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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下游两大新石器文化上的统一及炎黄诸部落集团的融合，形成了夏、商、周三族。它们发源与兴起的地区虽然不同，祖先传说各异，而三族文化特征大体相同；它们勃兴与建国，不断交递，到西周已融为一体。 周人以少数人群入主中原，统治范围包括今黄河、长江流域和东北、华北的大部地区。为有效控制四方领土，周人以姓、氏、宗、族建礼法制度，分封诸侯，经几代征伐，百年磨合，终于将不同姓氏的宗族凝聚在了一起，为后世大汉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早在商代，商人为有效地控制中原地区，以法律与王权集中掌握资源，通过婚姻等方法，与各地诸侯国和藩邦建立起了庞大的姓氏宗族关系。姓氏宗族、法律与王权相辅相成，成为商王朝统治四方的有效手段。 当时，姓氏宗族的含义与今天不同，各自具有相应的含义。姓是指同祖的血缘集团；氏则是政治性的单位，同时也是姓的分族；宗是宗法制度下，按祖先祭祀的礼仪特权分级的序列；而族是指在同一旗号下的军事战斗单位。在商王朝的王畿以外，是与商王朝保持隶属、友好或敌对关系的各姓方国。这些方国有30多个，如周方、羌方、鬼方、召方等。他们都有不同的姓氏，周为姬姓、羌为姜姓、鬼为魄姓、召为子姓等，由此可见商的政治势力，仍以“姓”为国家的基础，其中再分出若干氏或族。 在立国前周国的地位只是商的附属，其国家基础也是以 “姓”为纽带。周王朝建立后，周人进一步吸收继承了商王朝文化，发展了商人的姓氏宗族制度。这就促使在西周时期，姬姓周人与子姓殷人的交融在各姓部族中首当其冲。 西周立国，周人为了能控制殷商遗民，容忍了商王室的残余势力继续存在。如武庚授封和后来周公封微子于宋等史实，都是在周商两姓相互融合这一社会背景下出现的。 武庚策反“三监”叛乱与周公的东伐，则是在大融合背景下姬姓与子姓两姓宗室矛盾的突出表现。周公为彻底解除殷商友邦与其他方国势力对西周王朝的威胁，对外征伐的战线拉得很长：北到梁山，南到淮上，由殷商王畿往东，张开成一个扇形，包含今山东及其南北邻近地区。 战事过后，周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充实周王国的凝聚性。具体方略包括建立了东都成周和分封了大批姬姓与姜姓诸侯，使姬姜两姓的宗族控制了全国的战略要地，为周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经过周公一番调整，周人与东土的各姓部族迅速糅合成为一个文化政治体系，逐渐形成了一个国族——华夏族。殷商时期，殷人只是自称为大邑，却没有“华夏”观念。而经过周人的军事与政治策略，周王朝内的各封国都自号华夏，成为了当时中华大地上的主干民族。 在西周时期，周朝所控制的核心地区居住的是渐渐融为一体的周商子民。而在周王朝统治的边缘地区，周人与其他若干古老的族群相互影响，描绘出另外一幅交融并合的画面。 西周时期的古代族群一族群是姬姓、姜姓和子姓，所代表的是商周交融的族群，是华夏文明的主干。另一族群多生活在当时周王朝统治的边缘地区，如己姓、董姓、彭姓等都属于这一类，其中有些应是祝融的后裔，有些属于徐偃集团，有些则是夏人后代。再加上南方的吴越与北方的戎狄，众多姓氏聚合在一起，构成了环绕西周四方的各姓方国。 不同的姓氏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传承。商、周文化主要源自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己、董、彭等八姓的文化多系出祝融集团所代表的屈家岭文化圈。嬴、偃、盈诸姓的徐偃集团相当于是在大汶口文化下发展起来的东方沿海文化圈。夏后代，姒、弋诸姓秉承的是光社文化一系。至于南方的吴越与北方的戎狄，其一是代表长江下游河姆渡以至良渚的文化系列，另一个则属草原文化。 西周以姓氏宗族为纽带，结束了商王朝时期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是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凝聚共生的关键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雏形赫然呈现，可以说，没有西周，就没有以后的中华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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