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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热播的古装大剧《清平乐》， 以北宋为背景， 将宋仁宗赵祯的一生娓娓道来。  随着剧情的深入， 他身边的一众名臣： 晏殊、范仲淹、欧阳修、韩琦、 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司马光…… 一出场，被网友戏称为： “默写并背诵全文天团”。 （背诵全文军团向你走来，就问你怕不怕！？）  在宋代，士人群体思想活跃，精英辈出，呈现一种水涨船高的整体氛围。用欧阳修的话说：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而宋代文人“大俗大雅”的生活情趣，也呈现出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 那么，宋朝为何会“群星璀璨”？ 一个政治不太行，甚至是积贫积弱的宋朝，凭什么会成为“士的黄金时代”？“雅俗兼备”的宋代士人圈，对生活有什么追求？  《清平乐》剧照 两宋时期，艰困忧患和繁荣辉煌交错并存。 在这种整体氛围中，士人群体构成的多元，生活内容的多元，思想意识的多元，艺术品味的多元，都成为当时社会的典型现象。 谈到宋代文人“大俗大雅”的生活情趣，势必涉及他们在当时的“生活圈”。所谓“生活圈”，是指文人生活的环境以及当时的社会氛围。 01 天下大势分为南北宋代所处的历史时期，始终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外部压力，事实上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相对于宋朝来说，辽、夏、金都不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已经成长为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够与赵宋长期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   两宋疆域图宋代是中国各主要王朝里疆域最狭小的，到南宋的时候，以淮河—大散关一线作为宋金之间的边界，则更是偏安一隅。而北方民族的积极活动，给宋王朝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也激发出某种活力。 宋代的历史呈现着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既看到两宋三百年，经济、文化、制度建设方面有着辉煌的成就，也有我们历来所说的“重文轻武”从而军事上一直处于被动状态。 事实上，赵宋王朝不可能轻视武力。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重文轻武”这个问题？“武”到底是“武略”、“武人”还“武力”？ 首先，一方面，宋代立国是依靠武力而立国，就是“以兵立国”；另一方面，在和北方民族对峙过程中始终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以兵立国与消极防御并存带给宋代很多历史问题，包括基本战略格局：守内虚外、强干弱枝。 宋廷以五代为鉴，禁军统帅出身的君主，管理军队的重心在于防范兵变。对于武将既有笼络利用的一面，又有深入骨髓的猜忌。崇文抑武，是朝廷任人取向，也影响到社会上的重文轻武风尚。  中兴四将图：岳飞、张俊、韩世忠、刘光世 宋代的民庶、士人以及征战于疆场的军队将士，用他们的脊梁撑起了这样一个时代。这些英雄人物，也有他们的生活寄托。以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和韩世忠的《临江仙·冬看山林萧疏净》为例，可以看出既有征战中壮怀激烈的慷慨悲壮，也有承平时往事如烟的慨叹与闲情。在这个时期，方方面面呈现出一种多重而复杂的生活情境。 总体来说，宋代外部压力沉重，就国内政治局面而言，“稳定至上”是朝廷政治的核心目标。对于民间文化发展、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宋廷因自然趋势而未予过多干预。 相对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士人群体活跃，“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镇阳读书》，《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22b页)。正是在这样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下，宋代社会充满活力，大师、精英辈出。 由这种开放的氛围，孕育出一种开创的精神。 02 “士风”萌出，士人的交游圈  《清平乐》剧照 从唐代到宋代，一方面社会形态、文化学术方面有非常清晰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当然也有走势上的明显不同。 这两者间的区别，如果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塑就了宋代社会、宋代文化的特点。  《西园雅集图》（南宋白描图）宋代士人的文化修养，在群体切磋中养育而成。他们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这是当时重要的人际网络。 宋代文人的“交游圈”在宋代的史集、古画里可以到很多记载。 北宋画家李公麟《西园雅集图》以及米芾所写的《西园雅集图记》，早为大家所熟知。在北宋被传为佳话的“西园雅集”，就是当年像苏轼、苏辙兄弟以及黄庭坚、李公麟这样一些菁英人物汇聚于驸马王诜园邸，赋诗、题词的盛事。 宋代文化氛围比较宽松，士大夫既关心学术文化又关心政治时务。学问中往辨析，切磋琢磨，临时事争抒己见，意气风发。 当时这些士人的交游活动非常兴盛。像真率会、耆英会、九老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不穷。 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期朋约友”相互会聚的场所。《梦粱录》的相关记录就提到:“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  桂林龙隐岩摩崖石刻 不仅是在这些私人的花园、亭馆里，我们看到一些城市公共空间也成了士人喜欢交游访友的去处，文人士大夫常常流连忘返于这种其乐融融的场景之中。 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时人将此类以物相赠的活动，称为“人事”。 总的来看，宋代文人可能从事形形色色的公务事任，进行多姿多彩的交游活动，也有很多独处的时间;在不同的空间场合、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发展出了丰富的生活方式，也展现出士人的多样性情。  《清平乐》剧照 03 大俗大雅，士人的涵养与意境 台湾“中研院”院士陶晋生先生在其《宋辽金元史新编》中，曾经做过这样的论断:“这一时代里中国人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雅与俗的口味。”(陶晋生《宋辽金元史新编·绪论》，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第5页)  陶先生是从不同方面来论证的，我们今天不去讨论政治军事，仅仅就宋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而言，应该说，受到了禅宗潜移默化的影响。 禅宗认为“佛法在世间”，持平常心，注重“当下”，这些思想渗透在宋代士人的生活之中。 这样的时代特点，应该与禅宗的影响相关，解道悟法者，行住坐卧运水搬柴处处是道；新儒学的兴盛，也强调天地之间无非是道，事事物物皆有理。 当时“游于艺”的观念，正是被置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这样一种整体框架之下予以认识的。 世家书法VS文人书法 “雅俗兼资，新旧参列”(孙何《论官制》，见《宋文鉴》卷四三)，是北宋名臣孙何向宋真宗提出的治国理政原则。 宋人的雅俗观，他们在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理念中的雅俗情趣，给当时的文坛乃至整个文化生活都带来了一种新的气息、新的趣味和新的活力。 简约，是宋代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 在绘画上、瓷器上以及其他许多器物上都渗透浸润着简约之美。南宋的刘安节在谈论治国理政方针时，也提出“王者之治”应该是“至简而详，至约而博”。 这种观念贯彻在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当时人而言，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很多原则都是相互贯通的。 我们看到，与隽永雅致的瓷器并存的，也有书写着“忍”、“招财利市”之类世俗字样的器物。 这种大俗大雅的并存融通，生动体现出贯通两宋的文化风情。综上可见，两宋时期，面对严酷的内外挑战与生活压力，士人民众迸发出坚忍顽强的生命力，不懈追求美好生活，创造出丰厚的物质文化财富与感人至深的精神遗产。 雅与俗，关系着宋人赡蔚丰润的文化意识;复古与创新，体现着宋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 他们“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 所以，雅俗兼备或“游于艺”，既是儒家理念的实践方式，也是士人群体的一种理想的境界——这也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本文选自：邓小南《大俗大雅：宋代士人圈及其艺术实践》，有删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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