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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遗址中甗人头，刘家庄北M1046墓的甗中也有煮熟的人头。商人酗酒，献祭的牲畜和人的肢体可能会悬挂展示，或许是后世“酒池肉林”传说的来源。炮烙之刑可能描述的是“燎”祭。将人祭的肉酱赐给臣下，是商人传统的结盟方式，可能是周文王被迫吃伯邑考之肉的原型。纣王的种种荒淫故事，要放在商人整体的鬼神血祭文化中去看。而周灭商之后，以杀戮和人祭为特色的华夏就文明戛然而止，让尘世社会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故为华夏新生。新石器时期距今6000年前，中国出现了一些规模不大的村落，比如秦安大地湾四期；之后的两千年，人群共同体变得更大，我们可以“古国”称之。距今4300-4000年间，华北很多地方出现古国兴衰：陶寺、石峁、清凉寺、王城岗等，大概繁盛两三百年后解体，重归部落公共体。 
二期（距今3680-3610年），此时出现了整齐的路网和宫殿区。出土绿松石龙形器的M3墓，以及同期发掘的其他墓葬，没有发现任何兵器，和此前此后古国高级墓葬有钺或箭簇随葬不同。侧面说明这个时候阶级矛盾还没那么尖锐。 三期（距今3610-3560年），是极盛时期，对民众控制力扩大，1号宫殿和2号宫殿奠基。传说大禹治水是凿通了长江黄河，从工程可能性上看是不现实的。二里头人来自东南方100多公里的新砦聚落，新砦聚落存在于距今4000-3900年，约3900年前向西北穿过嵩山进入洛阳盆地，来到了古伊洛河岸边的二里头。新砦人的先祖应该是以旱作为主的土著，受南方煤山文化影响学会了种植水稻。
过去普遍认为二里头人的主食与华北地区一致，是粟。其实二里头人的主食是水稻。《史记》中记载禹“令益予众庶稻”，所谓“大禹治水”的内核，就是龙山末期古人改造湿地、开发平原的活动，新砦-二里头人排干沼泽种稻田，在龙山时代结束后的“大萧条”中，新砦-二里头人能够异军突起，水稻是重要原因。《孟子》记载“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就是描述排干湿地，这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古罗马城也是王政时期排干沼泽工程中初步建成的。
二里头一期地层有骨鱼叉和陶网坠，显示当年这里是水滨湿地环境。而崇拜龙的习俗，应该也和曾经的滨水生活有关。顾颉刚早已发现，“禹”字从“虫”，“鲧”也是水生，夏王朝王姓“姒”中的“以”是蜷曲的蛇形，这些古史信息不是偶然。二里头人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青铜对于二里头文化的长久持续非常重要，绿松石也是开采铜矿的副产品。按史书记载夏朝有四百多年，过程中二里头的青铜技术一直处在封闭之中，青铜制品也很少出现在外地。青铜作坊区的夯土围墙早于宫城城墙的建设，看来这里的防御更为重要。借后世的君主集权制运行规则想象上古，现代人以为当时青铜制造业应当在王权的直接控制下。不过二里头时期王权初建，冶炼可能处于特定族群世袭经营，有较高自治权。许宏所说的“大都无城”，可能是宫殿和手工业族群二元并立模式的结果。后来商灭夏，可能都是商人和二里头铸铜族群里应外合的结果。古书记载的代相的后羿是有穷氏，寒浞是伯明氏，少康借助母族有仍氏和有鬲氏的势力复国，可以看出王朝内部也是族邦林立。商族人究竟来自哪里、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考古学一直没有答案。张光直为了证明老师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曾在商丘一带寻找古城，还有人认为先商应该来自下七垣文化，但都没有从考古上发现迹象。从陶器风格来看，灭亡二里头的外来者，陶器风格并不一致。先商族群活动在黄河下游以及黄河南流入淮的流域范围内，是一条湿地走廊。甲骨文中部首是“舟”字的特别多，体现了水上生活。比如“纣”就是“受”，甲骨文写作两只手交接一条船。史书和甲骨文中都记载过商族早期领袖王亥丧牛的故事，这个牛应该是水牛。商人游耕生活，流动性很强，因频繁迁徙所以没有留下城邑，也有机会和其他族群建立联系。
二里头古城被废弃后，商族统筹二里头、下七垣、岳石、辉卫等文化杂糅发展形成二里冈文化。
在二里头文化的尾声，异族入侵，原有宫殿被当作大杂院，如果这是商人的话，他对二里头的占领是策略性的，之后在二里头东8公里修建了今天的偃师商城，东100公里修建了今天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地层分为三期，时间跨度约200年。《尚书》记载商汤灭夏后将桀流放于“南巢”，今安徽。早商时期就显示出王朝强大的控制力。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是商进入晋南营建的城池。东下冯和西吴壁都出现了冶铜工厂。东下冯有和偃师商城相同的大型仓库遗存，可能是储盐的。九世之乱后，郑州商城逐渐被废弃，西北14公里的小双桥成为中商时期几乎唯一的繁华都邑。其中一座巨大的人工土台，之前当地传说是西汉周勃墓，其实是中商时期的宫殿和祭祀建筑。商朝崇尚暴力、热衷人祭文化，这在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上都可以看到。中商阶段郑州商城出现了埋葬青铜器的祭祀方式，可能出现过一次宗教改革运动，但又恢复为人祭。
长江和汉水支流众多，给盘龙城提供了交通便利，这里在二里头时期就有本地聚落，商时期成为长江流域最早的冶铜基地和铜交易中心。盘龙城和商都相距甚远，是早商王朝宏大扩张的产物。关于盘龙城和商王朝的关系，一方面高级墓葬显示出可能属于商王朝上层，另一方面盘龙城又没有人祭祀、人奠基的文化现象，可能是少量商族上层与本地土著合作青铜产业运作。随着商王朝式微，盘龙城与王朝腹地联系断绝，盘龙城也逐渐消失，但青铜技术却在南土扩散开来。长江流域的江西、湖南和四川都大量出土过晚商的青铜器，商代风格和本地元素杂糅，包括新干大洋洲墓葬青铜器，湖南出土过著名的四羊方尊、人面鼎，广汉有三星堆青铜器。位于今天石家庄藁城县台西村的商代遗址，是晚商加强北方防御建立的军事聚落。这里不仅有人奠基、人殉的痕迹，还发现了人祭屋檐悬挂人头的地上展示。
第十九代王盘庚迁殷，《尚书·盘庚》有三篇讲话，第一篇在迁都之前，就是连恐吓带吓唬，让商族跟随王室迁都。他们选择的是洹河岸边，先在北岸建了今天的洹北商城，大概在二十二代王武丁时期，来到了洹河南岸，也就是今天的殷墟。殷墟虽然出土了十万多片甲骨卜辞，但都是商王针对特定问题的占卜记录，并没有宏观的自我陈述。综合各种材料来看，商人并没有政府体系，基本的社会单元是以学院关系为纽带的“族”。“女”是跪着的大胸“妇”是拿着扫帚的女人晚商时期，商人又获得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技术：马车。古印度梵文史诗或荷马史诗中就歌颂马拉战车。马车在殷商出现的很突然，突然就四驾、六驾的成熟阶段了，可能是外来输入，但过程今日暂不清楚。“伯”字就是指异族首领，比如周方伯、羌方伯，周文王被叫做西伯侯，是有依据的，只不过后来就没有商文化中的含义了。在武丁时代，甲骨文中即出现了崇侯虎，也就是比封神榜时间早两百年。胡厚宣认为，是后人讲述文王经历时，将当时的崇侯都附会到更早、更知名的崇侯虎上去。今天的老牛坡遗址，可能就是崇国都城，是商王朝向西扩张的举措。周的“创世纪”中，难免会受到一些商文化的影响。如《诗经·生民》中多次提到帝，这就是商族的神。“姬”字来源于甲骨文，可能从中找不到周族起源，周人开始没有文字，是从商文字中选了“姬”字。包括“周”字也是一样。
说后稷被丢弃后有牛羊保护他，当时畜牧业可能很繁荣，周人强调自己精于农业的形象，可能也是为了区别，显得自己更为“开化”。
后稷的儿子不窋曾带领族人离开周原，“窜于戎狄”。但周人的戎狄意义不同，戎就是和周族比较接近的族群，也有族姓，在商人看来周与戎差别不大，都是羌人。而狄更加野蛮。
（《山海经》记载，稷有个弟弟叫台玺，就是邰。） 不窋的孙子公刘迁豳，也是周族重要的迁徙活动，碾子坡村的先周文化遗址，应该属于这一时期。豳-碾子坡在古公亶父迁周原后，一直也有聚落生活，并不是所有族人都随亶父迁徙。周族来到周原，是商武乙王西部扩张招募部族充当马前卒的副产品。亶父有三个儿子，泰伯和仲雍为了给季历让位，自己逃到了后来吴国地域。真实情况可能并不这么简单，老大老二可能是不同意族群要为商朝猎捕人牲而政治决裂。在《易经》中有周族为商朝捕猎人牲的痕迹，比如经常出现的孚”字，坎卦“有孚，维心，亨”，就是剖心献祭。季历从挚国迎娶了国君的二女儿，挚的族姓为“任”，这位妻子就是文王的母亲，后世称为“太任”。在《诗经》中，周族吹嘘“挚仲氏任，自彼殷商”，其实挚国和商王肯定不是同宗的。文王沉迷算卦，可能就是这位商文化的母亲带来的影响。
纣是谥号，他的称号是“帝辛”，“辛”来自天干名，“帝”就是商族的神，商末搞了次宗教改革，将在世的王也称为“帝”。《诗经》中又吹嘘，“帝乙归妹”，说周文王娶了帝乙（帝辛的父亲）的妹妹，这显然也不是事实，文王夫人后人称“大姒”，商王是子姓。林鹄认为，这个子姓是周人定的，商人甲骨文中的“子”本意就是王子。后来春秋时期孔子的暧昧对象南子，就是宋国，也就是商王后裔。封神榜说周文王有一百个儿子，他儿子确实不少，起码大姒就生了十个左右。文王儿子都是单字，但长子伯邑考这个名字比较奇怪，其实他的名字就是邑，伯是嫡长子，考是父亲。1976年，凤雏村甲组基址即文王大宅被发掘。在西厢房地窖出土了大量甲骨。占卜是商王独断的通神事业，文王在这里秘密学习。
文王昌的殷都之行，被囚禁了。更晚的史书说羑里在河南汤阴，但并没有旁证，也没在汤阴发现商代的典型遗址。囚禁期间，文王研究六十四卦，这只需要用简单计数工具就可以，不必骨占卜。
《易》“含章可贞”的含章二字可能是“勘商”也就是“翦商”。在羑里被囚，文王推演六十四卦，最重要的就是突破认知，事情是不断变化的，商朝是可以被推翻的。牢狱生活也让文王从猎捕者变成人牲，本身也是一种“易”，他有了切肤之痛。文王被释，可能走的夫人路线，苏妲己是关键人物。之后。周武王指定纣王的儿子武庚在殷都担任商王，这个武庚很可能是苏妲己所生。
关于姜子牙，姜尚或姜子牙这个称呼不太对，姜是姓，用于称呼女子，应该用氏名“吕”来称呼男子。“太公望”不是名字，指的是“太公望子久矣”，这个太公指的是古公亶父，后来错演为姜太公的名字。根据后来出土的春秋时期齐国青铜器来看，吕尚是“祖甲”，他自己的名字是甲，包括他的好几代子孙都是商人以天干命名的方式。吕尚在商王的屠宰场工作，掌握很多占卜秘闻，他翦商大业中，他起到出主意从内部分化的作用。这里在说回吕尚的女儿，也就是周武王的王后邑姜，她可能开始嫁的是长子，保留了首任丈夫的名字做纪念，后人也才可以尊称邑为'考’。这就是为了姬姜联盟，先后嫁了兄弟二人。周人史诗中，亶父、季历、文王三代的夫人大姜、大任、大姒都被歌颂，但武王王后缺默默无闻，这可能就是原因。
从殷都回来后文王开始为翦商做准备，所谓虞和芮争执受周民风淳朴感化的故事，道德性太强，可能是同盟派遣质子到周。文王还引进“帝”的概念，作宗教和思想准备。由于武王殷都之行所受的刺激，以及对翦商成功性的怀疑，一直饱受焦虑和失眠的困扰，他继位后还使用文王纪年，自称“小子发”，弟弟周公旦就只能解梦开导他。
武王四年，文王受命十一年，牧野之战。之后，武王举办了大型的人祭大典。《逸周书》里的《商誓解》和《尚书》里的《盘更》口气一样。可以说，武王翦商完成了商化。
第二年，武王病逝，年幼的成王继位，实际是周公旦理政，他完成了商人祭文化的废除，并且从历史中消除相关记忆。册封卫国时专门发布《康诰》、《酒诰》、《梓材》让殷商旧民改变陋习。为了填补人祭宗教退场造成真空，周公发展出一套新的历史叙事、道德体系和宗教理念。在西周早期天马-曲村遗址殷商移民墓地，燕国都城琉璃河遗址墓葬，都有殉人迹象，有上千年人祭和人奠习俗的消失，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西周遗址保存较好的是周原，这里更符合后人眼中的“正常”，人死之后静静躺在墓穴里，可能有随葬品。这种“正常”，正是周人开创的。随着战国时期的社会重组和政治变革，需要官僚机器以更理性的方式管理社会，西门豹治邺就是与民间人祭行为的一次对抗。儒家文化兴起后，都已经“始作俑者 其无后乎”了，自然不提倡人祭。孔子晚年“韦编三绝”读《周易》，可能就是窥测到了一点商周人祭变化的内情，才由衷敬佩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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