五山版的重要品种。而江户时期这些和刻本看似平常，但也有一些有趣的内容。比如其中的《古文真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宋真宗的劝学诗中国人一直用，但不知出处，只见于别的类书，这其实就是来自《古文真宝》。”陈正宏过去也并不知道《古文真宝》这部书，后由韩国金文京先生告知。有些书曾经在中国很流行，宋代后慢慢消失，却在日本流传。他说：“这类和刻本是很好的证据，帮助我们认识传统中国的典籍在日本的流行。” 在北京大学教授潘建国看来，过去我国公立图书馆关心日本藏书，重点在宋刻本、元刻本，对五山版、古活字版等缺乏深入了解。“古活字本年代已经晚至明万历到清初。可能觉得，在中国，这个时间段的刻本也是不怎么当回事情的，同时期的古活字本难道特别重要吗？实际上是重要的。从日本印刷术角度看，这是它们比较古老的活字本。”潘建国介绍，日本高桥智教授做过统计：日本的古活字本，剔除佛经和医书两类，其他的刊刻似只有80几种书，算上存世版本里面的复本，一共也不过200部。以这个粗略的统计看，则华东师大的收藏确属“非常难得”。 善本的搜藏是第一步，利用这些善本开展学术研究才是这些善本的“正确打开方式”。潘建国指出，日本五山版、古活字版的底本都是中国的汉籍，有的是宋元本和明前期本。“这次展出的《新刊鹤林玉露》是十八卷本，而中国明刻本都是十六卷本，类似这些进一步的研究，都是大有空间的。” 陈正宏谈到日本印刷史研究中一些奇怪的观点，比如日本要排除中国的影响，提出他们的古活字版是受到了西方的某些影响。“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的活字传到朝鲜半岛，再传到日本。古活字版的实物很少，漂亮的更少，华东师大展出了一个《标题句解孔子家语》伏见版，伏见版在古活字本中更是比较稀见的。有这些实物，我们大概更有机会研究日本古活字的来龙去脉。” 不同图书馆有不同藏书特色 日本汉籍文献是华东师大图书馆一大馆藏特色。据悉，华东师大图书馆现藏日本汉籍文献1100种。古籍部馆员韩进介绍，出于教育和研究功能的考量，这些汉籍的收藏比较注重以下特点：首先是版本系列的完整性，五山版、古活字版、江户时期和刻本都有涉及；其次，藏有鳌头本、套印本、钤印本等特殊刊刻形制的古籍，比如《芥子园画传》《孝经参释》等；内容上，经史子集部类齐全，比如藏有在日本影响很大的《文选》《世说新语》，反映了日本对于中国典籍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方式；此外还收藏不少在中国本土流传不多而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朝鲜半岛、日本等地传播较广的古籍，比如《古文真宝》《增注三体诗法》。 中日两国看待文献的角度不同。“日本有个传统，对写本很重视，对刻本则不然。”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研究馆员陈先行说，“五山版大概是在元代前后一段时间，此后一直到清初，即大约江户时代，日本的雕版印刷几乎空白，因为不重视。但在中国，从宋代雕版印刷兴盛以后，抄本就式微了，我们对雕版印刷更重视，雕版印刷品基本上成了我们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不过，他也谈到，中国对日本雕版印刷品的重视也慢慢在日本“引起重视”，表现在商业层面便是书价慢慢提高，而在学术领域，估计将来日本的版本学、书志学未必还会偏废对刻本的重视。因此，他认为华东师大图书馆如果在日本汉籍的特色收藏方向上不断积累，将来的效应会慢慢体现出来。 陈先行认为高校图书馆的藏书要和公共图书馆的区别开来，高校图书馆更应该在研究型图书馆和特色收藏的取向上建设馆藏。“图书馆的服务好不好，一部分就体现在藏书眼光上。”过去有人认为顾廷龙、徐森玉先生著作少，好像“没什么学问”，陈先行说，其实上海图书馆的藏书特色就很见顾先生眼光，他一生心血都在搜书、编书、印书，“平生之乐，都在其中了”。 当年顾老在张元济先生等创办的合众图书馆任总干事，经费有限，只能人弃我取地买一些家谱、尺牍、朱卷和校本。过去像傅增湘先生等藏书家还是重视宋元本，稿本、抄本、批校本等毕竟只能算二三流。顾老为何要买这些二三流的本子？陈先行也是“慢慢到后来才体会出道理何在”。“校勘学家总是看不起藏书家的校勘的，认为没学问，讲到清代的校勘，则必然是卢文弨，顾千里也未必。现在很多校勘学的书对清代黄丕烈等藏书家未必是肯定的，但是，大学问家用古籍资料，必定还是希望用藏书家的校本，因为藏书家的校本是以保持原来面貌为宗旨的。许多校勘学家的书不能用，因为他改过，而改在哪里你却不知道。卢文弨的《抱经堂丛书》在校勘学上应是很有价值，段玉裁等都很推崇，但是他把原本的行款等都改过了，尽失原貌。”所以，陈先行强调，很多很有价值的本子都是靠前辈的经验眼光保存下来的，顾老为上图打下藏书基础是集腋成裘，华东师大图书馆对和刻本的收藏也是同样道理。“不断寻觅，并创造条件去获得，最后形成有特色的收藏，成为提供某一类文献资料的权威机构。” 在特色馆藏方面，华东师大图书馆馆长胡晓明深有感慨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它们尽管不是古籍收藏的重要机构，却很会找特色。香港文学文献的收藏，港中大图书馆做到了无微不至、无孔不入，所有与香港文学有关的文献，小到一张与诗歌有关的小报，图书馆也尽力搜藏。”胡晓明当然也希望华东师大图书馆的日本汉籍收藏能进一步拓展，也希望“躺在华东师大图书馆的五山版、古活字版能活起来”，能够资源共享，为更多研究者服务。 五山版、古活字版和江户时期和刻本 五山版、古活字版是东亚汉籍圈中的代表性出版物。中国儒家典籍很早就传入日本，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其官方主流的文化范本。从镰仓时期开始，经过南北朝，直至室町末期，即13世纪中后期到16世纪，以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为中心，出现了五山版，其中不少就由东渡的中国版刻工人操刀。五山版以禅宗典籍为主。 到15、16世纪，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汉文化圈兴起一股活字印刷的潮流。日本接受了朝鲜成熟的活字技术，应用到汉籍印刷中，形成了著名的“古活字版”。其中就有我们耳熟能详的《诗经》《史记》《千字文》等。日本这股活字印刷文化勃兴的势头，从16世纪末的文禄、庆长时代，一直延续到元和、宽永年间。官方（如伏见版《标题句解孔子家语》）、寺院和坊间都参与其中。 江户时期，中国经史子集的出版物通过长崎口岸，大量流布扶桑，成为两国古典精神流通的载体。京都、大阪书坊的众多与繁盛，与中国或无二致。金圣叹、袁枚、厉鹗这些个性鲜明的才子文人，在那里同样赢得广泛的拥趸。文化的授受从来都是活泼的，双向的。日本汉籍中的鳌头本（如山本长兵卫刻《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后集》）、可连读的套红印刷（如《孝经参释》），创造了别具特色的版刻形式。日文注释、训读的添加（太宰纯、冈白驹注《孔子家语》）和众多“翻案”文本的出现显示了其本土化的努力。《古文真宝》《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等在中土流播稀少、甚至湮没无闻的重要典籍，却在海波彼岸盛行不衰，回流归来，赋予中华文明更丰富的内涵。对这些版刻现象、文本接受的关注和展现，不仅仅是文物学或文献学的学术命题，更表现了在形式多样的文化传播中，古代传统典籍如何通过不同的解读方式和角度，层累地锻造出“古典中国”的丰富意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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