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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商》一书有很多看点，其中最令我震撼的，就是它对《易经》的解读。 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易经》是群经之首。后世的专家学者们也将其捧到玄妙无穷之地位，六十四个卦象可以无限延展，蕴含万事万物的内中乾坤，大到经邦济世，小到婚丧嫁娶。据说得其奥秘者，可破解生命之谜。 但从《翦商》看，可能并非如此。从孔子时代以来，解读《易经》的著作很多，但因为没有甲骨文知识的基础，所以搞错了很多基本概念，这些“算命技术”自然也就成了无根之木。随着殷都遗址被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文献被释读，《易经》里那些被误读了三千年的词句得到新的诠释。 这得从周族的起源说起。 周族出自羌人，起源于关中地区。 商代时，商人将关中地区的很多土著称为“羌”，甲骨文写作羊头人身。后来周人学习商的文字，就把羌人的族姓写作为“姜”——女性的羌人。而根据《诗经·大雅》中《生民》的记载，周族始祖是一位叫“姜嫄”的女子，这意味着，姜嫄是羌人，周族是从羌人繁衍出来的。 史书记载，周人经过两次迁徙，从关中的周原地区，转移到《诗经》中所谓的豳地。据考古推测，豳地就是现在陕西省长武县碾子坡村的一处先周文化遗址。 周人向北方迁徙的时代，很可能在商朝前期，正值商人征服者侵入关中。周人虽然还未必全面了解扩张中的商朝，但很显然，那些使用青铜兵器、到处抓捕俘虏的人让他们感到非常恐怖。而且周原地区过于平坦，完全暴露在入侵者的视野中，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只好选择躲到北方山地。 脱离了姜姓部族的生活圈，周人的先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新的族姓—姬，这就是后来建立周王朝的姬周族。 据学者推测，周人的某个先祖应该曾经居住在一条姬水附近，故而给自己的部族冠以了姬姓。而长期以来，周人都是只有口头语言而没有文字，直到与商朝接触后，周族上层族长才开始学习商人文字，并从中选了音近且带女字旁的“姬”字，从此一直沿用下来。 在陕北山地，周人历经十几代人，宁静地生活了三百多年。直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周族才和强大的商王朝建立了联系。从此，周族人的命运发生了剧变。 亶父为何要带领族人离开豳地，去往周原？ 史书的说法是，周族受到了戎狄的威胁，被迫迁徙。但考古中并未发现戎狄袭击豳地的迹象，所以真相是，亶父迁徙是商朝西部大扩张的副产品：商朝希望招募一个仆从部族，让他们定居到周原，充当商朝的附庸和马前卒，主要工作就是替商朝捕猎人牲（主要是羌人），以供商王献祭。而羌人是周人的同宗、近邻和联姻盟友，为商朝捕猎羌人并不符合周人的传统伦理。所以这段黑历史，周人不愿提起。但在周文王创作的《易经》中，却暗藏着这段往事。 比如《易经》中大量出现“孚”字。它的含义颇为诡异，战国以来，经学家多把它解释成信用的“信”，结果造成大量语句难以解释。《易经》是商朝末年的产物，释读其中的文字，需要参照商人的甲骨文。甲骨文的“孚”，字形是一只手抓住一个儿童，乃俘获之意，且特指捉来献祭的人牲。 如殷墟甲骨占卜辞：“贞：我用罔孚？”翻译为白话是，“占卜：我要不要用猎网捕获俘虏（并献祭）？”这个“罔”是象形字，字形为一人双手举网。这说明商人捕俘用的网具，造型是一张网系在两根长木柄上。此外，甲骨卜辞里还有“用孚”，即杀俘虏献祭。 用猎网（罔）捕获俘虏之事，在《易经》中也有记载，如晋卦初六爻为：“罔孚，裕，无咎。”意为，用网捕猎俘虏，有大收获，没有灾祸。 此外，《易经》的多个卦，如大壮、解、损、益、井、革、丰、未济等的爻辞中，都有“有孚”，即占卜显示会有所俘获。自亶父迁居周原，周人一直为商朝捕猎羌人，所以周昌在研究《易经》占算方法时，很关注预测捕俘的结果。 《易经》里为何会有这么多周人生活的真实记录？这便涉及周昌创作《易经》的目的：研究各种事物背后的因果联系，最终建立一套翦商的理论和操作方法。 而文王萌生翦商之意的源头，很可能是他在殷都的牢狱之灾，甚至差点成为被献祭的人牲。 《史记》对此事的记载有些参差。《殷本纪》载，九侯和鄂侯触怒了纣王，被制成肉酱（醢）和肉干（脯），周昌闻讯后“窃叹”（私下叹气），结果被崇侯虎告发而进了羑里监狱。 而《周本纪》则完全没有周昌担任商朝三公的记载，其所以被囚禁，是因为崇侯虎向纣王报告周昌在收买人心，各地诸侯都向往他，是王朝的重大威胁。 可能司马迁采用了不同版本的传说，因而形成了不同的记录。至于用大臣制作肉食，则应该是后世对商代人祭宗教的一点残留记忆和改编。 据作者推测，周昌入狱很可能和派系斗争有关，纣王显然是对周昌产生了怀疑。 《易经》的很多内容，都和周昌的囚禁生活有关。对他来说，这是最为惶惧的一段日子，而监禁中的闲暇，则促其潜心研究六十四卦占算之术。周昌密切地关注牢狱生活中的各种事件，不仅试图占算其吉凶含义，还要验证六十四卦占算体系是否灵验，并对其规则进行完善。因此，这段生活被周昌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下来。 比如《易经》中的坎卦就是关于牢狱生活的：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上六：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上六爻曰：“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这是说被人用绳索捆绑起来，关进荆棘丛环绕的监狱，三年无法脱身，结局凶险。 初六爻曰：“习坎，入于坎窞。凶。”“坎窞”，说明牢房是很深的地穴。殷墟考古发现过很多较深的储藏窖穴，往往宽一米多，深五六米，而关押犯人的可能会更宽大一些，并在地面加盖屋顶，有窗户给窖穴内的犯人投放食物。 虽然牢房和监区防卫森严，但周昌可能通过某种方式贿赂了看守，能满足一些小需求，所以九二爻曰：“坎有险，求小得。”险，可能是地牢陡直，难以攀爬。六三爻也是类似内容：“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意为被投入陡而深的地牢之中，心中惊惶不安，看不到获释的希望。 六四爻曰：“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这应该是说曾有人来探望周昌，还送来了一罐酒（樽酒）和两陶盆食物（簋贰）。这些酒食被装在一个大陶罐（缶）中，从窗户放进地牢，可能是用绳子系着放下去的，但没有记载送餐人的信息。 九五爻有“坎不盈”，可能是说没有逃走的机会；但如果想好应对的口供，也能平安，所以“祗既平。无咎”。以上是坎卦各爻辞，但卦辞却反映了有俘虏被挖心献祭：“习坎：有孚，维心，亨。”这名俘虏应该就是被关押的囚徒，或者说，关押周昌的这座羑里监牢本就是囚禁备用人牲的场所。目睹这些惨剧时，周昌认为应当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免招来灾难，所以“行有尚”。 周昌入狱时已年过半百，按古人的标准已算高寿，因此，周族的未来主要还得看周昌已经成年的儿子们，特别是他的继承人伯邑考是否可以让纣王安心。可能也正是如此，伯邑考成了纣王献给诸神的祭品。 让文王下定翦商之决心的，应该就是长子伯邑考被纣王献祭。 从战国的《天问》到西汉的《六韬》，再到西晋的《帝王世纪》，关于伯邑考的遭遇一直在隐秘地流传：伯邑考被纣王烹杀，剁成肉酱，让文王吃掉。而《史记》中却并未有此记载，很可能是司马迁认为其野史色彩过重，难有合理的解释。但是，根据考古和甲骨文展现的商人的宗教祭祀实践，伯邑考被烹杀和吃掉却又是完全正常的。 有学者认为，纣王把人肉酱赐给臣下，是商人传统的一种结盟（兼人祭）仪式，这次把伯邑考的肉酱赐给周昌，应当是册封周昌为“伯”的程序之一。在向诸神敬献后，参与献祭的人分食祭品也是分享诸神带来的福佑。因此，周昌，甚至包括其儿子周发、周旦和周鲜等在内，根本无力对抗纣王的这个决定。 为了周邦的生存，他们只能接受商人的宗教礼仪，而且很可能还要尽量表现得心悦诚服和感恩戴德。《史记·殷本纪》中还有一段与此相似的故事，这便是纣王 “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此说虽然可能并不准确，但应该也是纣王用高级贵族献祭在后世的流变。 《易经》的损卦六三爻似乎记录的就是伯邑考被献祭的经历：“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这句爻辞的重点是前面一句，三人结伴同行，但最后损失了一个。这可能是说，文王被囚禁后，包括伯邑考在内的三个儿子赶往殷都营救，但最终损失了一个。 此外，《易经》中可能还记载了伯邑考被献祭的细节，比如艮卦：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上九：敦艮，吉。 先看卦名。“艮”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像一只大眼睛在朝身后望，即痛苦而愤怒地凝视。 再看卦辞。“行其庭，不见其人”，说的是走在庭院里，再也见不到那个人。这里的“人”，应当是指丧命殷都的长子伯邑考。“艮其背”，则应当是说伯邑考的背部被剖开。 再看爻辞。先是初六爻的“艮其趾”，趾是脚，意思是把脚砍掉；接着是六二爻的“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意为抽出肠子时，人牲的脚随之抽搐，最后腿不再动，心也停止跳动；再接着是九三爻的“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限是腰部，夤是后脊肉，意为先从背部剖开人牲，取出肌肉组织放在一边，最后掏出心脏，用火烧烤献祭；然后是六五爻的“艮其辅，言有序，悔亡”，辅是面颊，和说话有关，意为当屠剥到面部的时候，周昌可能联想到了某些说错的话，所以觉得后悔；最后是上九爻的“敦艮”，敦是头部，意为把头砍掉。 周昌为何要在《易经》里记录儿子被献祭的这些细节？可能当时的周昌还没有否定商人宗教理论的能力，他只能是接受并认为自己的儿子被献祭给了天界诸神，也许诸神会因此开始青睐周族，转而不再保佑纣王。 更重要的是，周昌从易卦占算体系中获得了神启：商朝的统治不会永远延续下去，周族很有可能会取代它。这是《易经》创作的起点，林林总总的细微事件背后，隐藏着周昌一心要寻找的翦商之道。 《易经》的世界观。 《易经》记载的猎俘和人祭完全超出了后人的想象，那么，周昌为什么记录这些？难道他就是想要写一本日记或者回忆录？ 卦爻辞纷繁杂乱的现象背后，其实是周昌对世界运行规律的探索，通过卦象排列组合的变化，他发现，现有的世界秩序不是永恒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尤为重要的是，商朝的统治也是如此。 甲骨占卜的原理很简单，基本不涉及事物的因果关系：先是给诸神献祭并询问问题；然后，诸神的回答就会传递到甲骨的烫纹上；最后，占卜者将其解读出来。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单一的因果叙事：诸神的决定是因，表现到人间就是果，甲骨占卜是读取这种因果关系的工具。至于人类有时候占卜错了，那也是误读了神的旨意，错在人而不在神。 但《易经》的六十四卦则与此不同，它的原理更复杂。它认为，世间的一切并不都是由神直接决定的，而是各种事物会发生互相影响并形成一种因果发展的链条，其对应的就是卦里六个爻的阴阳顺序。换句话说，对于每一个主题的卦，周文王都需要找出与之相关的六个事件或现象作为六条爻辞，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因果发展链。而且，事物的因果关系不会只有一种模式。在某种环境下，甲是乙的原因，而在另一种环境下，则可能变成乙是甲的原因，甚至原本没有因果关系的两个孤立事件，在另一种时空环境下也可能会发生联系。 所以，文王在《易经》中梳理了他亲历和认知的各种事件，并试图用不同的因果发展链来串联和解释它们。比如，有些相同的爻辞（事件），比如“帝乙归妹”，就出现在了不同卦的不同爻位，这其实是文王在设定不同的占算情境。因此，同一事件会具有不同的前因后果，以及不同的含义和指向性。 换言之，文王的爻辞虽都是发生过的或者预测要发生的具体事件，但在他看来，这些事件未必是单线性的，它们完全可能按照不同的时间顺序再次发生，从而使因果关系发生颠倒。 一切事物都是无常和可变的，六爻的不同组合对应着不同的卦象，哪怕只变换一个爻，也会变成另一种卦象，这就是“易”，变易无常。由此，六十四卦就是文王对可能性做出的六十四种探索和六十四个模型。或者说，文王是在用各种无常的可能性重新组织世界，重组头脑中的各种认知。 按照文王的观念，世间一切既有的事实都能用相反的方式再现一遍。商族曾经很弱小，但他们后来却建立了强大的商朝；然而，这个过程同样是可逆的，目前强大的商朝也终将灭亡。 这种思维方式可谓石破天惊。当时的人还没有走出神权时代，普遍认为世间一切都被天界的鬼神主宰：商王家族世代向上帝和诸神献祭，从而得到天界的福佑，因此和商朝作对，就意味着违反鬼神世界的意志，不可能成功。 但文王推演的六十四卦组对原则，却自行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这便是：“翦商”是有可能的。 在当时，这个想法实在是大逆不道，文王更不敢明白地将其写出来，哪怕当他获释回到周邦之后，也要秘而不宣，故而《易经》中的多数内容只能用含糊其辞的隐语来表达。比如坤卦的六三爻： 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六三爻的第一句是“含章可贞”，这“含章”二字，历来没有合理的解释。有学者认为，“含”为“戡”之借字，“章”为“商”之借字，“含章”就是“戡商”，也就是“翦商”。所以坤卦六三爻的意思是，翦商之事是可以占算的；如果继续忠于商王，不会有成果，会有终结。 这个推测颇为合理。而且，用“含章”表示“翦商”，未必全是古文字的通假借用，可能也是为了保密。 （《易经》中有大量关于人祭、猎俘、翦商策略等种种记载，《翦商》一书中还列举了很多，感兴趣的读者可直接研读原著。） 据此，《易经》并非文王专门编写的算命教材，而更像是他自己的练习簿，所以内容驳杂，有大量的私人琐事。从萌生翦商之念始，文王就反复将其代入和推算，并随时验证、修订和增补，希望总结出一套最精确的占算方法，而最终目的，当然就是在消灭商朝的战争里运用这套预测技术。 以现代的科学视角看，作为一本指导预测的技术性手册，《易经》所发挥的作用大致可忽略不计。尽管《易经》中确实藏有一些文王关于翦商的斟酌和计划，但和这些比起来，《易经》的真正价值，其实是它所蕴含的指导思想，这才是对翦商大业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所在。 伯邑考的惨死，无疑坚定了文王的翦商决心，后续的这段历史，属于中国古史进入“信史”时代的开端，很多大事件由此能够按年度排出顺序。但是，若要再现商周更迭的具体过程，还是发现史书中充满很多的缺环及难以解释之处。 比如，在商朝的最后几年，纣王到底处于何种状态，他为何会对周人如此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毫无反应。 比如,武王周发继位后短短数年，就攻灭了殷商王朝。而决定这次王朝更替的“牧野之战”，闻名千古。但后人很少知道的是，武王对于翦商事业其实高度紧张。 再比如，周族崛起并灭商后，商朝极度繁荣的人祭文化戛然而止，而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也一并被抹去。那么，商人的血祭宗教是如何被消灭的，以及周人为何要掩盖这段历史。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下一期再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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