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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关于总体、政教与真实等问题，特别是嵌入其中的文学中人的形象的思考，基本是为了所承担的某个项目打理论基础而为。以下都可看作读书札记，也零星在某些场合做过口头发表。今天推送第一篇。[封面图：与“情境国际”颇有渊源的Nieuwenhuys Constant创作的《新巴比伦》，1959，在拼贴画上施以水粉。]作为文学研究者，面对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言说，会产生一种焦虑（就更不用谈理工学科了）。相比而言，后者的学科知识非常规范，十分确定（这里还涉及一个学科“效用”焦虑，此处暂不讨论了）。对文学研究来说，特别是面对新中国七十年的文学实践整体，到底如何来处理叙事、形象、结构、意象？应该将它们放在一个什么逻辑与历史关系里面来加以讨论？总是不得其要。最近似乎“总体性”措辞有了兴起的迹象，那就先谈谈“总体”问题喽。 如果谦逊地承认文学仅仅是现实的一个部分，那么就得问，如何来把握现实？ 我的回答是，——从“总体”出发。因为总体性“不是最终所得到的结果，而是起点”（Fredric Jameson）。在思考问题时，“起点”部分格局越大，照顾到越多的环节要素，越可能生产出有意义的结论（当然也可能见出所研究对象的不够格……）。在这一观照下，“史料”的重要性才能真正得到释放。同时，所谓审美经验才不会不僭越为“绝对”，才能获得自身的独特性与不可化约性。在这样的总体性最初的预设下，可以尝试将新中国文艺实践（主要是前三十年文艺实践）放在一个内含着张力关系的总体性框架里面。粗疏地说，这个框架中大致可区分出三个概念层面。如用颇为图示化的方式来表述的话：第一个层面坐落着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独特性。这也可以视为历史过渡、转型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难题以及对于难题的克服的努力——或可用“中国”、“社会主义”和“发展”这三个要素的交织对之加以描述。它又表现为一系列有生产性的紧张关系：破坏/建设，分化/妥协、汲取旧/创造新、多重的不平衡性（冷战的强迫性/道路的自觉性、城乡差别、政治正当性/专业霸权性……），这些要素并不是分裂的，而是互相渗透、结合以及形成暂时而不稳定的主从关系。文学实践需要思考与之的关系，这种“远程”关系是否得以建立，是思考“总体性”的第一步。第二层面涉及我所谓的“政教机制”问题。它为前三十年很多话语与媒介所分享。文学中可以看到它，教育学里也有，别的领域也有。它会表现为较为稳定的叙事结构：不仅凸显矛盾并且提供解决矛盾的一般途径，比如60年代政论剧里国家-集体-个人矛盾的解决方式。政教机制也是有灵活性的，也会不断地从新的实践和问题里面提取出策略和方法。不过，其中，教与受教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构成先行前提。问题可能在于，它有时候会固化，成为一些比较僵化、简单化的措施与形式；从某些特殊经验里面总结出来的东西，会被往外推广，并在相对同质化乃至科层化的宣教系统里构成一种不入人心的“套话”。当然，这个层面非常重要。政教体制表达的是“社会主义精神”（自为的精神）的“理想型”，由此，特定历史中的文艺实践才能确认其表达的“边界”何在。如果从文学表达来看，这种“理想型”可能就被具体化为“新人”形象。比如梁生宝、萧长春等。其实在1950年代初期就有这样的文学形象，它可以说是合作化叙事的核心要素，也是政教机制的依傍（“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文学书写经由大众传播，介入了人的主体性改造）。如果把它放在更大的思想脉络里面，倒可以获得一种参照系。法国学者博尔坦斯基的《资本主义的新精神》曾勾勒出六种资本主义精神的正当性逻辑：灵感型（高位人物属于圣哲与艺术家）、家庭型（“大人物”是长者、祖先、父亲）、声誉型（更高的地位决定于赋予信任和尊重的人数）、公民型（大人物是表达公意的集体机构之代表）、商业型（大人物是竞争性市场中的成功者），以及工业型（高位取决于效能与专业能力级别）。“社会主义的精神”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可依据这个参照系进行更为具体的描写。譬如，新人形象既是对于家庭型的扬弃——克服传统的身份与地位崇拜、克服血亲相隐，但保留亲情般的亲密性；也是公民型的扬弃——用“阶级性”超越抽象的民主，但依赖先锋党组织；更是工业型的扬弃——用“通情达理”来克服官僚制或科层制，但保留对于生产能力与技术水平的重视。他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声誉型——获得绝大多数人的信任与尊重，但基本与灵感型与商业型保持否定性的关系（不过，凸显审美能力似乎又与灵感型有一丝相关）。社会主义新人生成的难度也在于：家庭型、公民型、工业型因为历史条件所限皆无法真正扬弃，灵感型与商业型在不断生产干扰性因素。声誉型在此种条件下会发生偏移。同时，西方所谓“自由的”主体的三重面目-三重“欲望”的生成：经济人（指向理性计算与利益最大化，Homo Oeconomicus）、性的人（指向情欲的自然正当Homo Sexualis）、符号人（指向被承认的欲望Homo Symbolicus），就会发现，这些“霸权性”的人的理解，逐步在17世纪之后生成并流播世界而被普遍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诞生，对应着的是“政治经济学”在18世纪、心理科学在19世纪的兴起。西方欲望主体的生成与这些“机制”紧密相关。（Miguel de Beistegui , The Governmentof Desire： A Genealogy of the LiberalSubjec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如果参照这一谱系，那么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人”究竟如何把握呢？斯大林所谓“灵魂的工程师”也涉及“机器”（工程学的技术面向）与灵魂（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在中国语汇中，可以对应但不重合于“心”）两个看似无法完全和谐的部分。这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的人的理想从其起源处不仅关联着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也关联着一种“工程学”与治理技艺？更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新人究竟能与何种强大的独特的现代知识体制与话语构成有效共生与互动？因此，的确也需要把政教机制摆放在一个古今中西的发展脉络里予以定位，见出前三十年的根本特质。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那么文学艺术这第三个层面，必然同前两个层面有着具体的关联。文学人物的设置、叙事安排，必定会被政教机制反复修改。因此很难企盼文学作品能够直接道出第一个层面的难题。前三十年的文学实践在此点上有颇为沉重的教训，但却也激发我们思考，今天的“政教”形式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所谓伦理向度、引领风尚、凝聚认同如何实现？文学的效用问题与“嵌入”生活世界的方式问题虽然一般处在文学圈鄙视链的底端，然而却是一个有意味的政治哲学问题。（或许这里可以插入一个关于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末尾“浪漫型艺术终结”的评论，等下一次再说了……）文学书写终究是一种特殊化与具体化的运作，或者用黑格尔式的话说，它的力量与限度同时在于此。因此必然会牵扯出一般政教机制难以妥善安置的要素，第一个是外部的经验性要素，比如“地方性”的风俗、维持下来的某些习惯、先进者与落后者共享的某些物质与文化前提等。说的再简单些，就是讲一个故事要有具体的起点，有其时空规定性，而故事的讲法本身也是一个外部经验的间接产物，特别是媒介条件（现代印刷术所带来的变革等等）。第二个是内部的形式的要素，文艺实践多少会继承着已有的传统（特别是文类规定性），故而也会有自身的书写体制惯性与惰性。这外部与内部的要素都形成一定的相对自主性，有着自己的逻辑与法则。这样来看，有没有可能恢复一种相对整体化的视野，使我们进入社会主义文学与艺术时能够获得联通各个领域的可能性。这还包括对世界形势与全球历史的某种洞悉，比如，冷战与后冷战的脉络：有人即指出，冷战也是针对民众心灵的战争，是一场全球性的文化战争。反共大业建立了两种相互竞争的范式：其一，政治的（保守主义的）军事化；其二、政治的（自由主义的）审美化。美学上的反现实主义（冷战时期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政治的并行。这是一个特别注意的搭配结构。（Roland Végső, The Naked Communist: Cold WarModer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opular Culture.）我们的当代文学七十年实践在何种程度上一度与之形成刻意的对抗，在后续历史展开中，又是如何有意无意地、吊诡地复制着这一文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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