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翦商》这本书已经盼了两年了。 起初我看到相关话题是在《孔子大历史》这本书文后的两篇附录上，但是当时只有一些推测性的观点。李硕老师在文后说，他接下来会花点功夫深入研究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敬请期待。 这一期待就是两年。这两年里，多数人的时光就只剩了期待利好，而李硕老师为了这个话题已经辞了教职，寓居到了成都，走访了相关遗址，写完了这部近600页的学术专著。 我由此确信，孔子晚年感受到了周公修《易传》的心情，李硕感受到了孔子的心情，而此时我感受到了李硕的心情。 这本书的脉络概括起来特别适合短视频卖货——周文王通过《易经》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他给出的答案就是“翦商”。
“翦”在甲骨文字形里是一支用羽毛装饰的戈，本义为攻占和普遍性的杀戮。后世的字典里将字义解释为初生的羽毛，又指将羽毛齐根剪去。这三种解释对于《翦商》这本书都非常贴切，商人尚鸟，用攻占和普遍性的杀戮结束商朝的统治，正如齐根剪去其羽翼，生出周朝新的翅膀——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第一次转变，史称“商周之变”。 《易经》的另一重真相 在我的印象中，《易经》不但是中国人的社交货币，还是无本万利的知识产业。大字不识的人也知道周公解梦，一知半解的人爱说它蕴含了中国人的最高智慧，就连最高学府，也开了很多《易经》研修班，一期学费大几万，成千上万的学员交得心甘情愿。 但李硕老师探讨了《易经》更为可能的真相：它记录了周灭商的历史。 简单说一下《易经》为什么有可能记录历史。上古的人类认为世间的一切都由神来主宰，所以一切都要靠占卜。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甲骨文，操作流程就是在龟甲兽骨上钻烫出裂纹，然后根据裂纹的走势判断吉凶，占卜的结果就会被刻下来。过了几天就能够知道是否应验，又会被补记几笔。这些记录形成的符号就是甲骨文。由于问的是真事，应验的也是真事，所以积累下来，自然就是最原始的史料。
龟甲兽骨占卜的方式叫“卜”。其实商朝同时还有另一种占卜方式，就是用草棍来运算，叫做“筮”（音shì，读如“是”）。这是个会意字，意为只有沟通鬼神的巫，才能用草棍算出天地间的奥秘。这事儿其实现代人更好理解——“大数据算法”“AI算法”，正是决定一个商业模式是否成功的关键指标。龟甲派的“卜”和草棍派的“筮”很可能是同时风行的两大流派，就跟星座和手相差不多的意思。证据就是在盘庚迁殷后的殷都出土的甲骨文中，也记录了很多“筮”算后的内容。 说回草棍派的“筮”。一根草棍就叫一爻，没折断的叫阳爻，中间折断的叫阴爻。三根爻组成一个要素，两个要素六根爻组成一对卦象，一共四对八卦：乾坤/坎离/震艮/巽兑。后人通常解释为天地/水火/雷山/风泽。然后两个八卦再一次叠加组成六爻，可得出六十四种排列组合，每一种组合就叫一个卦象。周文王之前就已经很流行六十四卦了，但是这六十四卦的命名基本可以确定是他发明的，妥妥的六十四卦品牌总。
但周文王当然志不在品牌总。他对六十四卦最大的贡献，就是给每个卦象都写了简短的说明，即“卦辞”；给每根爻也写了简短的说明，叫“爻辞”，合称“卦爻辞”。卦爻辞本质上和甲骨文一样，都是记录他运算推演的过程和结果，而这些结果，并非后世越来越玄幻的“命理”，正是来自周文王经历着的历史。 其实这种研究方法并非李硕老师首创，最早从《易经》的卦爻辞中探寻历史的学者，是顾颉刚。1929年，他考证了几条卦爻辞中蕴藏的商周时期的历史事件，并撰成《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发表。 由于这种研究方式既不神秘也不好玩，所以传人并不多。但《易经》的卦爻辞所记载的事件，有些肯定是只有周文王才经历过的，所以，它们的价值非常独特。从孔子时代以来，解读《易经》的著作很多，但因为没有甲骨文知识的基础，所以搞错了很多基本概念，比如“元亨利贞”的“贞”字，在甲骨文里就是占卜的“占”字。搞不懂只好瞎猜，这些“算命技术”自然也就成了无根之木。而用甲骨文和商代考古知识研究《易经》的，高亨先生可谓开先河者，他的著作《周易古经今注》就是只讨论文王的《易经》，而不涉及东周时人写的《易传》，以避免让后世的误解逆行侵入商代历史。 周文王的“真题集” 李硕老师沿着高亨先生的方法论，结合更多的考古学成果，对《易经》卦爻辞的内容做了更多的史实推演和还原。 只要放下神秘主义的滤镜，很容易发现《易经》的卦爻辞记录的都是一些亲历的日常，无非婚丧嫁娶、祭祀打仗。这些事之间未必有这么强的因果链条，所以后世的人读起来会扑朔迷离。而还原到《易经》的写作背景，一切都很容易解释了：周文王曾经有七年呆在殷都，其中三年有囚于羑里（音yǒu lǐ，读如“有理”）的牢狱之灾，这就是司马迁《报任安书》里所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在牢狱之中，结合正在经历的历史，练习六十四卦的算法，并将心得体会记录下来，出狱后结集成册，便是《周易》，也就是《易经》——可以说，《易经》是文王高考的“真题集”。 作为知名度最高的开国君主，周文王所做的练习，显然不是为了当个普通的巫师。占卜在商代是贵族的特许职业，只是学习便已经属于僭越了，所以在文王的潜龙之地——位于陕西岐山县凤雏村的文王宅院里，他用来练习占卜的龟甲都藏在地窖里，卜辞的文字也只有粟米粒大小，生怕别人发现。而在《易经》中，文王反复琢磨的更是足以灭族的大事——他通过研读各种事件之间的因果链条，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事物都有从弱小走向壮大的可能，比如商朝的崛起。而这个过程在某种条件下，也是可逆的，所以，商朝也可能被弱小的周部落推翻。这些推理被隐晦地记录在《易经》里，我们今天的人早已知道文王的答案——翦商。
“真题集”里的黑历史 按说翦商的答案对于中国人并不惊爆，毕竟我们从小了解的改朝换代都是这个套路：从醉斩白蛇到隋唐演义，从黄袍加身到红巾起义，再到当世的小船，流传下无数传奇。周的开端似乎也一样——商纣王暴虐，武王集结八百诸侯讨公道，奴隶们阵前倒戈，腐朽的王朝瞬间灰飞烟灭，总的说来，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如果把视野放到更长的中国历史，或者更宽的世界历史中，你会发现这样的看法只来自中国人脑中预装的系统——政权的合法性来自统治者的德行，倒行逆施的话，迟早要完蛋。 而在周文王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头脑中预装的系统设置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人们普遍相信，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上帝（是的这个词原本不是舶来品），而取悦上帝的方式就是给上帝献祭。献祭的礼物越贵重，上帝就越开心——“人牲”就是必不可少的礼物。这个说法我之前看易中天的中华史里有过了解，但并不能感受到这意味着什么，直到我看了《翦商》中大量的考古资料。 “人牲”有三种用法：人奠、人殉、人祭。 人奠，就是用人奠基。前些年在西双版纳出差，当地人还会杀两只鸡埋在地基底下，原理是一样的。在商代城市的遗址里，就出现了大量的人奠，包括两三岁的小孩子。 人殉，就是殉葬。这种风俗直到后世都余虐未消，比如朱元璋开始就部分恢复了妃嫔殉葬的风俗，马伯庸的《两京十五日》里有着很详实的考证。这事儿到了清代更加变态，变成了自觉自愿地殉夫，有好些中邪深的，爹妈怎么拦都拦不住。我在《假如穿越回明清时代的“风尚社区”》里写过《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的读书笔记，可知这种恶习的影响多么深远。 人祭，原理跟上供是一样的。这也是考古中发现最多的一类，因为商朝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有频繁的宗教仪式，地位越尊贵，人祭的数量就越多，也越频繁。书里的例子不胜枚举：石家庄藁城遗址里，有人被活埋，一直试图钻出地面，遗骨还保持着往上钻的样子。安阳殷墟里，有不止一人的头被煮在鼎里。有男子抱着孩子，试图冲出祭坑，后来孩子和男子都被砍掉了双腿，男子更遭到了虐杀。还有人被反绑着，在活着的时候被削去了头盖骨……商朝人相信，人间的大事小情都由神来决定，人牲杀得好，鬼神开心早。人牲的声音喊得越惨烈，上帝越听着开心。
莫言有篇小说叫《檀香刑》，我没敢看，是听书版的，也详细地写了虐杀。据说商族是从山东这边发迹的，我很怀疑这事儿一直有着隐秘的传承。 人祭的对象有上帝，也有自己的列祖列宗。商朝人的脑回路堪称真正的神逻辑，他们认为上帝和先王们不但喜欢人牲在内的各种祭品，也垂涎着活人，包括现任的王后。比如，商王武丁最倚重的王后妇好早逝，甲骨上的卜辞是：“是上帝要娶妇好吗？还是唐（商汤）、大甲、祖乙、父乙（武丁之父小乙）要娶妇好？”最后，占卜的结果刻在了甲骨背面，但似乎并不是上面列举的几位，而是商族建立王朝之前的第八代酋长上甲微。 人祭数量如此巨大，商朝自然不可能只祸害自己城里的平民。像当年美国贩运黑奴一样，人牲也更多地来自未开化的周围部落。围捕人牲也不可能都由自己人来完成，像当年的殖民地一样，商朝也需要寻找代理人。而周文王所在周部落就是代理人之一。他们主要捕猎的人牲，就是羌人。《易经》里的卦爻辞记录了很多相关的内容，如何捕获，羌人如何逃跑，又如何抓住。
作为代理人，周部落不但抓羌人去做人牲，自己也免不了这样的厄运——文王就是在殷都驻场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惹怒了纣王，被关起来作为备选人牲。《易经》的卦爻辞里记录有不少这些经历，在恐怖的三年牢狱生涯之中，周文王亲眼目睹了其他人牲被虐杀，也时不时地吃到生的肉皮。也正是这个时候，《易经》里开始反复推演翦商的细节。 文王在牢里关着，他的儿子们自然不会闲着，为朝野献上了车载斗量的财宝，当然，也少不了人牲。书里没能推测出中间的过程，但最终的结果是——文王的长子伯邑考成为人牲，且很可能经历了比干这样的贵族才有的待遇，剜心-肢解-火烧-做成肉饼。纣王压根没有小说里考验周文王的心，而很可能是——我给你了你多大的荣耀，你儿子才能成为如此高贵的祭品啊。也很可能是出于同样的想法，纣王将伯邑考的肉赐给了文王和他的儿子们。 我相信，文王就是在那个时候，真正体会和懂得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周公吐哺和天下归心 文王回到岐山之后，就正式开始了翦商的事业，也改正了抓捕羌人的做法，和众多部落结成了盟友。他的晚年，就是在大大小小的战争中度过的。周文王相信，上帝会站在自己一边，商朝的气数已尽。 文王去世后，武王即位，继续翦商事业。但武王显然没有文王这样的笃定，因为他既没有学会占卜，更没有通神见过上帝，有的只是真实地落在自己身上的翦商大业，和事败后成为人牲、周族被灭族的可能。于是武王日日忧惧，一直噩梦不断。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日夜守护在身旁，在每一个被噩梦惊醒的时刻，为武王解梦。 终于，武王伐纣功成，一日之间，江山易主。传统历史书的讲法是，纣王自知倒行逆施，罪虐深重，所以戴着一身的珠宝美玉自焚了。但通过考证就会发现，纣王自焚没这么简单——他是以自己为祭品，为上帝献上最贵重的人牲，当然，也要给武王送上最灵验的诅咒。
武王显然真的信了纣王的诅咒能够应验，所以要想法子“压”过纣王——在《逸尚书》里，武王登基后，依然有多次人祭行为，人数之多，手法之残忍，与商朝人有过之。可以想见，如果武王的寿命长一些，这次改朝换代，就真的只是改朝换代。 所幸，武王心力交瘁，灭商22个月后，便撒手人寰了。因为自己的儿子成王还是个两三岁的幼儿，所以国家的实际执政权就落到了周公旦手上。 残酷血腥的中国历史，才终于看到了一点光明。 周公旦也参与了长兄伯邑考的人祭仪式。没有史料记载他的心情，但留下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典故，那意思是说，周代商后，百废待兴，周公遍览天下英才，常常一边吃着饭听到人才来面试，他就顾不上吃饭，把嘴里的肉吐了赶紧出去接见人才，一天能吐好几次， “一日三吐脯”，被后世儒家传为美谈。李硕老师的解读显然更符合人性——伯邑考之事，为周公旦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见到肉就产生了生理上的不适。 周公旦摄政后，对商朝留下的宗教仪式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摧毁能看得着的所有人祭的场所，对仍坚持人祭的商朝贵族进行严厉的惩戒和训斥，销毁能看得着的甲骨卜辞，改写历史，尽力抹掉野蛮的记忆，包括为《易经》作传，重新赋予一套玄妙的解释。 新的价值观被建立：政权的合法性来自统治者的德行，要把所有人当人看。 于是，上古的历史变得平庸而乏味—— 具象的上帝逐渐消失了，主宰一切的是抽象而缥缈的“天”； 除了夏桀和商纣，其他的王都是因为自身德行高尚，得到了天的眷顾，也就是“天子”，相当于天在人间的代理人； 天子理所应当成为道德的表率； 所谓德，就是“仁者，爱人”。施行仁政，便自然天下归心。 周公旦为后世树立的这套价值观，现在看来仍然过于理想化，但无可否认，这是一种对人性更乐观的看法，他相信人总是可以放下屠刀，成为良善的人。他也相信克制心中的残暴是有途径的，就是“礼乐”——天下的人都各安其位，遵守自己阶层的礼，听自己阶层的乐，国家就安定了。 周公五百年后，礼崩乐坏。当年殷商的后裔孔子却接过了周公的志愿，宁愿用一生的潦倒，来寻找施行仁政的诸侯。孔子晚年忽然对《易经》大感兴趣，不断地翻阅其中的内容，以至于韦编三绝——我认为李硕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孔子作为史官，很可能接触到了更多史料的真相，更体会到了周公的用心，“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因此也可以推断，孔子为什么对“始作俑者”发出了断子绝孙的诅咒——人祭的念头，就连象征意义都不应该出现。 后世仍不绝如缕的暴行，不断验证了孔子何以至此。而现代基因研究的成果表明，最近这一万多年以来，智人这个物种的基因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换言之，只要文化环境发生改变，人极有可能切换回三千年前那个野蛮蒙昧残忍的时刻。 《易经》里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把自己当人，把别人也当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件日夜需要警惕的事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