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字汇的构造

汪德迈 汉典文化传播

作者简介：汪德迈，法国著名汉学家，为法兰西学院铭文与文学学院 (Académie des In*ions et Belles-Lettres) 通讯员。其研究着力于甲骨文、儒法家思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国思想史以及有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的文化史（韩国、日本、越南）。有专著六部，文章一百多篇。获法兰西学院儒莲奖（Prix de Stanislas Julien） 、法兰西学院铭文与文学学院最重要的奥马楽奖（Prix du duc d’Aumale）、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Chevalier de l’ordre de la Légion d’Honneur）、法国教育荣誉勋位（Officier de l’Ordre des Palmes académiques）、日本神器金银星 （Etoile d’or et d’argent de l’Ordre du Trésor sacré du Japon）。

我们看到，甲骨文达3881个字（参见第二章末尾关于李孝定研究部分）。青铜铭文差不多相当，按容庚的统计为3722个字，不过，字汇明显增加，因为甲骨文很常见的同字变体，在金文中要少得多。至于成熟的文言字汇，当作家文学开始之时，在中国最古老的字典《说文解字》里达到9475个字，该字典是文字家许慎于公元100到121年，用二十年时间编撰的。如此数量的不同字符，它是如何创造出来，既比较易于读又比较易于写的呢？那是因为，所创造的并非一连串口语词汇的特殊符号，而是非常合理构成的文之“新-词”，它们之间形成一个网，其张力由一个理性结构支持，使之易于把控。我们从这一角度来检视中国表意文字。

我们谈到，这一表意文字特有的新文词，其原型是占卜方程亚支算子的“贞”与“占”。这两个字是作为所有占卜方程的支算子“卜”字的派生词被构造的。因此，从初始就用的原则使中国表意文字有别于其他文字：以字造字的字生成法，而不是通过特殊修辞词造词的造词法，后者代表整个口语字汇。

因而，通过字汇的自生创字，出现于占卜方程的表意字起源本身。但在很久之后才被理论化。之前，文字的创造自然是占卜官的事，占卜官从事造字，完全在占卜理性这条在线，占卜理性是中国占卜学所有演进的基础。其理论的建立在文字教育普及而引发文字学思考之后。我们看到，文字与数字同时教授给贵族子弟。（参见第三章末六艺部分）。该教育在很长时间内是非常精英化的，之后普及到整个百姓阶层。在战国前夕，作家文学兴起时期，走向其底层。《周礼》是这样说的，保氏为文字教学的主管，其职责之一是督查六书教学。但《周礼》对此未作多言。要了解其范畴，我们得参阅许慎的字典。

该字典的标题一上来就点出表意字汇的创造原则。确实，在这个标题里，许慎将其所言之“文”与通常所认为的“文字”区分开来，而把“文”纯粹作为“原-文”，即完全是原初的文，未由存在的字构成。他称后者为“字”，专指“原-文”以其为前-字（偶尔简化）构成的派生字。该书名“说文解字”指的是，此书通过细论“字”之（前-字）结构去“解释”字，只“陈述”原-字，而不去“解”，因为这些“原-文”本身并无组合（相反，它们是其他字的组合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作为原-文字的“卜”仅仅被“陈述”而已，在象形符号的意义上（甲骨火灼之裂痕），而不“解”。解就会将此字拆解为一横（—）一竖（│），但它们不是含有意义的基本字素，许慎对其作了区别。相反，“占”字（参见第二章中关于卜字的段落）被“解”为《由卜与口组成》。我们这里看到最初两个例字（另一个是“贞”字，命辞）之一，其自动生成法被许慎视为根本，他用作字源意义，尽管它指“中国字”，许慎将“字”解为“子”在“宀”之下，表示“大家庭”，象征（字相互孕育）“繁衍”。对构字规则应用的深入分析，使中国字汇归入六书分类，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有所记述。下面是六书，以双为对。

1. 两种“原-文”（许慎简称之为“文”），是“象形”（见图13）与“指事”（见图14）。“象形”是简单的文，物象随体。如“日”“月”“鹿”。

图13　若干甲骨文的象形字

图14　若干甲骨文的指事字“指事”亦为象形，但“指”表示由所带的区分符表示意指。如在象形字“刀”上加一点，即成“刃”字，表示“尖鋭”；在象形字“弓”上加一个小记号，成“弘”字，表示威力。

2. 两种以其他字创字的方法是“会意”（见图15）与“形声”（见图16）。会意字由语义性字谜形式构成，各取几个简单的字作为基本字素，会其特殊含义而构成新字义。例如，象形字“牛”与象形字手握棍组成“牧”；象形字的宝盖头、草丛与人、与冰点组合成“寒”字。形声字也同样，由几个基本字素构成，但并非是语义上的会意，而是会意以指形意（许慎称之为“字形”，西方汉学家称之为“字根”）与形声部分（人称之为字之音素，读音接近原先作为独立字的读音，但也不一定相同）。例如，“斧”字，由象形字“斤”（形意）和作为形声的“父”字原为（象形字，一人举令牌即父，此处取其音）构成，发音为ziak（由石头的象形字代表，但这里取其音diak），形成“斫”会意字意为斧头diak（今天读音为zhuo）。

图15　若干甲骨文的会意字之结构。

图16　若干甲骨文的形声字之结构。

图17　同音假借字（“东西南北”字所假借的象形字的本义不确定，因为殷朝时代的口语不可考）

3. 另外两类假借字，不是新创，而仅仅是更用已经有的简单的“文”或组合“字”。“同音字假借”（中文只是“假借”）指的是口语中一个字其发音与文言要记下的一个字发音相同，为同音异义字，故取而用之。比如，表示方位，很难用象形或会意表示，人们便用“假借字”来表示。假借字的第一义（从此消失），将口语表示方位同音异义字用作参照：东方借用象形字表示包囊的“东”，口语中此字肯定与表示此方位的词同音。西方借用鸟巢的象形字“西”。南，借用钟鼓的象形字。北，借用会意字表示二人反向而视，原义应该是向背。（见图17）

关于这一点，请注意，上面谈到的“纯语音”意义上的假借，完全去掉了假借字最初的意思（我们今天只能假设之），仅仅“顺便”假借一直在通用，以便根据情况，巧妙地使用一个常用字去替代另一个同音字，后者或被遗忘或比较难写。如孔子的故乡鲁国的“鲁”，被借用而不用“鹭”。在这种情况下，并非是创创新字，而仅仅与文体相关。

至于同义转注（中文里这些同义词被称为“转注”），指的是最初为一个字，分离出两个相近的含义，但发展出各带其含义的不同的两个字。通常，当然也不絶对，分离在字形上略有体现，如表示已逝父亲的“考”就用了象形字，上面加了点乱发的“老”（见图18）。不过，字也可以不变，如许慎给的例子，chang长与“年长”意之zhang长。在他的字典中，当含义的分离通过字形些微变化来表示时，这对不同的字在其字典里互为训，“考为老”，“老为考”。因此，此类词被称为“转注”，数量相当少。

图18　转注的双字：老/考

后两类字我们不论亦可，因为它们不是纯创造，仅仅是更用已经存在的字。中国表意文字的特性是在前四类中体现的。甲骨文字中，即文字初有时，它们均已经存在。史-卜们有系统地通过字之间的相互组合，进行字的再节序，而非简单地取用现实里通过自发的语言节序而自然构成的口语词汇。当然，两种语言的节序相互覆盖是极为经常的（参见前页），文言如是取用口语词自然排序的一个成分。也观察到相反的情况，比如，占卜方程中作为参照系的运作“卜”（行占）、“贞”（问占）、占（占辞），是口语通过其发音融合纯文新字。

要注意，即便是对真实的两种语言节序，第一种，通过完全自发的自然语言，第二种，通过深思熟虑而形成的文言，相互间有相当的覆盖，但是，思考（当然在自然语言里）自然语言所自动推进的现实节序，以便将之用文字理性化，如中国史-卜所作的那样，或承继自然语言的纯粹而简单节序，仅仅用文字手段作以笔録，如那些发明纯作口语记録的文字（甚至表意字）的人那样，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在后一种情况里，拼音文字是表意文的必然导向。在中文，注重字汇构建系统化的文字演变，其导向则是逐渐推进的表意文字节序的理性化。

在整个表意语言的成熟期间，即许慎字典所録入的那种表意语言达到的字汇状态，结构理性化用力甚大，且颇为深刻。而后这一理性化随着字汇数量的逐渐增加而更缓慢地延续。它自始至终朝一个方向发展：通过简约到形-声字造字的唯一模式，去统一字汇生成的不同方式。李孝定通过下述三大阶段的统计为根据，对这一理性化进展作概述：第一组数据是1226个甲骨文字，第二组数据是许慎字典所收入的9475个字，第三组数据报括宋代郑樵《六书略》所编入的24235个字。形声字在甲骨文里为百分之二十七，在许慎的字典里占百分之八十一，在郑樵的统计里占百分之九十。此外，1716年官方出版的《康熙字典》里，47021个表意字中，形声字有42000多个。根据郑德坤的观点：“如果把近两三个世纪的新词算上，汉字的字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由形声字组成。”

为什么形声字是如此强势，几乎涵盖所有字汇呢？会意字的产生，确能响应中国表意文字的本质，由此造出最初的字（如贞和占两字），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但是要造出结构严密的会意字是不容易的。该造字法对专有名词甚至毫无意义。对专有名词，史-卜们只能造新字或通过假借的办法。我们观察到，在用假借的办法之前，占卜师们用十分抽象符号（+［=甲］，乙……丁……壬……）来命名干支。至于用假借的办法造日子之名称，并不会因同音字而混淆，上下文通常毫不含糊地定出日期的字义。用假借的办法造人名，因为通常用两个字（祖甲、小乙、文丁等等），也不会因同音字而混淆。不过，在人名或地名上用假借办法造字，通常因上下文而落入歧义，于是占卜师们想到用一个区分符来去除歧义。比如，甲骨文里有十几个与其他常用名同音的妻名，或用同音表意字如“井”“果”“羊”“鼓”等，或通过加入作为偏旁的“女”（“女”+井、果、羊、鼓）表示。同样，一条河流的名称，与“麦”同音，或就用谷物的“麦”，或加上偏旁“水”并“麦”（水”+“麦”）来表示。同音借用字加上区分音符，是形声字的原形。只需系统地将区分符标准化为字的偏旁，将同音借用字变为发音，即可成为纯粹的形声字。

这一系统化是否就像那些坚守普世理论的人所以为的那样，会走从表意文字演化到表音文字路子呢？絶非如此。我们首先注意到，如果真的存在一种导致中国表意文字有此走向的历史普世法则，其必要性也会是极为相对的，既然今天，形声字（上溯到甲骨文）出现后三千多年，中文始终用表意书写。因为，形声字的构成完全没有依照这一所谓法则。倘若形声字原本依照该法则，中国表意文字本来应该从表意向表音系统化演化，逐渐缩减为少量音素符号（声旁）。而当代中国文字所用的音素，据上世纪苏惕尔的统计，达886个。这与音素符号的简约相差甚远。事实上，人们只是想出构造形声字的办法，以减弱构造会意字所受的强烈限制，会意字阻碍文字的自动生成。在形声字中，重点放在字各部分的组成，而寻找各组成部分之间含义的需要成为次要的了，以便于寻求一种更容易找到的简单的同声关系，尤其在带有大量同音字的单音节语言里。这一便利是通过构字成分由语义向音义转变，但絶非是自然相关义过渡到第二层组合，相反，表音相关义极弱，得以使用近千个基本字素——相当于一般基本字汇量。中国卜史就是这样在几十个可借用的发音中进行选择去创造形声字。并回到字的表意语义性来结束选择。例如，三个形声字“浅”（古音ts‘ien），“盏”（古音tsan），“贱”（古音dz’ian）中的形声部分“戋”（古音dz'an）是一个象形字，由两把戟构成，意为“损害”，引申义为“减损”“较微小”。因此，即便是形声，也保留了表意文字的原则，即对象征含义的寻求更胜于对完美同声字的选择。形声字的比例，完全依从其形声部分发音的只占五分之一。因此，把中国表意文字的形声机制诠释为具有向表音文字发展的意义，这就完全弄拧了。使用形声，完全不是表意文字转向拼音文字开始，相反，是通过转化会意创字的困难，使表意文字得以继续的一个上策。会意字代表中国字自动生成的第一层，甲骨文里自动生成字为数最多，为所造字的32%，而形声字为27%，随着字汇的增多，用会意创字变得不容易了。在许慎的字典中它占不到13%，而81%为形声字，在二十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化字之前的中文里占不到5%。

这些数字显示，在文言的成熟过程中，字汇的规则化曾经是多么地彻底。不仅新字的创造愈来愈遵循形声字模式，同时，几乎是同步，那些已经被另创的字也依此模式被重构，首先是原初的会意字，之后甚至是象形字和指事字。重构是在原先的字上进行，取原先结构，作字的部首与声部，哪怕会造成反义，或只是加一个部首。其次，是通过将原初成字的基本勾勒（笔划）减到极致，简化字的构造。最后，在公元前三世纪，经典毛笔的创造，以“永”字八法为准的笔划标准化，使中国字最后定型。（参见图19）

图19　永字八法（1侧，2勒，3弩，4趯，5策，6掠，7啄，8磔）

中国文言从各个方面完全理性化、标准化，不仅不再因书写与阅读的便利而向拼音文字让步，而且印证了一种深入事物之宇宙意义的占卜力量，通过所用的所有词语与形声的结合，为思想提供了阅读世界万物含义的出色解碼。由形声字模式下所有字汇的规范化而创造的这一解碼，它的形成，得力于同一部首所构成的所有字形与相互构建的同音字之声旁（参见图20）在语义上的交会。

图20　文言字汇之所抽象的一部分。汉字字汇之十分理性化的文字亲属的关系，由形声字模式下：同一部首所有字含有首系之互相关系，同一声旁所有字含有旁系之互相关系

正是通过这一解碼，宁静为“安”，“屋下女子”，坦率为“信”，“人言”，朝霞为“旦”，“日出地平线”，四季之一为“春”，“日光作用下的苗芽”。正如出色的书法家康有为（1858—1927）所言：“驰思造化古今之故，寓情深郁豪放之间，象物于飞潜动植流峙之奇，以疾涩通八法之则，以阴阳备四时之气。”

自然语言无疑也有其诠释世界的解碼。不过这一口语辞源群所带有的解碼对思想没有任何影响支配力，因为它完全不再可以视读。要明白这一点，只须翻阅语言学大家王力的一部学术著作，作者力图复原汉语词的形声字源，就像它们应该自然而然地受自然口语的编织似的。这项工作以丰富的历史音位学为基础，对近三千字进行研究，假定地复原出近千个词族源，每一个通常只含两到三个或四个词，很例外地有一词族含二十个。

要衡量以表意字为代表的文言词群之间的差别，我们以“女”与“母”字为例。（参见图21）“女”（古音为njjiak）字，王力只找到一个与之可能有字源关系的“奶”字。他也指出三个同音字，但均为第二人称代词形式，不太可能与偏旁“女”嫁接，而这三个字与该偏旁的同音肯定不过是巧合现象。

图21　从女/母字派生来的几个字（一共有五十多个）

至于“母”字（古音为məg），在表意字汇里与“女”相同。两个字互为转注：古文字源同为一人跪坐（传统的雅态，日本至今通行）的象形，不同之处是上加两点以示乳房为“母”，而“女”字则无。而还是王力的观点，作为自然语言中的“女”，并非与“母”而是与另一表示“孕”的“腜muə”字有姻缘关系（“某”的异体字，月为偏旁，已弃用）。在文言里，我们找到母/女二字大量的亲属，远远超过这里所提供的例字（参见图21）。以“女”为偏旁的字约有250个，以“母”为偏旁的字则还要多出10个；以另一个向度看，“女”与“母”的发声各自还有十余个联姻字。这意味着文言字创造出大量的同族字，远远超过自然语言所创造的字汇，即便自然语言词族肯定要比博学的王力所能找到的那几个要多得多。

因为实际上，自然语言的词族形成于口语，故没有留存初始的痕迹。需要历时性语言学在其所形成的书写源头去重构这些字群，如果这一源流导向的只是非音素的文字，如中国语言文言文，重构就非常困难。相反，以文言的图画性汉字而非话语的声音词去认知世界现实，这一词义编码，因为它是“文“字的，所以完整地被保留了下来，因为是视觉的，故非常含蓄。当然，它所提供对事物的解读并非是科学的。但在中国的科学、诗学与美学精神所修正的所有解读的基础上，它是中国世界观最早的幻灯片。而这部最早的幻灯片是由占卜学理性拍摄的，不是拍摄我们的西洋文化的神学理性。

——摘自 汪德迈著，金丝燕译 《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 ：占卜与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