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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物·资本 seek for capital 专注于资本的极致探索 高品质原创内容产出自媒体 ———————————————————— 【格物·货币】是【格物·资本】旗下系列内容之一 ———————————————————— 格物者说：货币是人们普遍信任的价值载体，为满足人类的商品交换需求而自然产生，其诞生是一个渐变、漫长的过程，其演变发展贯穿人类社会文明进程。 连载：中国货币简史<上> Ⅲ 天生高贵：黄金 中国的金属铸币时代因青铜而开启，但在金属铸币的“大家族”中，除了铜铸币（铜钱），以及前文提到的铁铸币（铁钱），此外还有黄金、白银。 黄金的货币之旅十分独特。它不同于铜钱，青铜只有被铸造成某种特定的形状，才能称之为“铜铸币”，这严格区别于铜器铜具，铜器铜具不会当货币使用。而黄金不一样，虽然黄金只有被铸造称某种特定形状时（如块状、圆饼状、圆形方孔、铤形、条形、锭形等），才会被称之为“金铸币”（即标准的黄金货币），但是，因黄金天生高贵（化学性质稳定且稀缺），即便它被冶铸成各种金饰品器具，也随时都可能被当作货币使用，因而黄金在作为货币使用时，没有严格的形制框定。 另外，随着人们对黄金稀缺性、重要性的认知加深，黄金被人们宝藏是必然趋势，这导致黄金在货币领域的地位会不断弱化，不断边缘化，直到消迹于货币流通中。 黄金和贝壳一样，在其货币身份进化过程中，同样经历了“装饰品→贵重物→等价物→一般等价物”的四个渐变阶段。 中国先祖们发现和使用黄金应该要比使用铜早，古籍中有记载，在远古黄帝传说时期，就提到了黄金。黄金被人们发现和掌握冶炼后，最初被铸成实用性和美观性兼具装饰品使用。目前已发现的最早金饰品是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的金耳环。另外，在出土的殷商青铜器中，就有鎏金和错金青铜器，还有凹凸花印金叶。 ▼图：1976年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金耳环，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400年，大约在夏代和商代前期，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黄金饰品，现藏于甘肃玉门市博物馆。 黄金，可熔铸、易分割、光泽迷人，化学性质稳定（不氧化、不锈蚀、不变质）且稀缺，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其高贵身份，使其区别于其他金属（如铜铁铅锡等）而独树一帜，在全球各地的人类古文明中皆可见“黄金崇拜”现象。中国的先祖们至少在夏商时期，就已经把黄金当作价值贵重的之物，区别于一般物品，黄金即是权力或财富的象征。因而，黄金在被中国先祖们使用之初，就已兼具了“装饰品”和“贵重物”双重身份。 接下来就是黄金向“等价物”身份进化。“等价物”是黄金作为货币的初级身份。黄金和货币结缘，应该在晚商及西周时，当时由于天然贝稀缺，中国先祖们尝试着人工制造各种仿制贝币，而黄金就是铸造仿制贝币的材质之一，即：金贝（前文中有提到）。金贝可以说是最原始的黄金铸币。虽然金贝已有实物出土，但目前学界并未将其认定为中国最早的黄金铸币，因其出土量太少，只有几枚，缺乏说服力，且古籍文献关于当时的货币情况的记载太少，无法验证。 黄金要真正成为货币，需要继续向“一般等价物”进化。黄金天生优越性明显，因而，要完成向“一般等价物”身份进化并非难事。 春秋战国时期，黄金完成了向“一般等价物”的蜕变。在古籍文献中，有许多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关于黄金赏赐和馈赠的事例。另外，在出土的文物中，有战国时楚国爰金，还有卢金和饼金。这些黄金铸币的出土地分布广泛，有一定数量，这说明当时黄金成为了一般等价物，黄金正式成为货币。学术界判定，楚国爰金，是现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黄金铸币。 ▼图：楚国爰金，一种方印或圆印的块状黄金铸币，有一定的形制和规则，上面有许多小方印，方印上印有“郢爰”字，郢是当时楚国都城，爰是一种货币单位。使用时，将大块的爰金按方印切割开，一个方印算一个单位，称重使用。现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 春秋战国，黄金和青铜铸币同步融入了金属铸币的阵列，但青铜铸币因大众化而成为主流货币，并开创了铜钱时代，而黄金因高贵稀奇而不够“亲民”，只能沦为配角。当时黄金主要是在贵族王室之间流转，并未在民间广泛流通，黄金和权力财富紧密相连，将普通百姓排斥在外。 黄金完成货币身份认证后，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其货币之旅！第一站就是秦始皇大一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货币统一改革，黄金为上币（单位为镒，一镒重二十两），铜钱为下币，珠玉龟贝银锡等只用作器饰，不再为货币。所谓黄金上币，应该是指大额支付，如帝王赏赐、贵族馈赠、富商大额交易等，日常交易中仍然使用小额的铜钱。而且黄金和铜钱之间是否有法定的兑换比例，仍无从考证，如果不能兑换，黄金和铜钱独立流通，那黄金将被限制在权势或富商阶层圈内，仍难以贴近百姓生活。不过，从积极面来说，至少黄金获得官方认可，对有利于其推广使用。 秦时，黄金也被铸成一定形状，以便于当货币使用，有金饼状或方块状，使用时称重使用。 ▼图：秦金饼，于1963年在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武家屯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带着秦时“上币”身份，黄金货币之旅进入西汉。西汉初期，仍沿用黄金和铜钱并行制，黄金的单位由“镒”改为“斤”，一斤为十六两，而且黄金和铜钱确立了兑换比例，一斤黄金等于一万枚铜钱。 西汉时期盛行黄金，在古籍文献中，黄金经常被作为支付方式，比如：帝王赏赐、诸侯进献的祭祀贡金、罪犯赎罪费、贿赂。我们以一个数据做对比，以反映西汉黄金盛行，仅《汉书》中记载有明确数量的帝王赐金，就有近90万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7.73万公斤，即277.3吨，汉是衡重制和现代不一样），而中国央行2018年年底的黄金储备也才1688.5吨，可见西汉皇帝发红包多大气！ 在汉代对外贸易中，也基本用金银支付。西汉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中国对外贸易起步，而金银在对外贸易中是通用货币。 黄金在百姓生活中使用时，需要先兑换成铜钱。而且，一般百姓也很少能用得起黄金。当时的黄金和铜钱的关系，就像现在超大面值纸币和小面值纸币的关系一样，二者都是官方货币，但超大面值纸币（如10000元）的流通量就显然大大少于小面值纸币（如50元、100元）的流通量。因而，西汉虽盛行黄金，但依然难以贴近百姓生活。 西汉时，黄金使用以斤称重使用，黄金也被铸成一定形状，除了饼状、方块状，还有比较特别的两种：马蹄金（马蹄状）和金五铢（圆形方孔）。金五铢和铜铸钱形制几乎一样，是现已发现的最早的仿铜钱铸造的金铸币。在出土的文物中，安徽寿县、湖南长沙、广西合浦、山西太原、河北满城、陕西咸阳、河南、江苏等多地都出土了汉代的黄金铸币。 ▼图：西汉马蹄金，形状似马蹄，根据其上刻划的重要数字与其实际称重相折算，一斤大约为250克，同历来文物和过去考证的楚国衡重制相符。史籍记载，为汉武帝时期所铸。现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 ▼图：西汉金五铢，于1980年在陕西省咸阳市出土，面文“五铢”，篆书，制作精美，和西汉的五铢铜钱形制完全一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王莽时期，改革币制，实行宝货制，规定金货一品、银货二品，不过未有实物出土。另外，王莽时期实行黄金国有，将百姓收缴至中央国库，并下令列侯以下不得藏有黄金，使得流通中的黄金变少。 进入东汉后，黄金作为货币的使用程度和数量，远不及西汉。史籍记载，东汉时帝王赏赐，很少用黄金，东汉两百年间，总共赐金才21740斤（折合为现在是4842.6公斤，即4.84吨），不到西汉的2%。臣子先帝王献贡金也减少了，罪犯赎罪费也不用黄金。黄金在百姓生活中，就更少用了。 黄金本身存量并不会减少，其化学稳定性极佳，只要被开采挖掘出来，存量就只增不减。那么为什么东汉时，黄金作为货币使用会比西汉时大幅减少呢？ 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黄金通过对外贸易外流。西汉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后，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汉朝的对外贸易扩大，黄金当作货币支付，外流到其他国家。第二，黄金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增多（如金饰品器物、寺庙建筑装饰），挤压了黄金在货币领域的应用。东汉时，黄金被大量用于金饰器物，随着冶铸技术和工艺的进步，金饰器物开始流行，再则，东汉时佛教传入，寺庙建筑、佛像、器皿也大都使用黄金。各种金饰器物虽然也具有货币的功能，但只有在特殊情况（如战乱）下才会拿出来当货币用，因而货币流通中的黄金自然减少。第三，秦及西汉时，黄金主要集中于王室贵族，王莽时期实行黄金国有，王莽之后，这些黄金也被落到少数豪强权贵阶层手中，再之后便散落民间，东汉时期民间认识到黄金的贵重性，大多将其私藏，一般都不会拿出来当货币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战乱，政局动荡，币制混乱，货币缺乏统一性和连贯性，布帛、钱币（铜钱、铁钱、铅锡钱）、金银混杂流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期阶段，流通着不同的货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铜钱时代的大倒退，这给黄金带来一丝机遇。由于币制混乱，人们普遍更愿意接受金银，而不愿接受铜钱。除了特定形制的黄金铸币，各种以黄金铸造的金饰器皿均可作为货币使用，黄金的避险作用在动荡时代背景下得以充分凸显。 这一时期，黄金作为货币使用有一定地域性，主要是在河西和闽粤沿海地区，主要用作商贸交易。河西是中国陆地通向西域的贸易门户，闽粤沿海是海上对外贸易的门户，在当时对外贸易中，外国商人大都接受金银，因而黄金在这些地区比较通用。 魏晋南北朝，由于战乱和对外贸易需要，黄金作为货币使用比东汉要稍微普遍一些，但要注意的是，这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才有的“特列”（黄金避险作用），并不代表黄金又盛行起来了，而且，黄金也只是偶尔地用于大额交易，在大多数时候仍被宝藏。 这一时期黄金使用有三大特征：一，政局动乱，各军阀割据势力抢占金银为已有并私藏，民间百姓也都将黄金宝藏起来，黄金被宝藏后，会偶尔拿出来当作货币用；二，在东汉的基础上，金饰器物更为流行，远超两汉时期，消耗了大量黄金，这些金饰器物也会偶尔被拿出来当货币用；三，南北朝佛教盛行，相比东汉，寺庙建筑装饰用金量更大，这也是黄金退藏的一种途径。以上三者共同决定了货币流通中黄金的减少。 这一时期，黄金作为货币支付流通时，一般是以“斤两”称重使用。西晋时，黄金的称重已经由“斤“改为“两”，南北朝时期，通常以“两”为单位，此后各代也基本用“两”。另外，黄金铸币的形制已经十分成熟且多样化，一般“饼形”（金饼）和“长方铤形”（金铤）这两种比较常见，另外有仿铜钱铸造的黄金钱币，还有金条、金钣。 ▼图：北魏时期“天兴七年”黄金钱币，仿照铜钱形制铸造，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三百六十多年的动荡之后，大部分的黄金已散入民间。长期的战乱洗礼也给了人们一个深刻教训：黄金在战乱年代有避险的功能，黄金是真正的硬通货，于是，人们对黄金的宝藏倾向越来越重，黄金退藏命运已不可逆转。 到唐朝时，政府层面依然肯定黄金的货币地位，黄金广泛用于租税、赏赐、进奉、贿赂、军政支出、官俸、馈赠、赎罪、赈济救灾、债务等方面。但是民间却鲜少用黄金作货币流通，唐朝社会安定，黄金的避险功能丧失。 民间的大多数黄金要么被宝藏，要么被送到金银匠铺铸成各种金饰品器物（唐政府并不禁止民间私铸金银，当时民间金银匠铺比较流行），这些金饰品器物大都被主人在家中珍藏或赠送流转，并不作为货币流通。 唐朝的主流货币是铜钱和布帛，黄金很少用来表示商品价格，也很少用于日常商品交易。若要使用黄金用于商品交易，人们一般会将黄金到金银铺兑换成白银或铜钱，而不是直接用黄金交易。 唐末至五代时，黄金作为货币流通的普及程度，甚至连白银也不及，沦为二流配角。 唐代时，产金量增加，且外贸中有黄金流入，黄金铸币数量也有增多，而且金铸币的铸造更精整，形制有金铤、金饼、金钱币。 五代十国和两宋时期，黄金作为货币使用的状况基本和唐朝差不多，没有明显改变，依然主要用于帝王赏赐、政府开支、赋税缴纳、贿赂、馈赠等，少见于民间流通。 宋代时，金铸币的形制更为丰富（这一点和宋代铜钱一样），基本是以金铤或金锭为主，还有金饼、金牌（条形）、金币（圆形方孔）、沙金、叶子金等，宋代曾铸有大量的圆形方孔金银钱币，不但宫廷中多，民间也多，且金银钱币基本都是被用作赏赐、馈赠、贿赂，鲜少在日常交易中流通。 ▼图：北宋“淳化通宝”金钱币。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南宋金锭，长7厘米、宽4.2厘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图：南宋金牌，长13厘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唐宋时期，白银地位快速崛起，到宋时，白银在货币领域的应用全面超过了黄金，对黄金形成全面挤压之势，黄金基本退藏。黄金已基本成为了财富储藏的载体（包括金饰器物等各种形式的黄金制品），而不是流通货币的载体，此后的元明清和民国皆是如此。 元朝时，政府极力推行纸币，还屡次禁止民间金银流通和买卖（禁令都是短期的），甚至连铜钱也屡次禁止，金银的买卖由政府专设机构掌控。在关于元代货币的古籍文献中，鲜少提到黄金，一般都是白银，纸币也是和白银挂钩。 明朝和元朝一样，极力推行纸币。明前期，朱元璋发行“大明宝钞”后，就禁止金银流通，金银只能买给政府兑成纸币，明英宗正统后，大明宝钞因贬值而被弃用，白银获得主币地位，铜钱为辅，黄金在货币流通中更是不见踪迹。 清朝时，推行白银、铜钱并行货币制，黄金也鲜少见于流通领域。不过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着巨大的时代变革，政局也持续动荡，黄金的避险作用再次凸显，这和以往任何战乱动荡时期一样。 新中国成立后，禁止民间金银流通和私相买卖，但允许收藏或被铸成金饰品。虽然官方废止黄金作货币流通，但官方依然认为黄金是硬通货，目前中国央行储备着大量黄金（截止2018年年底1688.5吨），以备特殊情况下使用。 回顾千年黄金的货币之旅，从晚商的金贝的诞生，到春秋战国的爰金问世，再到秦汉时的盛行黄金，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王莽之乱让黄金散入民间，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动乱，让人们意识到黄金的宝藏价值，从此以后，黄金的退藏趋势越演越烈，不可逆转。 虽然目前黄金已隐迹于货币流通中，但是其一直保留着“硬通货”的身份，两千多年从未变过，它随时都有可能重现货币江湖，取代法定纸币，重担大任。黄金绝非仅仅只是一种闪着光芒的稀有金属，而且人类货币史上几千年积累起来的坚实信任载体。 Ⅳ 大器晚成：白银 白银和黄金，同为贵金属，但二者的货币命运大相径庭，黄金早早成名，却很快就盛极而衰，白银则是厚积薄发，大器晚成。 白银的货币之旅异常崎岖。虽银铸币早在春秋战国就已产生，西汉也铸有白金三品，但从春秋到东汉这几百年里，古籍文献中关于用银的记载很少。在魏晋南北朝隋三百六十多年的动荡时期，白银崭露头角。唐开始，用银开始扩大化，其货币地位开始上升，白银渐渐普及流行。到元、明时期，官方打压白银（多次禁用金银），但是白银的货币地位已深入人心，用银大势不可逆转，明中叶时，白银成为主流货币，银本位正式确立。 商周时期，白银和黄金一样，已是装饰品和贵重品。到春秋战国时，银已经被铸造为一定形制的铸币，已出土的有银布币和银贝币，数量较少，这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银铸币。不过古籍文献并没有提到关于银贝或银铸币的使用情况。 ▼图：战国银布币，来源于网络。
秦始皇统一战国分裂局面后，推行货币统一，以黄金为上币，半两钱为下币，银不作为货币，仅作器饰。在秦始皇之前，古籍文献中几乎没有关于以银为货币的记载，因而对于白银作为货币使用的状况，很不明确。 直到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铸造白金三品，这是史料中记载的最早由官方铸造的银铸币。白金三品铸行后，由于作价过高，被民间私铸，导致白金跌价，很快就被废止了。 “白金三品”为银锡合金材质，白色，三品即三种不同形制：一、龙币，圆形且有龙纹图，重八两，值三千；二，马币，方形且有马纹图，重六两，值五百；三，龟币，椭圆形且有龟背纹图，重四两，值三百。 ▼图：白金三品，圆形龙币，方形马币，椭圆形龟币。来源于网络。
西汉之后是王莽新朝，王莽推行“宝货制”币制改革，规定白银为二品，白银以半斤为单位使用。史书中也记载不明。 到东汉时期，白银出现在文献中的次数多了一些，无论是帝王赏赐，还是宝藏，都有金银并提的例子。汉代出土的文物中，有一种“中元二年考工所造”的银铤，中元二年是东汉光武帝的年号，不过史料中未记载当时铸过银铤，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银铤。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白银和黄金一样，比较容易被接受。当时黄金被宝藏得较多，给白银让出更多的货币空间。 魏晋以后，记载用银的例子多起来。在河西地区，由于是通西域的贸易门户，该地区通用西域的金银钱和波斯银币，外国的金银币也随之流入中国，闽粤沿海作为对外贸易区也用金银。南北朝晚期，在内陆的一些大宗贸易中，也多用金银，特别是用银支付较多。 当时银铸币最普遍的形制是银饼和银铤，该时期古籍文献中关于金银饼的记载较多。除了饼形和铤形，还有圆形方孔的金银钱币，还有各种金银钣或金银条，以及金银饰品器物。 西晋末年时，已有用白银表示物价的例子，当时银以斤为单位，不过南北朝时改为两为单位。 这些都综合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白银的货币地位崭露头角。 到唐代时，白银的使用扩大，用银的记载也越来越多。白银和黄金一样也用于赏赐、馈赠、税捐和军政开支等。到唐末时，许多政府开支也用白银（主要是铜钱）。另外，唐政府和西域各国的经贸往来，多是用金银，以银居多，当时的西域国家流行的圆形无孔的银币，也流入到大唐境内。不过，除了政府层面和外贸，白银在民间作为货币支付流通依然很少见。 唐代使用白银仍以斤两称重使用，主要论两，通常以银铤的形制流通使用，还有银饼、银钱币（如开元通宝银币）。当然也流行各种银饰品器物，唐政府并不禁止民间私铸金银，当时民间金银匠铺比较流行。 到宋朝时，白银的货币地位快速崛起，白银在货币领域中的运用全面超过黄金，基本取代黄金流通。帝王赏赐通常是金银并提，而且用银的次数更多，政府的开支、人民税捐、馈赠、贿赂等，均用银超过黄金。而且宋朝给官员的俸禄，以及军饷，也有用银的例子，而黄金是没有的。另外，在宋代的对外贸易中，大多都是用白银，宋政府向辽金献贡，也基本用银。南宋时期的纸币“会子”以白银来收兑，说明白银可与纸币兑换。民间的大宗交易有时也用白银。这些都说明白银正在向主流货币行列迈进。 当然，白银也和黄金一样被宝藏，但人们更倾向宝藏黄金，且白银的存量本身远也比黄金多，所以白银被宝藏的程度并不严重。 宋代时，银铤十分常见，银铤有大有小，上面刻有其自身重量，以两为单位，最大的银铤重五十两，小银重量各异，没有固定重量等级。除了银铤，还有饼形和长条形，银饼是沿用以往朝代，用得较少，长条形有时称银牌（有时也称银铤）。另外，宋朝还铸造有大量的金银钱币，不但宫廷多，民间也多，银钱币明显多于金钱币。 ▼图：北宋五十两银铤，现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
与南宋形成对峙的金国，一向通用白银，以五十两为一锭，宋时“铤”改名为“锭”，宋以后，专用“锭”字。银铤或银铤在形制上很相似，因而区别不大，二者有时容易混淆称谓。 到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铸造“承安宝货”银锭，自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铜钱二贯，公私均做现钱使用（可直接用于日常商品交易），这是继西汉武帝之后，第二次由官方正式铸造、且记载于史册的银铸币。不过，承安宝货银锭也因被私铸，行用三年后就被废止。 ▼图：承安宝货一两银锭，现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
承安宝货银锭虽被废止，但是并不影响当时的金国百姓使用白银。金国晚期时（1193-1234年），当时由于金国滥发纸钞，造成纸币贬值，民间盛行用白银，再加上金国的铜钱本身铸造量少，官民窖藏铜钱，金国末年时，货币流通中几乎都是白银。 在1234年蒙古铁骑灭金之前，大蒙古国（元朝前身）已经使用白银。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大蒙古国皇帝后（元朝实际上已建立，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白银已是通行货币。 自1260年后，元政府极力推行纸币，还屡次禁止民间金银流通和买卖（禁令都是短期的）金银的买卖由政府专设机构掌控。不过，禁令基本无效，民间依然普遍用白银，古籍文献中，也记载有关于元代普遍流行以白银为货币使用的大量事例。元代铸造的铜钱也很少，所以白银使用普遍也并不奇怪。 元代时，白银不仅用于借贷、俸禄、军饷、赏赐、税捐和大宗交易，物价也以银标价，而且元政府发行的纸钞也是以白银为准备金，元政府发行的“至大银钞”，是首次出现的“银钞”命名纸币，表示该纸钞以银为本位。 元朝用银基本也是银铤或银锭，以两为单位称重使用。从元朝起，就有人把银锭称为“银元宝”，元宝称谓此后一直在明朝清朝沿用。 ▼图：元代银锭，沿袭宋金时期同类银铤形制，扁平状，弧首，束腰，面微凹，背布满蜂窝状气孔。银锭上刻有 “沂州”、“使司”、“行人”等字样，沂州，今山东临沂。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明初洪武年间，明政府极力推行纸币“大明通行宝钞”为主，禁民间金银交易，金银只能卖给政府兑成纸币，也禁用铜钱，但纸币发行后持续贬值，民间用银依然不绝。 自唐以来，白银逐渐深入民间百姓日常生活，金、元时已普遍用银，到明代时，以银为货币的观念在百姓思想中已根深蒂固，用银趋势已不可逆转。而且，明初期时铸造的铜钱很少，纸币也持续贬值，黄金太稀缺，那么白银就自然成为百姓的货币首先。所以，明朝的用银禁令，基本没有实效。 到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纸币已严重贬值而被民间弃用，明政府无奈宣布解除银禁令，公私支付都能用银，由此白银获得官方认可。当时，田税、徭役、商税、盐税、关税和其他税收，都折收银两。之后，官俸和国库开支也用银支付，民间一切商品也以银计价，即便是小额支付也用碎银和铜钱，这些现象集合，标志着银（两）本位制的货币制度正式确立，大器晚成的白银终于跻身主流货币。 明中叶后，由于银本位制的确立，民间兴起了一些兑换金银、铜钱的兑换钱庄，这也为白银的通行提供了条件。 明嘉靖八年（1529年），明政府规定解京银两皆铸成银锭，并纪年月、官吏、工匠姓名，从此，银两有了规定的成色、重量和单位，又将银两定为纳税的官方货币和国家财政计算单位，至此，银两称重制正式确立。明代的银锭依然是以两称重使用，一般的银锭都是五十两，最大的有五百两，还有各种小银锭。 ▼图：明朝“金花银”银锭。此银锭呈马蹄形，凹面刻有地名、税别、重量、内耗及有关官员和银匠姓名等内容。“金花银”是明代中后期折收税粮的银两，原意是指足色而有金花的上好银两，又名折粮银、折色银或京库折银。明代地方政府每年将收齐的散碎银两铸成银锭（多为五十两一锭），上交中央户部。这个银锭是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福建建宁府上交给户部的。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明代的银锭基本是马蹄形状（如上图），有时也称“银元宝”，用来支付流通；此外还铸有圆形方孔的银钱币、圆珠形的银珠，方片形的银叶，用作赏赐；另外还有银牌，用于对西域的贸易支付。明代时，铸造的圆形方孔的银钱币数量远超前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大开银矿，银产量大增，铸造了大量的“万历矿银钱”。 ▼图：明朝万历矿银钱，铸造于明万历年间，面文“万历通宝”，背文“矿银四钱”。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另外，明朝虽然实行闭关锁国，但是仍和外国有一些经贸往来，期间一些欧美国家的（圆形无孔）银元流入中国。由于明朝银锭的成色标准不统一，因而流通中难以辨识真实价值，这为外国银元在中国境内流通创造了条件。 到清朝后，延续了明代的银本位制，白银基本占据主导地位，铜钱辅助，纸币流通只是阶段性的。政府层面也力推白银。 清代前中期，中国本土的银铸币名称、形制、成色、称重“两”秤砝均不统一。同时，清初以来，一直有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境内，嘉庆年间，外国银元开始在中国各地流行，此后一直行用到民国时期。外国银元的流行，让清政府思考对本国银铸币的形制进行改造，清末光绪时，清政府批准广东省模仿外国银元铸造“光绪元宝”新式银元，这是中国新式银元的开端。 清代时的白银名称和形式多样，主要有四类：银元宝（马蹄形，也称宝银），银锭（锤形），小锞银（馒头银，也叫小银锭），碎银（小银饼、不规则银块）。当时白银的形制在法令上并没有规定，完全由各省的官银钱局随习惯和方便而定。各种形状的银铸币中，银元宝（宝银）是最重要，清代的宝银大都是银楼银炉铸造，但有些机构也以自身的名义铸行银元宝，如海关、地方官银钱局、银行。银元宝在清代的金融界和商界是最重要的储备金。 ▼图：左为清朝五十两银元宝，右为清朝小银锭。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除了形制不一样，当时白银的称重秤砝也不统一，虽然都是以两称重使用，但是各地“两”的重量单位都不一样，当时“两”秤砝主要有四种：库平两（国库收支，为全国纳税用的标准秤）；海关两（1858年成立海关后，用于关税）；广平两（广东的秤砝，广大和外国接触早）；漕平两。 清代，白银的成色也不一样，这是历代都存在的问题，成色不一就造成银两的价值无法准确衡量，在支付流通时就很不方便。为了统一白银成色标准，清政府规定了一种全国性的成色标准，即“纹银”，其成色是935.374‰，流通中的“足宝宝银”就是标准的纹银，各地的银两以此来折算价值，不过，纹银仅是一种假象标准，实际上并不存在。 以上说到的清朝白银形制、称重秤砝、成色不统一，造成白银在支付流通时使用起来很不方面，尤其是一些碎银。这为外国银币的流行创造了条件，外国银币在铸造规格、成色、重量较为统一，相比于中国本土的各种银锭、碎银显然更适合流通。 外国银元在明代时已开始流入，清朝建国以来，也一直在通过外贸途径流入进来，到嘉庆道光年间，外国银元已经从沿海商贸地区深入中国内陆，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入侵，外国银元更是随之涌入。当时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有来自西班牙、墨西哥、美国、荷兰等各国的十几种银元。在银元最初流入中国时，仍是以两称重使用，到19世纪初起，才改为以计个数使用，不再称重。 ▼图：清代时在中国境内流通的各类外国银元，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从左至右依次：一、西班牙银元（正面印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头像，铸于1795年，俗称“双柱”）；二、墨西哥银元（正面印墨西哥国徽图案：雄鹰口衔一蛇，背面为“自由之帽”，铸造于1863，俗称“鹰洋”）；三、美国银元（正面印自由女神像，右手拿橄榄枝伸向前方，背面为雄鹰，铸造于 1874年）；四、荷兰银元（正面印武士挥剑骑马奔驰图、皇冠和狮盾徽，背面是双狮托皇冠、盾徽图，铸造于1767年，俗称“马钱”、“马剑大洋钱”）；五、英属东印度公司银元（正面印维多利亚女王头像，背面为英文“一卢比”，环边是英文“东印度公司”及铸造年份“1840”）。
外国银元的流行，和本土银两制行用的不便，在当时引发了银两单位和银元单位的激烈的舆论之争。这也迫使清政府对本国的银铸币进行改造。 其实，早在乾隆年间，西藏铸行过“乾隆宝藏”银币，西藏的银币还有“嘉庆宝藏”和“道光宝藏”。道光年间，福建台湾府铸造“寿星银饼”。此外还有用于发军饷的饷银银饼，还有商业界也在自行铸行银饼。不过，这些银币或银饼的流通地区和领域有限，也未获得清中央政府的认可，且当时仍是按银两单位来称重使用。 ▼图：清代前中期的各类银币或银饼。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从左到右依次：一、乾隆宝藏，始铸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二、寿星银饼，正面中央铸寿星图案，铸于道光年间（1821～1850年）福建省台湾府。三、清代商界的“经正记”银饼，始铸于咸丰六年（1856年）。四、漳州饷银银饼，铸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的福建漳州。
鸦片战争后，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也随之兴起，西方的机器和工厂等先进的生产技术也随之引进，这为新式银元的诞生创造了条件。终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批准张之洞在广东省设厂试铸新式银元，1889年，广东省钱局大量铸造“光绪元宝”新式银元（背面图案为龙纹，且是模仿西方洋人银币铸造，因而也称之为“龙洋”币），清政府下令将此作为中国的官方法定货币，这是中国官方正式铸造新式银元的开端。 ▼图：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广东省铸造的“光绪元宝”，有七钱三分、三钱六分五厘、一钱四分六厘、七分三厘、三分六厘五等币值。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后各省的官银钱局纷纷仿效铸行新式银元，各省铸造的新式银元虽然也不一样，基本印有龙纹，因而均称为“龙洋”币，龙洋币发行后，快速流行起来。清末已经出现了以“圆、角、分”为单位的新式银元，而不是传统的记载重量的银币，这是银元单位的突破，可见当时已经有角、分辅币。虽然新式银元出现，但是此后直到1933年废两改元，银两制都一直存在。 ▼图：清末各省官钱局铸造的各类新式银元。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从左到右依次：一、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北洋机器局铸造的壹圆银元，有壹圆、五角、二角、一角、半角等币值。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湖北省铸造的光绪元宝。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铸造的户部光绪元宝，有一两、五钱、二钱、一钱、五分币值。四、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壹圆大清银币，有壹圆、五角、二角、一角等币值。
宣统帝试图统一币制，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制定《国币则例》。不过很快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所以以铸造的银元都充缴军饷，流通于市面。 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期后，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13条。规定：国币分为银币、铜币、镍币三种，十进位制，以银为本位，以圆为主单位，角、分为辅单位，壹圆银币成色九银一铜，重量七钱二分。条例还规定了银币、铜币、镍币的种类、形状、发行和流通办法。 《国币条例》13条颁布同时，北洋政府设立币制局发行新银币，即“袁大头”银币。除了壹圆银币，银辅币还有半圆（5角）、2角、1角三种。统一成色为银七铜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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