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孔子世家》（四）

四 两败俱伤的政争

 

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和季氏的这次冲突，《左传》写得非常非常详细。

从讲故事的角度说，这么写并不很好看。因为出场人物过多，情节过于枝蔓，尽管细节丰富也生动，却容易让人抓不住重点。

但正因如此，给人印象是《左传》作者的兴奋点并不在于讲故事。他是一个真的深谙当时内情的人，就是要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

《论语》里提到过一个人物叫左丘明，比孔子年长，为孔子所尊敬。传统说法，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现在有很多学者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但至少单就这一段而言，说是出自一个这样身份的人之手，特别合理。

而《左传》把这件事写得越详尽，就越显得鲁国的高层，现在朽烂得厉害。当年晋楚争霸最为激烈的年代，鲁国的政治家不管道德评价如何，身在夹缝之中，却常常表现得视野开阔，嗅觉敏锐，反应神速，现在这些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围绕在鲁昭公身边的反季氏集团，是由形形色色的失意人士组成的。这些人要联络组织起来，极为麻烦，他们将要行动的消息，注定会有很多次泄露出来。

季平子作为长期擅权的执政大臣，本该时刻提防国君才对，可是他却好像完全被蒙蔽住了，还是让鲁昭公成功发起了攻势。

鲁昭公的军队杀死了季平子的一个兄弟，攻入了季氏的大门。季平子逃到了家里的高台上。这是当时大家族自保的一个常用的办法，家里修建一个高台，平时可以登高远眺，看风景也好，观察全城形势也罢，总之视野很开阔。出事了，就登台据守。

鲁昭公的军队攻不上去，季氏也出不来，双方僵持着。

三桓的另外两家，孟孙氏和叔孙氏观望了很久，最后还是确认了三桓是利益共同体，出兵帮助季平子。

而鲁昭公的军队攻不下季氏的高台，就开始休息。铠甲穿在身上太重，脱了，把装弓箭的箭筒的盖子拿下来，当杯子用正在喝水呢。这种状态下看见季氏的援军到了，他们也就溃散了。

这种军队素质，失败当然是活该了。

而这时候，倒是又显出鲁国的政治斗争里，心慈手软的一面。

鲁昭公身边有人出主意说，我们先做出挟持国君的样子，表示这次行动，是我们策划的，和国君无关。然后我们再丢下国君，逃亡出国。

这个人认为，季平子毕竟也是国君的臣子，他不敢拿国君怎么样，相反为了挽回声誉，以后还会格外对国君好。

如果是战国时代，这个方案当然纯属搞笑。但在春秋末期的鲁国，对鲁昭公个人而言，此时恐怕还真是最优解。

但鲁昭公说：“余不忍也。”于是鲁昭公就带着身边一群参与行动的老贵族，去鲁国历代先君的墓前辞行，表示儿孙不孝，今后不能来祭拜了，然后离去。

墓前祭拜这个过程，当然是挺耗时间的，但季平子他们并没有抓紧这段时间过来抓人。

这说明三桓击败了鲁昭公的军队之后，也确实是不知道该拿国君怎么办。对照一下，三国时候，曹魏的皇帝曹髦讨伐司马昭，贾充带着人迎上去，下面人不敢动手，贾充喊一声：“司马公豢养汝等，正为今日！”于是就有人冲上去把皇帝捅个“刃出于背”。这时候，三桓方面没人敢喊这么一嗓子，更没人敢对鲁昭公动手。

相反，发现国君要走，大家可能还如释重负，你就走吧，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省得留在国内，我们也不知道拿你怎么办好。

 

这场国君与权臣的斗争，以国君失败而告终。但是季平子算不算赢了？不好说。

如果只是简单看这件事的结果，季平子把国君给赶出国外了，好像显得他很厉害很嚣张，比季氏家族的前辈权势要更大。

但问题是，把国君赶走，对季平子其实毫无好处。

春秋时代，是个讲规矩要面子的时代，你赶走他，也不能篡位自己当国君，甚至因为他还活着，连找个人取代他另立一位国君也不行。

对季氏来说，最好的状态就是把国君当摆设，季平子的爷爷季武子时代，就是做到这一点的。

现在，季平子等于是把摆设弄丢了。

鲁昭公到了齐国，齐国马上承诺了要送鲁昭公回国，虽然并没有真的这么做，但之后齐国就不断拿鲁昭公做筹码，向鲁国提各种要求。齐景公打下了鲁国的郓（也就是《水浒》里宋江当押司的地方），说是给鲁昭公找个住的地方，这种事，鲁国挨打了都不能反抗。

然后，季平子要每年给鲁昭公送礼，表示我还是尊敬你的。原来鲁昭公在国内，可以克扣他的待遇，现在他在外面，众目睽睽，反而礼物轻点都不行。

《史记》说齐景公让鲁昭公住在乾侯，那是弄错了。乾侯在今天的河北成安东南，是晋国的地方。是后来晋国也介入了这件事，鲁昭公才搬到了那里。

齐国、晋国都声称过要送鲁昭公回国。季平子不愿意让鲁昭公回来，就还得给齐国、晋国从国君到相关各级贵族送礼，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开支，多少麻烦。

这是国际上的困窘，国内一样不好弄。等级制度里，每一级都是下一级学习的榜样。你做卿大夫的，能这么对待国君，做家臣的，自然也就可以这样对待你。接下来，鲁国国内的动乱，将会越来越多。

 

五 三月不知肉味

 

至于这次事变对孔子的影响，是他也到了齐国。

臧昭伯是鲁昭公身边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而孔氏世代是臧氏家臣，孔子跑过来，既是忠于国君，也是追随家主。

原来，孔子不过是“委吏”（仓库管理员），是“乘田”（放牧牛羊的小官），级别太低，对大贵族只能仰望。而流亡之中，他可以近距离观察，这些可以决定普通人命运的鲁国君臣，用当时的话说也就是“君子”们，究竟是怎样一种德行。

开始逃亡的时候，三十五岁的孔子，内心大概也是有点作为一个忠臣的悲壮感的。

但是，悲壮感很快就会破灭，变成荒诞感。

臧昭伯召集流亡者，要大家一起盟誓，盟书是这么写的：

 

“戮力一心，好恶同之。信罪之有无，缱绻从公，无通外内。”

 

同心合力，好恶一致，不论有罪无罪，坚决追随国君，不要和国内的人串通消息。

前面的话还好说，“无通外内”是什么意思？要想帮国君回家，不就得和国内的人联络吗？

道理很简单，现在这种局面，鲁昭公要是还想回国，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晋国、齐国这些外国势力的帮助下，武装打回鲁国去，灭掉季氏，把鲁昭公送回国君的宝座。

一种，和国内的人谈判，让鲁昭公和季平子和解，然后回国。

前一种回国方式，对鲁国的伤害会比较大，毕竟先要被外国军队蹂躏一轮。但对臧昭伯这些流亡者来说，很好。因为季氏被干掉，他们就是鲁国的当权派了。

后一种回国方式，却是臧昭伯绝不能接受的。因为季氏和鲁昭公达成表面上的和解之后，也许不会拿鲁昭公本人怎么样，却一定会翦除鲁昭公的党羽，——就好像西汉昌邑王，当了二十七天皇帝然后被废了，他自己又活了很久，物质待遇也不错，所以对他的墓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还能发现那么多让大家兴奋的东西，但是被废的时候，昌邑王身边的人，可是被推到市场斩了的。

所以，后一种方式回国，将来自己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那干脆让国君回去，臧昭伯这些人自己留在国外行不行？也不行。现在齐国对鲁昭公一行热情款待，是因为鲁昭公对齐国来说是一张牌，有利用价值。国君一旦回国，臧昭伯他们对齐国来说可没什么用，日子马上就会难过。

臧昭伯他们是多不能接受鲁昭公和季平子和解呢？他们马上就表演给大家看了。

这时叔孙氏的宗主是叔孙昭子，他是三桓之中威望最高，也最亲近公室的人。叔孙昭子到齐国来找鲁昭公谈判，内容无非是：承诺确保鲁昭公的安全，希望鲁昭公同意回国。

结果流亡者们恨不得把叔孙昭子杀死，叔孙昭子只好从小路回去了。

又有人想悄悄把鲁昭公带回国，结果被发现，就被扣押下来了。这时候这些流亡者的架势，感觉已经不是追随国君，而是绑架国君了。

后来，晋国也以诸侯霸主的身份，提出让鲁昭公回国，和季氏好好相处。流亡者始终坚持不除掉季氏就不回国，最后晋国也撒手不管了。鲁昭公终于死在了国外。

 

作为流亡者中卑微的一员，孔子这时候肯定很难受。我都是和些什么人在一起啊，说起来是报效国君，可内心全是自己的猥琐算计。

这一年孔子三十五岁，孔子十九岁结婚，二十岁生子，也就是说他有一个中学生年纪的儿子。孔子流亡到齐国，有没有带老婆孩子？史书上并没有说。

如果没有，那么这段时间就是女人独自在家带孩子，这种日子是什么滋味，姥姥家长大的孔子最清楚；如果带着，那就是另外一种麻烦：原来好好过日子，突然因为男人的一个莫名其妙的理想情怀，全家被带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生活质量直线下滑。这个女人会不会抱怨？

没准，孔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名言，就是这个环境催生出来的。

总之，孔子慢慢疏远了流亡者集团，开始另外找工作机会。

《史记》说孔子做了齐国大夫高昭子的家臣。这句过去也有人怀疑，说孔子这么高洁，怎么可能做别人的家臣？而且这个高昭子，人品不怎么好，能力也很糟糕。

这个就是后世孔圣人的脑残粉想当然，其实孔子投到高昭子门下这件事特别合理。一来孔家世代就是家臣地位，孔子做这个工作没啥心里障碍；二来高昭子是齐景公的宠臣，齐国负责接洽鲁国君臣的，就是高昭子。所以孔子和他有接触，很正常。一来二去，不管谁主动提出的，孔子到了高昭子门下，是自然不过的事。至于说高昭子的人品、能力不好啥的，论据都是后来的事，这时孔子也不知道。

而因为高昭子，孔子又有机会接触到了齐景公。

 

《史记》是这样讲述这段时间里孔子和齐景公的关系的：

有一天，齐景公问孔子应该怎样治国，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句话简单翻译，就是君主要像君主，臣子要像臣子，爸爸要像爸爸，儿子要像儿子。要阐释内涵，则可以有无穷的丰富性。

齐景公听了很高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对极了！假如国君不像个国君，臣子不像个臣子，父亲不像个父亲，儿子不像个儿子，即使有很多的粮食，我怎么能吃得着呢！

不管这句话有多深刻的内涵，齐景公的理解显然很直接，君君就是君主要有权威，臣臣就是臣要服从君主。

鲁国是君不君，臣不臣，所以鲁昭公逃亡到齐国来了。而当时齐国的情况，也是君不君，臣不臣，大权落在大夫陈氏手里。齐景公本来就活得很有危机感，现在更加兔死狐悲，自然觉得孔子的话，切中时弊。

过了一阵，齐景公又问孔子治国的道理。孔子说：“政在节财。”减少行政开支最重要。齐景公又很高兴。这句话也算有针对性，因为齐景公很奢侈，而陈氏却用各种方式补贴人民收买人心。

参考《左传》提供的形象，齐景公是那种脑子很明白，但就是改不了的人，反过来说，孔子的话有道理，他是明白的。

于是齐景公就打算封一块土地给孔子，结果被晏婴劝阻了。

晏子的话很长，他先列举了儒者的四个缺点：第一是“滑稽而不可轨法”，太能说，但不讲究可行性；第二是“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太骄傲，不服从领导；第三“崇丧遂哀，破产厚葬”，喜欢把丧事办得特别隆重，铺张浪费，败坏社会风气；第四“游说乞贷”，在国际间奔走捞好处，没有国家观念，不从国家利益着眼。

然后具体到孔子，晏婴说孔子把礼节搞得特别烦琐，一辈子也学不完，按照他的思维治国，会把普通民众搞得很惨。

齐景公被晏婴说服了，以后就不再问孔子关于礼的事了。

又过了几天，齐景公对孔子说，我不能像鲁国对待季氏那样对你，于是“以季孟之间待之”。他给孔子的待遇是，是比季孙氏低一点，比孟孙氏高一点，也就是相当于鲁国叔孙氏的待遇。叔孙氏是鲁国的第二大家族，这个待遇实在也是非常高了。

齐国大夫们于是想加害孔子，孔子也得到了消息。这时齐景公对孔子说：“吾老矣，弗能用也。”我老了，不能用你了。感觉这话也是保孔子的意思，有人要害你，我不能直说，提醒你赶紧走吧。

于是孔子就走了，回到鲁国。

 

《史记》里这一段，是好几个信息来源拼起来的。

第一个来源是儒家的记录。像“君臣父子”的那段，还有“以季孟之间待之”这些话，都是《论语》里有的。孔子在齐国的时候，和齐景公聊天，聊得齐景公还挺欣赏，这是有可能的。但说齐景公曾经计划给孔子季孟之间的待遇，这个感觉夸张了。孔子一个外国人，地位也不高，在讲究身份等级的春秋时代，哪里就能这么以火箭速度提拔？

《论语》是孔子晚年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的，这些人最多只接触过晚年的孔子，甚至有人和孔子根本有直接接触。编《论语》的时候，孔子在齐国期间打过交道的人，基本都早就不在了。他们只知道老师有过一段在齐国的经历，具体情况就是一种死无对证的状态。晚年的孔子随便怎么说，都不会有人来反驳；更重要的是，即使孔子不吹牛，学生为老师吹牛的动机是很强烈的。

比如说，孔子只说了一句，我跟齐景公说了，要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弟子们出去一说，就变成老师把齐景公教育得五体投地。毕竟，把老师说得越牛，对自己找工作越有利。

第二个来源是墨家的记录和一些战国杂说。晏婴批评孔子的那段话，《墨子·非儒》和《晏子春秋·外篇》里，就都有类似的说法。对晏子的这些批评，后世儒生是很愤慨的，说司马迁这人也真是，什么胡说八道的东西都信。

儒生们的理由一：晏婴攻击孔子的话，没有一句在点儿上，全和孔子的行为是刚好相反的。孔子明明是不喜欢胡说八道的，要不孔子怎么会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呢？孔子明明是很谦卑的，孔子明明是反对无原则的厚葬的，孔子明明是很爱国的……你说的那些，这哪里是孔子啊？

儒生们的理由二：你把《左传》里晏婴的言行好好看一看，晏婴也不是说这种话的人啊！孔子对晏婴很尊重，两个人应该是朋友，晏婴怎么会诬陷孔子？

所以这段话，是墨家弟子攻击后来的儒家的。马克思还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呢，孔子再伟大，也难免有些不肖弟子啊。这些不肖弟子确实像这段话里所说的这样，所以墨家就假定，儒家的祖师爷，也和他的不肖弟子是一样的。

这个分析不能说没道理。不过，孔子在齐国做大官，本来是根本没可能的事，被墨家这么一攻击，反而好像千钧一发，不是晏婴出来阻拦，孔子差点就得手了。对不关注情怀而只关注成功的人来说，客观上起到了吹捧孔子的效果。这个也是蛮讽刺的。

 

总之可以确认的事实是，孔子在齐国没找到什么做官的机会，他在齐国的收获，主要是音乐方面的。

他在齐国听到了据说是舜的时候传下来的韶乐，喜欢得不得了，评价说，周武王传下来的音乐叫“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动听极了，但是德行还不够，因为周武王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的天下，孔子不喜欢暴力。而韶乐呢？“尽美矣，又尽善也。”尧舜禅让，美感和德行都是完美的。

孔子于是就学习韶乐，身心完全沉浸其中，“三月不知肉味”。这句的意思，可能也不仅是说不知道肉的滋味而已，肉食者是对特权阶级的称呼，不知肉味似乎也可以指忘掉官场里那些事。烦心事太多，只有在音乐里什么都可以忘掉。

 

六 说走就走的归程

 

孔子究竟在齐国呆了几年，没有确切记录。

有一种猜想是七年。因为鲁昭公是在昭公二十五年出奔，三十二年去世，流亡了七年时间。那么按照忠君的逻辑，孔子七年后才回国，最高尚。

但如果孔子是这时才回国，恐怕季平子要不乐意了。

听说鲁昭公去世，季平子是长出了一口气，国君流落在国外的尴尬局面终于结束了。这七年里面，季平子大体是希望鲁昭公回来的，毕竟这事说出去太难听了。但是鲁昭公不停在国际间运作，不但要回来，而且要驱逐了季平子才肯回来。所以这个问题才拖着没有办法解决。现在鲁昭公终于用自己的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而流亡者们扶着鲁昭公灵柩回国，走到一个叫坏隤的地方，——这个地方今天也属于曲阜市，就是已经非常接近当时的国都了。

这时消息传来，在季平子的支持下，鲁昭公的弟弟已经准备要即位了。就是说，季氏绝不容忍昭公的儿子当国君，这些人就都跑掉了。

这些流亡者很清楚，回去之后，要被季氏清算的。

之后，季平子确实表现得对鲁昭公很愤恨。要不是其他鲁国大夫劝阻，他想给鲁昭公起一个很难听的谥号；季平子又想不让鲁昭公和历代鲁国国君葬在一起，想在鲁昭公的墓和其他国君的墓地之间挖一条沟，但也被劝阻了。最后，沟没挖，修了一条路，昭公墓在路南边，之前历代先君的墓在路北边，还是隔开了。

这个问题一直到后来孔子当司寇的时候才解决，孔子在鲁昭公墓的南边又挖了一条沟，所有的墓都在沟北边，表示先君们还是在一起的。

这些细节都说明，季平子心里是非常记恨鲁昭公的，对忠心追随鲁昭公的人，也是不宽容的。等到鲁昭公去世你才回鲁国，那基本表示你是鲁昭公的死党了。

而我们知道，后来季氏对孔子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善的。所以孔子肯定不在昭公去世后才回国的这批人里面。

如果孔子提前回到鲁国，则可以算是对季氏友好的表现。你是臧氏的家臣，臧昭伯出奔你也得跟着走，这个大家都能谅解，然后你又提前回来了，立场转变比较及时，也算很知趣。

孔子提前回国，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当然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地方，对当时大多数人看来也没啥不对。但至少一部分人会说，孔子你那么喜欢讲君臣大义，你为什么不忠于鲁昭公到底啊？这是可以算污点的。甚至于我猜想，史料当中没有孔子回鲁国的精确时间，或许也有为圣人讳的原因。

 

有不少学者认为孔子在齐国就待了两年。是因为看重《礼记·檀弓》里的一条资料：

吴国的延陵季子，就是那位让国的季札，有一次出使齐国。——根据《左传》，知道这次出使是在昭公二十七年。

季札完成使命，准备回国的时候，他的儿子死了，就地安葬。

孔子说：“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季札是吴国懂礼的人，我要去观摩一下这次葬礼。

结果，季札给儿子挖的墓穴很浅，都没有挖出地下水来，死者身上穿的还是平时的衣服。。安葬后堆起坟头，坟头也不大，和墓穴相当，一般人身高的人，伸手就能按在坟头上。就是说以通常的标准看来，这个葬礼相当简陋。

之后，季札袒露左臂，哭着绕坟墓三圈，嘴里说：

 

“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

 

意思是，儿子你跟着我出使，人回不去了，就安葬在这里，但灵魂是想去哪里都可以的，你会和我一起回吴国的吧？

说完了，季札就走了，回吴国去了。

孔子在旁边看着，说：“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 延陵季子的做法，是真的领会到礼的精神的吧。

季札这个表现，既豁达，又深情。孔子被深深打动了，说明孔子也是个既豁达又深情的人。这也就是《论语》里讲的：“丧也，与其奢也，宁戚。”晏婴攻击孔子喜欢把丧礼搞得奢侈什么的，确实是胡说八道。

主张孔子在齐国只待了两年的学者，为什么看重这段记录呢？因为季札是把儿子葬在“嬴、博之间”，这个地方，在齐鲁边境上。

孔子看着季札的背影远去，他们父亲的肉身，儿子的灵魂，都回家乡去了。离家乡已经这么近了，我回不回呢？于是孔子也上路了，这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归程。

孟子说，孔子离开齐国，是“接淅而行”，就是淘好了米，想想，不煮了，走吧。

这其实也算不上什么论证了。不过确实是一种既合理又诗意的想象，没有别的史料，就姑且相信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