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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案图》 熙宁元年，一桩“奇”案发生了。 一位来自登州的13岁少女阿云，被叔叔私自做主许配给农夫韦阿大。据《宋史》记载，阿云嫌韦阿大丑陋，趁天黑砍其夫数十刀，最后却“不能杀，断其一指”。可宋代礼法制度何其森严，胆敢谋杀亲夫已经是万死难赦的大罪。于是阿云最终被举报入狱，以谋杀亲夫罪被判了绞刑。 熙宁二年，来自当时皇帝宋神宗的一道敕令赫然颁布，规定凡是谋杀伤人者，主动自首，可以减刑。此诏书已是针对登州少女“阿云谋害亲夫案”第三次下诏。 那么一桩平平无奇的民间案件，为何能掀起一场席卷北宋朝堂十七年的大辩论呢？事情远远没有就此结束。当登州知州接到案件时，阿云本已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命运，又柳暗花明了起来。 原来新任知州许遵是一位明法科士大夫，具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而这位性情耿直的官员坚持认为阿云案判决有误，硬是公开反对中央的刑部和大理寺，甚至上奏抗议。于是，一场决定少女阿云生死的论辩便展开了。最初只是刑部、大理寺与许遵对于案情细节的探讨，后来愈演愈烈，最终成为朝堂上新令与旧法两派之争。 这场关于北宋天字一号“大”案的论战，从明面上看是对于书面律令增删改变的争论，而实际上却隐藏着新旧两派在观念上的巨大冲突。 ▲司马光画像 ▲王安石画像 很明显，新派旧两派争论的焦点始终逃不开律法。 据宋代传统律法规定，谋杀亲夫属于十恶之一，较普通杀人案量刑应更重。但许遵却发现，两人的婚约恰好于在阿云母亲刚去世的服丧期间，并只进行了六礼中第一阶段——纳采，所以应该算作订婚。 据此，他们的婚姻关系是不成立的，应按普通杀人案处理。而且许遵还认为，依照熙宁元年颁布的新诏令中“按问欲举而自首者”（被审问时主动自首），可以“减罪二等坐之”。这样看来，阿云可以免于一死。 这道逆转阿云命运的诏令从何而来呢？为何在那时颁布这样一条法律？ ▲宋神宗画像 皆因久居于家中的王安石得到了新皇帝的赏识，第二年被升任参知政事，为贯彻自己的理念，一场大刀阔斧的熙宁变法就此开始。而元年的这份诏令只算做一份预告，昭告天下百姓新皇与朝廷是秉持着一种仁政之风。 至于律法中第二个热点——阿云的行为是否算自首，两派则各执一词。 司马光派坚守旧律——《宋刑统·名例律》，认为“于人有损伤，不在自首之例”。王安石派则奉新诏令为圭臬，甚至“曲律以从敕”，认为自首应当减罚。 从小事或莫须有的罪责入手，最终达到改变律法政令的目的，这种行为历朝历代虽未到不可枚举的地步，但已并非宋代首创。具体北宋的这场律政风波，特殊在于变法者以攻为守，凭借政令律法向老派旧当权者挑战。 宋神宗前后四次反复下诏，虽遭司马光一派竭力干涉，联名上书抗议。但皇帝想要凭借政令的推行提升自己政治地位，获得更多话语权，从而更大限度地对国家事物进行管理的决心是不可阻挡的。 最终，最高权力者的敕令成功打破旧律令的枷锁，而“谋杀自首法乃定”更是成为了通行全国的法律，主人公阿云也改判拘押于监牢，服刑结束后赦免归家。显然，依照宋代的森严的礼法，阿云案之所以能够成为派系斗争的焦点，还是因其触及了封建礼制的男尊女卑的等级核心。 然而我们知道急于求成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因为他五年之中接连推行十三条政令，涵盖范围之广，涉及人口之多，改变力度之大。从刑法推进到了财政、军事、官员选拔等方方面面。 这样大规模的更新律令必定踩到当权者的痛点，引起其强烈的反抗与报复。神宗去世后，重新拜相的司马光报复性地重审此案，强硬地推翻当年所颁布的律令，并且宣告“强盗按问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 至此，各种声音逐渐平息，争辩探讨也慢慢消失，此案最终以熙宁变法失败告终，一场政治风波至此彻底谢幕。如今回看此案，其新律颁布过程之艰难，政法改革阻力之巨大是可以想见的。 但正因此，变法者急于求成、揠苗助长之心的最为不可取的。同时，也为变革求新者提供了前车之鉴，苏辙在《龙川略志》中评道“自公卿以下争之，皆不能得，自是谋杀遂有按问……按问者之未究此弊也。”在无政治律法环境配合的背景下的改革，最易触动旧当权者的利益，对待这种情况要尤其谨慎，否则因阻力过大可能会导致全盘皆输的局面。 以上便是本期推送的全部内容，期待下期与你再次相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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