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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兴良教授的诸多著作中，《刑法的致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显得并不起眼。不过，在我看来，这本小书自有重要意义，很适合作为了解其学术思想的入门之作。 现在的年轻学子，想要较为全面地了解陈兴良教授的学术思想，会遇到两个明显的障碍。其一，陈兴良教授的著述太多，全部读完绝对是一场考验毅力的旷日持久战。其二，陈兴良教授在个人学术生涯中经历过反思与转型，他早期的学术风格及思想与后期相比存在明显的差异。他学术上的转型，可以从不同时期出版的三本自选集中体现出来，即《走向哲学的刑法学》（1999年），《走向规范的刑法学》（2008年）与《走向教义的刑法学》（2018年）。大体而言，以十年为界，陈兴良教授在他的学术生涯里，经历了走向哲学、走向规范与走向教义的三个发展阶段。在其学术历程中，“走向规范”这一阶段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既是作为他个人学术转型的重要开端，又是承上启下引出下一阶段的必要前提；他此后在学术上的“走向教义”，其实是“走向规范”的必然的逻辑结果。《刑法的致知》一书是陈兴良教授的讲演集的汇合，从所收集的专题内容来看，主要是“走向规范的刑法学”阶段的作品。从时间跨度上而言，恰好代表的是他在实现学术转型之后，趋于稳定的学术思想与见解。由于是讲演稿整理而成的作品，不至于像论文那样，受选题与写作要求所限，专则专矣，往往只能体现一个学者学术思想框架中的某个角落。相反，讲演作品在内容安排上要率性得多，不仅能如实呈现一个学者真实的性情与价值观，在知识面上也可做较多的拓展。同时，由于讲演的对象是学生，会考虑可接受性与接受度的问题，故而，本书与一般学术作品的艰涩难读不同，书中的内容显得深入浅出，注重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的结合，容易为造诣尚浅的年轻学子所理解。作为当代最负盛名的刑法学家之一，陈兴良教授无疑不只是中国法治进程四十年的见证者，甚至也不只是单纯的亲历者。他个人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四十年，恰好与中国法治进程生发的四十年相契合。在此种意义上，他在四十年中殚精竭虑所做的学术努力，本身构成中国法治进程历史的组成部分，甚至根本就是这段历史本身。当前刑法学的知识体系，正是以他为代表的这一代学者所做的巨大努力的结果，是由他们的学术努力凝结而成。因而，阅读本书的意义，还在于能够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与体悟，并为进入刑法学殿堂领略刑法理论之美而奠定必要的基础。在读完《刑法的致知》一书之后，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提炼其核心主旨，那么，这个词，非“转型”莫属。此处所谓的“转型”，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陈兴良教授个人来说，它意味着学术走向上的转型；二是就我国刑法学的理论体系而言，它意味着知识论与方法论上的转型；三是于中国的法治进程而言，它意味着对刑法理论的现实需求上的转型。后两个层面的转型，彼此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刑法学在知识论与方法论上的转型，显然不能简单理解为某些学者或学术群体的自在自为，而是人们基于对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的判断而得出。说到底，法治进程本身的发展，会制约法学理论的发展；法治进程未发展到相应的阶段，刑法理论也不可能感受到有转型的需要。正如陈兴良教授在书中强调指出的，文学领域可能会出现“国家不幸诗家幸”的现象，但法学不是这样；动乱之中不需要法律，也不可能产生法学理论。在法治建设中，由于存在对法学理论的社会需求，法学才能发展，故法学理论的发达程度与法治建设的发达程度是成正比的。由转型的概念切入，对于书中相关内容的主旨，可归结为以下四个命题。其一，刑法理论的去苏俄化。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承袭自前苏联，以服务政治需要作为自身的首要诉求，意识形态色彩极为浓厚，而缺乏必要的独立性与学术性。以对社会危害性理论的批判为标志，从而吹响批判的号角开始，陈兴良教授当仁不让地对传统刑法理论展开了拨乱反正式的清算。之后，他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的命题。基于此，书中所涉及的犯罪构成或刑法知识转型等方面的内容，都论及去苏俄化的问题。对传统刑法理论进行批判式的清算，无疑是推动刑法理论顺利完成转型的前提条件。其二，从对理念与体制的研究转向对技术与方法的研究。在法制初创的时期，对于基本理念与宏观体制的研究，自然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但是，随着法制发展进入正常的轨道，便需要考虑如何借助司法技术来实现司法理念的问题。可以想见，没有配套的技术与方法作为支撑，抽象的理念便完全是空中楼阁，只是看着美好而已。书中不少地方对一套精密化与精确化的刑法知识体系的向往，对刑法学术研究的专业槽的倡导，都是针对这种转向而提出，体现的是对法治理念的践行面向的强调。其三，实现由立法导向的研究向司法导向的研究的转变。传统的刑法理论注重立法论层面的问题，往往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立法论批判与相应对策的提出上，根本无暇顾及，也没有能力，对刑法的司法适用进行体系性的理论建构。传统理论这样的研究风格，导致解释论极其不发达，以致在个案或个罪的研究上，知名学者的关注与办案法官的关注，经常并无实质性的差别，而表现出高度趋同的特点。书中对案例指导制度的高度肯定，对刑法规范的解释的重视，对犯罪构成思维方法与适用原则的梳理，以及对刑法理论教义学化的呼吁，都无不以自觉推进学术研究向司法导向的转变为宗旨。其四，倡导多元化的刑法学术研究。对于储槐植教授提出的三种研究进路，即刑法之上研究刑法、刑法之中研究刑法与刑法之外研究刑法，陈兴良教授在书中明确予以肯定，并深以为然。在此基础上，他更提出第四种研究进路，即在刑法之下研究刑法，倡导注重对司法实务案例的研究。与其他学者往往只愿承认自己所采研究进路的偏狭不同，陈兴良教授高度认同不同研究进路的重要性，认为这四种进路之间的研究并不相互对立，而是互为补充，是从不同的视角对刑法问题所展开的研究，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样的学术视野与立场，使得他在自身转向教义学研究之后，仍能超脱于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间的无谓争战。作为与中国法治进程同步成长的一代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与其同辈学者出色地完成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这种承上启下，既是学术传承意义上的，也是针对中国的刑事法治事业而言。与经济发展类似，我国的刑法学术与刑事法治的发展，也可谓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正是经过以陈兴良教授为代表的这一代刑法学者的卓绝努力，一方面，在学术层面上，一套独立于政治的，兼具逻辑性与实用性的刑法理论体系得以初步建立。这套体系的形成，使得中国学者与德日刑法学者的沟通与对话成为可能，也使得中国的刑法理论有望不断拉近与德日刑法理论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就刑事法治的事业而言，从当年的无法无天到如今的有法可依，尽管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国的刑事法治毕竟是进入到了正轨，而这样一种重大的历史进步，也正是由这一代的刑法人所主要促成。在我看来，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陈兴良教授身上最让人崇敬之处，莫过于对学术传承与刑事法治事业的使命感。正是这种使命感，使得他个人在既往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不断地反思自己，甚至不惜部分地否定以往的自己，努力追求自身所能达到的学术高度；与此同时，在专业教学与培养年轻刑法学人方面，也不惜投入巨大的时间与精力。作为一名学者，陈兴良教授在1992年出版他的成名作《刑法哲学》之后，学术声名便如日中天。很多学者在获得这样的声名之后，往往止步于此，因为单凭之前所取得的声名，就足以在学术界立足。与之不同的是，在功成名就之后，陈兴良教授仍努力在学术上寻找突破，力求在认清时代发展的需求之后顺势而为。这样的方向感意识，以及为此所做的努力与探索，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颇难。对于一名学术上臻于成熟的学者而言，想要走出知识上的舒适区，摆脱先前的思维惯性，而不复制以前的成功，不啻于对自己进行革命；不仅需要莫大的勇气，更需要见识、智慧与不同一般的格局。可以说，正因为兼具勇气、见识、智慧与格局，陈兴良教授才能不为名声所累，在学术上顺利转型；也因此，在进入中年之后，如愿迎来第二次学术高峰，在实现“走向规范的刑法学“之后，继续向”走向教义的刑法学“进发。我料想，这一路走来，他在收获诸多旁人所无法体会的愉悦的同时，或许也会因为在学术上的不断攀登而感到孤独。正如他在书中所言，“当你进入某个学术问题前沿的时候，就像登上高山顶峰，四顾无人，一种灵魂上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对于学者而言，能够有机会体会这样的孤独感，既让人心酸，又让人骄傲。无论愿不愿意承认，每个学者都或迟或早，必然会面临学术创造力衰竭的一天。在2017年出版的“陈兴良刑法学”系列丛书的序中，陈兴良教授以这样的一句话作为开端：“一个人开始对自己的学术生涯进行总结的时候，也就是学术创造力衰竭的时候。‘陈兴良刑法学’这一作品集就是对我的刑法学研究生涯的一个总结，因此也是我学术创造力衰竭的明证。”读完此言，我既为老师敢于直面的勇气而钦佩，同时也未免伤感。我于1999年入学，有幸成为陈兴良教授在北大法学院任教之后指导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他当时的年龄，比现在的我还要年轻几岁。在他门下受教五年，之后因缘际会也走上学术之路。二十年于历史而言，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对个人来说，却是意义重大。一个人的人生中，又能有几个二十年？作为一名学者，生理上的衰老无可避免，学术之树长青可能也只是美好的祝愿。这二者都无法强求，惟求在一路走来的过程中，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时代，能够为学术的传承与中国的法治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但愿在二十年之后，对于“什么是你的贡献”的这个问题，我也能响亮地给出让自己心安的回答。（后记：本文以《探索刑法理论的发展方向》为标题，刊发于2019年第13期的《人民检察》。此次在公号上推出，重新拟了标题，内容上也有一些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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