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说：写《白鹿原》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次会上，李星绕到我的身后耳语：“今早听广播， 《平凡的世界》评上茅盾文学奖！”接着说：“你年底要把那事不弄成，你干脆从这楼窗户跳下去！”回家后我给老婆说：“快擀面，晾干，我背上回老家去，这事弄不成，咱养鸡去。”“收到人文社高贤君喜出望外的来信以后，我泪流满面，爬到沙发上半天没起来，老婆慌了：‘出啥事了，出啥事了？’我说：‘咱不养鸡了！’ ”白鹿原不死，陈忠实就活着
文/阎纲
20年后，有研究家认为《信任》最后对“仇人”的处理简单而幼稚。其实，颇有新意。奉命紧跟的结果，迫害者与受害者结仇，不料，从报复流血到下跪忏悔再到人性复归，对灭绝人性的反思进而对报复者的宽恕，让所有受“左祸”毒害者之间对恢复信任抱有期待，残酷斗争下去，冤冤相报何时了？
2019年10月14日，88岁高龄的阎纲先生，在故乡礼泉县为“陈忠实系列作品典藏 ”版画题词。
阎纲为【陈忠实系列作品典藏 黑白版画】题词。（微风读书会 创意策划，郭伟利 制。）
1981年10月，我受《文艺报》之命又回西安，同陕西作家促膝谈心，话题是农村题材创作之迫切。近年来，文学题材新突破的同时，农村题材被忽略了，岂知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农民是衣食父母，是农民穿上军装上前线打仗。不能忘记农民，尤其不能忘记改革开放时期的农民问题。忠实，你一贯重视农民题材，有何高见？
忠实说：八亿农民支撑着我们国家，农村实行新政策后，农民有信心了，感情复杂了，相互之间的关系淡薄了，对集体不大关心了。作品要是只写今天的承包责任制，写明天有钱花，把农村干部个个写成南霸天，那太肤浅了。我坚信深入生活是可靠的，我固执地在纷乱的现实中拨弄自己要寻找的东西。生活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素材，也可以纠正我们的偏见，这一点，我从不动摇，深入生活，点面结合，写起来才有根底，不会走大样。
不久，有消息传来，说大家尊敬的评家朱寨《人民日报》上热议《白鹿原》的文章，上层发话说《白鹿原》比《废都》还坏，撤版不用了。我很不以为然。
我私下对忠实说：《白鹿原》的突破，体现在历史的深度上——通过隐秘的心灵史质疑万能的“斗争哲学” ，具有举重若轻的智慧和诸多层次的实证，成就石雕式的现实主义。
忠实说：写《白鹿原》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次会上，李星绕到我的身后耳语：“今早听广播， 《平凡的世界》评上茅盾文学奖！”接着说：“你年底要把那事不弄成，你干脆从这楼窗户跳下去！”回家后我给老婆说：“快擀面，晾干，我背上回老家去，这事弄不成，咱养鸡去。”
卧薪尝胆，悠然见南山，三年四年、五年六年。
“收到人文社高贤君喜出望外的来信以后，我泪流满面，爬到沙发上半天没起来，老婆慌了：‘出啥事了，出啥事了？’我说：‘咱不养鸡了！’ ”
但是，评“茅奖”时障碍重重，评委会的意见绝然对立。多亏陈涌，他最后拿出正式意见，说“ 《白鹿原》深刻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现实的真实” ，“作品在政治上基本上没有问题；作品在性描写上基本上没有问题” 。两个“基本” ，必须修改才能参评。改了，评上了。这一届评奖被延迟两年。
问他：“改了哪些？”
他笑了：“删去田小娥每一次把黑娃拉上炕的动作，还有鹿子麟第二次和田性过程的部分，关于国共两党‘翻鏊子’也删掉一些，总共约两三千字。”
又一次乡党聚首，白描和白烨说：像陕西媳妇揉面一样，揉啊揉，揉得不能再筋道了才算完；《白鹿原》会成为世界名著！何启治转述范曾对《白鹿原》的赞誉：“一代奇书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海外有学者说， 《白鹿原》比之获得诺奖的小说并不逊色。
平地一声雷，你走了！
忠实，你走了，走得清醒，去得平静。别了，还会再见。
看，这个西北高原“愣娃”硬汉子，风餐露宿，啃着“死面饼饼” “锅盔” ，吼着秦腔，慷慨激越，热耳酸心，一路呼啸而来。
我不说“别了” ，说“再见！”只要《白鹿原》在，你就活着！
陈说：咱们陕西这一代作家，没有不敬重柳青的。柳青是伟大的作家。我说：你是柳青的好学生。你在人性化、个性化的复杂、精确与出神入化以及小说的技法和修辞手段等方面，得益于柳青，当然，陕西文坛上、中国文学史上，只能有一个柳青。我说：《创业史》里，常常用绝对正确的头脑思考，用“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指示教育农民，《白鹿原》抚今追昔，知往鉴今，好像提示人们“最严重的问题是接受农民的教育”。陈说：柳青扎根农村十四年，把自己变成农民和农民的教育者。我说：柳青是深入生活的模范，但是刚下生活（正处于合作化高潮时期）大约两年多的时间，就匆忙动笔，写作长篇小说，有灵感的冲动，却来不及积淀资源产生距离美，直面富裕中农率尔应战，而且预告要写到大跃进人民公社。我说：十年文革的炼狱，柳青醒悟了：“决不能把人民驱赶到共产主义”，而且改口说：“第四部主要内容是批判合作化运动怎样走上错误的路。”这是反思后理性的觉醒，是人格魅力的劲升。柳青死得太早了！要不然，《创业史》第四部衰年变法、不可限量！你比柳青幸运，因为你经历了以一脑治天下的文革，又在基层摸爬滚打二十年，尝尽甜酸苦辣，坚信只有实践才能检验真理。陈说：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半个多月后的正月初二，中共中央迫不及待发文，给地主、富农摘帽子，也给我壮了胆。我说：《白鹿原》的诗魂在精神，在发掘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民族精神，包括处世、治家、律已和自强不息的过程中善恶因果的对立与调试，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农民的出路：向何处去？祠堂还是庙堂？捣毁还是改制？纲常名教还是日出而作？人欲、阶级性还是文化冲突？《白鹿原》的突破，体现在历史的深度上，即通过隐秘的心灵史质疑“万能的斗争哲学”。所以，1993年7月我在讨论会上的发言《【白鹿原】的征服》中称赞“《白鹿原》是个里程碑！”陈说：其实，写《白鹿原》，我的心情非常复杂，生活也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娃上学快交不上学费了。我给老婆说，我回原上老家去，你给我多擀些面带上，这事弄不成，咱养鸡去，养鸡为主，写作为辅；事弄成了，咱写作为主，养鸡为辅。老婆给我擀了一大摊子面，说吃完了回来再擀。我问：你是在路遥《平凡的世界》大获成功的压力之下发愤写作的？陈说：我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开会，路遥发言，李星绕到我的后面耳语：“今早听广播，《平凡的世界》评上茅盾奖！”接着说：“你年底要把那事不弄成，干脆从这楼窗户跳下去！”回原上后，我发愤写，到年底终于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我抱上稿子回到西安家里，老婆问：“弄成了？”我说：“弄成了！”就这一问一答三个字——不同标点的三个字！一天，碰见李星，他一把拉住我，说：“跟我上楼。”刚进他的家门，李星把50万字沉甸甸的书稿往床上狠狠地一甩，说：“事咋叫咱给弄成了！”1992年的一天，我回西安的家背面背馍，发现人民文学出版社高贤君的回信，一下子从沙发上蹦了起来，惊叫了几声，哭了，爬到沙发上半天起不来。老婆慌了，问“出啥事了，出啥事了？”我说：“咱不养鸡了！”（高贤君去世时，我难过极了，赶到北京和他告别。）我说：《白鹿原》评茅盾文学奖遇到重重障碍。评委会的意见绝然对立，致使这一届评奖延迟了两年。多亏陈涌啊！陈涌反复琢磨作品，然后在评委会上拿出正式意见，说“《白鹿原》深刻地反映了解放前中国现实的真实”，“政治上基本上没有问题；性描写上基本上没有问题。”但必须修改才能参评。后来改了？陈说：改了，评上了。据人文社副总编何启治统计，删去田小娥每一次把黑娃拉上炕的动作和鹿子麟第二次和田性过程的部分，关于两方“翻鏊子”的事也删掉一些，约删去两三千字。我说：《白鹿原》的最后，县长白孝文把既是“土匪胚子”、又是朱先生“最好的弟子”黑娃给毙了。儿子白孝文主持公诉大会，黑娃倒在血泊中，白嘉轩晕倒了，大病一场。最后的最后，他站在坡坎上对着南山凝视，鹿子霖来了，疯了，等鹿子霖走近时，他向他忏悔巧取慢坡地的恶行……。这一笔惊心动魄！朱先生说白鹿原上“翻鏊子”，到头来还是“折腾”，朱先生谶语成真。你写朱先生，像“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只能算是历史经验的象征。白嘉轩似乎是你理想化的艺术典型，不，又像，又不像。黑娃死得冤啊，怎么办？黑娃临死前叮嘱妻子道：“你要去寻鹿兆鹏。你寻不着，你死了的话，由儿子接着寻。”要是说《创业史》寄希望于神祇般的“庙堂”的话，《白鹿原》似乎寄希望“仁义兴邦”的“祠堂”，又不全是，旧礼教也吃人啊！本质上要革命的黑娃被吃了，所谓的淫妇田小娥被吃了，白灵被吃了！“风搅雪”、“翻鏊子”不能救中国，“杀杀杀、砍砍砍”不能救中国，“原上君子”白嘉轩不能救中国，“庙堂”、“祠堂”都不能救中国。黑娃枪毙了，黒娃血淋淋的头颅像一个大大的问号狠狠地甩在新政权的面前，怎么办？忠实，你给读者留下一个老大不小的想象空间。我感叹：陕西成为文学大省（更恰当地说，是“长篇小说大省”）的成功经验到底怎么说？没有《保卫延安》的压力，《创业史》的诞生会不会推迟？没有《创业史》出世，能否带动路遥、平凹、忠实、志安等一批青年作家“走出潼关”？（路遥说：“柳青是我的文学教父。”）没有《人生》《平凡的世界》的压力，陈忠实会不会破釜沉舟，以穿越历史为己任，视《白鹿原》为棺枕，自将磨励，一鼓作气，“咱不养鸡了”？
阎 纲，1932年生，陕西咸阳礼泉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6年供职中国作家协会，后调文化部，编辑家兼评论家。后期以散文随笔著称。著有《文坛徜徉录》《神·鬼·人》《冷落了牡丹》《文学警钟为何而鸣》《我吻女儿的前额》《美丽的夭亡》《阎纲文化之旅》等二十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