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汉以后的又一顶峰，这一时期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文化都充分地显示出其雄厚、稳固的根基和旺盛的生命力。大唐如日中天，为全世界瞩日。 唐时法律制度也达到了空前完备的程度，堪称当时东亚刑律之准则。唐代统治者主张“以仁义为治”，反对“任法御人”；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吸取了秦汉以来历朝礼法结合的经验和教训。居丧制度也因此得以在《唐律》中被系统而完整地确定下来。   小编曾经提起过居丧制度：在儒家文化体系中，遭逢父母或祖父母之丧时，一服之内的孝子要居丧三年。期间不能外出做官或参加应酬，也不能住在家里，而是要在父母坟前搭个小栅子，“晓苫枕砖”，睡草席，枕砖头块，要粗茶淡饭，不喝酒，不得同房，不听丝弦音乐，不洗澡、不剃头、不更衣；居丧制度大约起源于氏族社会前期，于春秋战国时期兴起，在秦汉时期被儒家孝道观念吸纳，其后的朝代中逐渐进入了法律化的阶段。  比如，为贯彻“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西汉王朝规定，在朝廷供职人员丁忧三年；等到了东汉时，丁忧制度已盛行。丁忧制度自西汉草创以来，虽历经王朝更迭，但始终绵延不绝，官员无论品级大小，一般都能自觉在丁忧之时守制。 《汉书·公孙弘传》记载：“（公孙弘）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 安帝永初三年间，邓太后兄大将军邓骘以母忧，上书乞身，太后不欲许，班昭上疏劝说，最终“骘等各还里第焉”，即便是权势熏天的邓骘也必须离官守制。 除守制外，许多人甚至会在丁忧期间出现“哀毁”的自残行为。 《后汉书·韦彪传》：“（韦彪）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居丧结束直接进医院，形销骨立，不外如是；等到唐代，官员守制“哀毁”的行为还多有出现，唐睿宗时期，户部郎中虚心为丁父忧竟至“须鬓尽白”的地步； 李暠，淮安王李神通玄孙，虽然是皇亲国戚，可在丁忧期间依然离职回家，“在丧柴毁，家人密亲未尝窥其言笑”；《旧唐书》卷一八九载：“遭丧，三年不出庐寝。服免，方号恸入见其妻，形容羸毁，妻不之识也。”甚至连妻子的面都不见，三年时间孩子应该都能打酱油了。
 这些记载多出于官修史书，难免有夸大其辞的成分，不过我们确实能从中窥见人们遵守居丧制度的情形；当然，也不排除有借丁忧守制沽名钓誉之徒，“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更有甚者，为了博取孝名，佯装守丧。 如东汉儒士赵宣葬亲后居墓道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众人都对其以礼相待，但是后来“不幸”被太守陈蕃查知，他的五个子女“皆服中所生”。 诚心守孝之徒有，沽名钓誉之徒也有，不愿意遵守居丧制度的人自然也会有，因此唐律在制定时明确规定了居丧制度的内容及违反的后果。根据《唐律疏议》所载，唐代违犯居丧制度的罪行主要包括下列几项，这些罪行均用刑事手段加以处罚。
根据《唐律·职制律》的规定，所谓匿父母之丧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1.凡得知五服之内亲属死亡消息的，应该立即举哀。如果知道亲属死亡丧但是故意不服丧，称为“匿丧”，也称“闻丧不举”。 2.丧期还没到就脱下丧服也属于匿丧范围。按唐代丧制规定，父母及夫之丧服为二十七个月，如在这一段时间内子孙及妻子去掉丧服而穿戴吉服，要处徒刑三年。 3.居丧期间作乐。乐谓金石丝竹、笙鼓歌舞之类；杂戏是弹棋象博之属。唐律规定，凡于父母及夫之丧期内而忘丧作乐的徒三年，杂戏徒一年。如逢人家奏乐而去欣赏或逢人家举行礼宴酒会而去参加的，各杖一百。 居丧嫁娶包括居丧期间身自嫁娶、为人主婚、为人媒合三种情况。 根据《唐律·户婚律》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不知者，不坐”；《唐律·户婚律》“居父母丧主丧”条规定：“诸居父母丧，与应嫁娶人主婚者，杖一百。”
据《唐律·户婚律》载，所生子女是指在二十七月丧期内怀孕。如果丧前怀胎，丧期内出生，则不属于此罪；如果丧期内怀胎生子，则准依此罪，处徒刑一年。《疏议》说：“居父母丧生，其服内生子，事若未发，自首亦原。” 《唐律·户婚律》规定：居父母丧期间，兄弟分户或分财产，均处一年徒刑。 指居父母丧期间参加科举考试或求取官职。按唐律规定，在居父母丧二十七月丧期中，二十五月正丧内求仕（史称“释服求仕”），比照“释服从吉”罪处徒刑三年。二十五月外、二十七月内求仕（史称“冒哀求仕”），处徒刑一年。 《唐律·诈伪律》规定：“诸父母死应解官，诈言余丧不解者，徒二年半。若先死，诈称始死及患者，各减三等。”按唐律规定，凡官吏的父母去世，官员应解除官职在家服丧居丧二十七月。如有人心贪荣任，不解除职务的，处二年半徒刑。 唐代统治者不仅将儒家居丧制度以法律形式全面肯定，而且也将一些居丧违礼的现象列入对专制统治威胁最大的“十恶”罪中。 如“十恶”罪的第七条“不孝”罪谓：“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第九条“不义”罪谓：“闻夫丧匿不举哀，若作乐，释服从吉及改嫁。”凡犯这些罪，即使遇到大赦也不得减免，当然贵族官僚同样不准享受各种法定的减免特权。 从有关的唐代文献来看，统治者对居丧之礼的推行是比较着力的。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驸马都尉于季友“坐居嫡母丧与进士刘师服宴饮”。结果，于季友被削去官爵，笞打四十大板；刘师服也被笞打四十，流配连州；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四月癸未，故法曹陆赓去世，其子陆慎余与兄博文在居丧期间穿着华丽的衣服穿街过市，并饮酒食肉。宪宗下令，各笞打四十，慎余流放到循州，博文被送解回原籍居住。 唐朝统治者不仅对贵族绳之以法，而且对上大大也是如此。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上载：大中朝（即唐宣宗大中年间，公元847-859年），有前乡贡进士杨仁赡“女弟出嫁前进士于環，纳函之朝，有朞国恤（国恤指帝后之丧），仁赡不易其日”，这样不避讳的行为后来被有关部门发现，将其贬为康州参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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