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1778年2月的一天，一行人来到了巴黎市区边缘的城门，守在城门的税卡官员要求检查他们携带的违禁品，双方为此产生了争执。这时从这行人中走出来一位老人，向官员们了解到检查违禁品的情况，于是向官员作了自我介绍： “我是伏尔泰，”。。。“我就是这里唯一的违禁品。” 情况的确如此，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早在30年前就将伏尔泰逐出了巴黎。不过这时路易十五已经过世，伏尔泰也已经是84岁的老人，而且此时健康状况不佳。因为担心不久于人世，伏尔泰燃起回到故乡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如此迫切，以至这次冒险回到了巴黎。 伏尔泰（1694~1778） 时间回到1694年，这一年的11月，伏尔泰出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官僚家庭。当时法国的官僚制度正在代替古老的封建制度，而17世纪末的法国封建制度正处于急剧瓦解到近乎彻底崩溃的状态。 这个瓦解进程其实是由国王路易十四亲自推动。路易为了实现君王的集权而夺取了封建贵族的权力，他想出一个别出心裁的方法：国王在巴黎附近建造了一个巨大而辉煌的宫殿，就是今天的凡尔赛宫，他要求法国所有封地贵族必须搬进凡尔赛宫，然后每天和贵族们在宫殿里举行各种舞会，并在宫殿里享受丰富的美味佳肴。路易十四要求贵族在舞会中不能缺席，据说路易十四能在舞会中一眼看出谁没有在场。 法国的贵族们就这样长年累月地留在凡尔赛宫，他们过着奢靡的生活，纸醉金迷，乐不思蜀。终于，有一天某位贵族想起自己的封地，不得不向路易请假回到自己的城堡时，才发现城堡里的家俱早已被盗窃一空，有的甚至连窗户和门框都没有留下。 在这种状况下，贵族们对自己封地的管理可想而知。贵族们变得无法抗衡国王的权力，他们有时连基本的赋税也交不了。就这样，路易十四实现了自己的集权，而贵族们到最后不得不转卖掉自己的土地，有些贵族直接破了产。 凡尔赛宫 不过，以上的内容是传记作家在书中的描述，实际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描述的那么简单和戏剧性。事实上，17世纪后期是法国生产力爆发增长的时期，随着理性主义的崛起，人们的认知能力大幅提升，工具和模式的创新带来产出的巨额增长，处于生产一线的人们更容易掌握新的技术，并拥有更强的生产能力。 而这个时期的法国贵族们却没能参与到这次生产力的革命进程中来，贵族们高高在上，对生产一窍不通，整天思考的仍然是如何保持贵族品质，尽管收到的赋税已经日益减少。不过贵族这么做也有无奈的因素，因为当时有法律规定贵族应保持其高贵身份，不得参加劳动。 于是，贵族们开始变得不再富裕，为了维持体面生活，他们除了变卖土地，还大量变卖自己的贵族称号和爵位，例如，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孟德斯鸠正是变卖了其继承的两个贵族爵位中的一个，才有幸获得充裕的生活条件和闲暇时间，写出了不朽名作《论法的精神》。 18世纪的贵族 与此同时，法国崛起了一批擅长经营和生产的新贵，他们充分利用这次生产力的革命迅速发财致富，并且收买了贵族失去的土地。他们同时在乡下和城里都有房产，但多数住在城里。他们在生活方式上竭尽全力模仿贵族，甚至可以模仿到和贵族难以区分。这个群体被后来的人们称为新兴资产阶级。 不过，这些新崛起的“资产阶级”在当时并未真正形成阶级，也没有从法国社会中独立出来，因为一直到18世纪末，法国的社会仍然只有传统的三个阶级、或者三个等级。 这三个等级中的第一等级是高级教士，包括教会高层，如大主教、主教，这个等级大约有一万人；第二等级是血统高贵的世袭贵族，其中并不包括城市中已经发财暴富的新贵们，这个等级大约有数万人；除了以上两个等级，剩下的所有法国人都属于第三等级，这个等级大概有数千万人，新兴“资产阶级”也属于这个等级。第三等级包括商人，律师，艺术家和医生，也包括工匠，仆人，苦力和农奴。 法国的三个等级起源于三级会议，三级会议最早于14世纪时由法国国王为对抗教会的征税召开，后来三级会议成为国王在重大问题上询问民众看法、或表决通过重大决议的场所。例如，当国王因某个重要法案需要表决时，按一个等级一票，然后根据票数决定法案是否通过，从历史上的表决结果看，议案总是以第一、二等级加起来以2比1的多数获得通过。 三级会议 到了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贵族身份仍然决定了其尊贵的社会地位，社会的话语权仍然掌控在他们手里，尽管他们很多已身无分文。而暴富的新兴阶级尽管让自己在各方面都模仿得和贵族没有差别，但人们依然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因此他们模仿贵族的行为反而遭到社会嘲笑。为了摆脱这种窘境，新兴阶级只有真正攀上贵族的羽毛才能获得尊贵地位，而要做到这点似乎只有改变自己的血统关系。 于是，贵族与资本家的联姻自然而然成为了社会的必然趋势。在18世纪，贵族家庭往往让儿子继承贵族封号，而让女儿嫁给某位资本家，反过来，资本家们为娶到贵族千金而沾沾自喜。 相比贵族阶层，此时法国的教会情况更加不堪，教会的高级教士往往来自贵族家庭，一般由贵族家庭没有继承权的次子担任。从17世纪开始，法国原有的天主教信仰在理性和科学的突破下已然溃败，教士们早已没有中世纪对宗教的虔诚，贵族的子弟也受不了清苦教规的约束，他们只是想方设法敛聚财物供自己贪图享乐，因此法国的教会更加腐败和黑暗。 伏尔泰出生的那一年，正值法国处于上述历史大转型背景下，这时的法国社会表面祥和，实际上暗流涌动。 伏尔泰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父亲当过皇家顾问，后来担任审议院的司务，属于中层官僚，中层官僚在法国是第三等级。伏尔泰的父亲地位虽然不算高，但具有第三等级中新兴阶级的精明和野心。伏尔泰母亲的姓氏中带有贵族姓氏的德.奥马尔，因此其身份和贵族有一些久远的联系。 因为父亲的工作关系，也因为母亲带有贵族姓氏，伏尔泰在青年时就经常与法国的贵族们相处在一起。但伏尔泰毕竟不是贵族，在那个讲究等级的年代自然对等级歧视感触深刻，再加上伏尔泰熟知这些贵族在高贵地位下的龌龊行径，因此年轻的伏尔泰对封建等级制度有着天然地憎恨，对社会的不公也有着深深的厌恶。 伏尔泰自幼聪慧过人，加上性格桀骜不驯、敢作敢为，从小就制造出不断的麻烦，长大以后更是成为叛逆领袖。 青年伏尔泰写了很多猛烈抨击封建贵族的诗句，其中《幼主》一诗的目标直指当时的摄政王，这首诗在结尾处是一句“法国将要灭亡”。摄政王因此大为恼怒，将伏尔泰关进巴士底狱，将其在狱中囚禁了11个月。 伏尔泰出狱后，摄政王专门召他觐见，并问其感想如何。面对摄政王，走出牢狱的伏尔泰不得不收敛了锋芒，回答道：“承蒙国王陛下供给我饮食，真是不胜感激，。。。”“但是，恳请殿下下次就别再为我提供住处了！” 伏尔泰 出狱后的伏尔泰开始专注于写作，从此法兰西文学史上诞生了一位天才的作家。1718年秋，伏尔泰改写的《俄狄浦斯王》大获成功，剧本在法兰西戏剧院公演，一时间连续上演了45场，而且场场爆满，观众达3万人之多。 受到命运垂青的伏尔泰又连续写了多个剧本，剧本都获得了成功，伏尔泰年纪轻轻时就已名利双收。在风流浪漫的巴黎，伏尔泰成了夫人小姐们崇拜的偶像，当时上流社会的女人甚至以背诵他的作品成为荣耀。 但是不久，伏尔泰因发表《赞成和反对》而再遭拘捕，这首哲理诗抨击教会，当局认为他“不敬上帝”。不过这次伏尔泰谎称这首诗是一位亡友所作，官员们因抓不到把柄不得不释放他。在释放伏尔泰时，一位官员恶狠狠地说道：“必须把伏尔泰关在一个永远没有笔、没有墨水、没有纸张的地方”。 《俄狄浦斯王》 随着伏尔泰的作品在巴黎越来越受到欢迎，法国贵族阶层另一些人对他的憎恨也日渐增长，1725年12月的一天，一位叫罗昂的骑士在与伏尔泰的一次情敌之争中诬告他威胁国家安全，于是伏尔泰再度被关进了巴士底狱。 伏尔泰的父亲不得不为儿子的事再次奔波，经过他的上下疏通，当局最终同意了伏尔泰父亲提出的妥协条件，即伏尔泰离开法国去英格兰，而且以后不得再进入巴黎50英里以内的地方。 就这样，伏尔泰踏上了英格兰之旅，1726年5月，伏尔泰乘船来到了伦敦。此时的伦敦是整个欧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也是最富饶的城市。伦敦街道熙熙攘攘，绅士们拿着伞或拄着文明棍，挽着他们的太太在街上或公园里悠闲散步，这一切给伏尔泰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 18世纪的伦敦 英国在18世纪时已进入汉诺威王朝。与法国的君主集权制度不同，英国实行的君主立宪政体。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国王虽然是国家最高首脑，但其权力受《权利法案》制约，《权利法案》规定了议会、法院与国王的关系以及人们的基本权利，包括人民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法官的任免权属于议会，凡被法院定罪的人，国王不能随意赦免；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等。 君主立宪制使英国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社会文化繁荣、科学和技术得到了飞跃的进步，英国科学家牛顿于1687年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开创了物体运动规律的物理体系；英国医生哈维在更早（1616年）第一次提出了关于血液循环的理论；1676年，格林尼治天文台在英国建成；1689年，英国思想家洛克的著作《政府论》出版，提出了如何在平等权利基础上建立政府的自由主义理论。英国资本主义在18世纪得到迅猛发展，社会经济相对欧洲大陆更加发达，整个英国社会呈现出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 英国《权利法案》 这时身处伦敦的伏尔泰就像从牢笼中飞出来的小鸟，充分感受着自由后的清新空气。他形容英格兰与欧洲大陆的关系“就像缀在破帽上的钻石，象征着自由平等的英伦三岛恰好位于被奴役的欧洲大陆入口处。” 伏尔泰在伦敦广泛接触了英国文学界的著名人士，如诗人蒲伯,著名讽刺小说家斯威夫特，剧作家康格里夫等。在与英国文学界的广泛交往中，他了解到英国文学的发展现状，惊叹于英国文学取得的伟大成就。他一边汲取英国文学艺术的丰富营养，一边积极向法国的同胞宣传介绍，他是第一个把莎士比亚介绍给法国的作家。 在英国期间，伏尔泰有一次参加了英格兰当时最著名的女演员奥尔菲尔德小姐的葬礼，这位女演员得到了与牛顿一样的崇高礼遇。英国对艺术家的尊重，使伏尔泰联想到法国对演员、尤其是喜剧演员的歧视，不由得愤懑不平，他写道： “啊，难道我的国家永远没有确定的志愿，永远要贬辱她所钦佩的人? 我们的风俗永远和我们的法律抵触，难道意志不定的法国人长此耽于迷信？什么？难道人们只有在英国才敢自由思想? ” 对于英国的政治制度，伏尔泰写道： “这里的法律使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得到安全，没有一个法官敢于以独断的态度去解释法律。没有证据，不能逮捕人。如果一个法官不能指出被告所犯的罪行和触犯的法律而处以死刑，他将被当作凶手论处。” “这里有两个政党存在。他们经常口诛笔伐互相攻击，可是一旦要他们执干戈以卫国家和自由时，这两党又团结起来了。这两个政党彼此监视，互相阻止对神圣法律的侵犯。他们互相憎恨，但他们热爱国家。他们像嫉妒的情人，各以竞赛精神追求同一个女人。” 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伏尔泰在英国伦敦居住了三年时间，在这个期间，伏尔泰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有歌颂亨利四世（亨利四世于1598年发布《南特敕令》，开启了法国宗教宽容的国家政策）的史诗《亨利亚特》，历史悲剧《布鲁图斯》，人物传记《查理十二传》，以及《哲学通信》，这些著作凝聚了伏尔泰在英国的体会和研究，在作品中，伏尔泰除了宣扬他所珍视和追求的个人自由，还将自己过去对宗教压迫的反抗升华为一个终身为之努力的伟大原则——宽容。 伏尔泰在英国的所见所闻使他了解到一个全新的宪政国家，在对英国的自由状态发出感慨的同时，他开始对自己祖国——法国重新观察和思考。当他在1729年离开英国再次回到巴黎时，一个更成熟的伏尔泰出现了。
《亨利四世》剧照 18世纪的欧洲大陆此时正在启蒙运动的曙光中缓慢苏醒。在残酷的三十年宗教战争结束以后，欧洲各国处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约束下，这个和约标志着欧洲进入到一个现代国家关系的国际新秩序，也使欧洲各国进入到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另外，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认了新教与天主教享有同等权利，从此以宗教对立为主旨的战争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这个时期，欧洲大陆涌现出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一大批思想家、哲学家。 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在1642年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用理性开启了怀疑主义和现代哲学；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于1670年提出了自然神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于1684年发明了微积分。另外，大批的科学家在欧洲大陆涌现，法国科学家帕斯卡1653年提出流体能传递压力的定律，并利用齿轮转动发明了第一台加减法计算机；瑞士科学家伯努利出版了《流体动力学》，提出了流体动力学的基本方程，这些都为启蒙运动在欧洲大陆进入高潮奠定了基础。
笛卡尔（1596~1650） 但是，欧洲在18世纪远没有走出专制社会的黑暗，社会制度对人的压迫仍然无处不在，即使在英国，权力对下层人民的不公也随处可见。在欧洲逐步进入理性社会以后，随着政教开始分离，基督教逐渐从行政事务中退出，但宗教戒律仍然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保守的集权政府仍然掌控着权力，宗教与政府的关系依然密切，专制与禁锢仍然主导着社会。
18世纪的欧洲 回到巴黎的伏尔泰继续在他的作品中揭露社会制度的黑暗与人们受到的压迫，这些作品势必导致伏尔泰与法国的当权者爆发了更严重的冲突。 1734年，伏尔泰发表关于英国见闻的《哲学通信》，宣扬英国宪政制度的成就，巴黎的高等法院随即把《哲学通信》列为禁书，并以违反宗教和有伤风化为由，将查缴到的所有存书在王宫前面一把大火将其焚毁，并且再次向伏尔泰发出拘捕令。伏尔泰不得不又一次开始逃亡。
《哲学通信》 尽管《哲学通信》在法国被禁，但作品已经在欧洲其它地方出版。伏尔泰因其在欧洲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使他的作品迅速在欧洲扩散开来。这些作品深深地影响着欧洲大陆众多渴求新知识的青年们。 在这些青年中，其中有一位对伏尔泰仰慕已久的王子，他向伏尔泰寄去自己的手稿，希望伏尔泰能对其作品进行品鉴。伏尔泰欣然接受了王子的要求，对全书进行了修改和润色。对于这位王子在书中提出“公仆”的思想，伏尔泰极为赞赏。这位王子就是后来的腓特烈二世，也就是18世纪最负盛名的腓特烈大帝。
腓特烈二世（1712~1786） 与此同时，另外两位年轻人也读到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他们被其内容深深地吸引，书中所描述的英格兰充满朝气的思想和文化使其神往不已。《哲学通信》成为这两位年轻人打开心扉的钥匙，使他们对当时所处的社会陷入深刻地思考，并从此加入到社会启蒙的思想者队伍中来。 这两位年轻人最后成为了启蒙运动的杰出思想家，其中一位是狄德罗，另一位是让-雅克.卢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