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观的数量”和“广博的内容”，两宋之际笔记，意义非凡！

两宋之际笔记拥有可观的数量和广博的内容。就现存 70 余部两宋之际笔记而言，举凡历史、文学、学术、地理等皆有所涉及，体现出了较高的文献价值。

此外笔记文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其亦承载了两宋之际笔记作者的文学追求、人生态度与价值取向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因此两宋之际笔记不仅具有补正史之阙的历史学价值，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两宋之际的士人风貌，而且还可以从中挖掘出丰富多元的文学思想。

一、历史文化背景

两宋之际笔记继承北宋前中期笔记创作风格的同时，也因两宋之际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呈现出新的创作风貌。首先，宋金关系的剧变成为了这一时期笔记最为重要的创作主题与书写内容，宋金之间的交融也促进了历史琐闻类笔记和地理风俗类笔记的发展。

这些笔记不仅记录了“靖康之变”下的世间百态，而且还蕴含了两宋之际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其次，严酷的党争使得两宋之际文人士大夫经世济民的入世追求与遁迹江湖的人生旨趣渐行渐远。

因此考证字词名物与记叙诗事轶事成为了两宋之际笔记创作的又一主要倾向，进而促进了考据辩证类笔记和诗文轶事类笔记的进一步发展。

再次，宋代科举的完善和经济的繁荣，使得宋代雅俗文化之间得以相互交融，两宋之际文人士大夫的雅俗文学观念也因此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宋人继续创作诗、文、赋等雅文学。

另一方面，宋人也开始留意于词、笔记文、话本小说等俗文学的创作。而且在两宋之际文人士大夫的文学观念里，笔记文已经不限于记录琐闻、聊以自娱，它们亦可以记载国事、垂教后人。

“时代剧变与文人忧患意识的勃发”是起点。忧患意识指个体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超越对自身利益得失的计较，并对国家及民族可能会遭遇到的困境和危难抱有警惕心理的一种社会意识。

自先秦至两宋，忧患意识始终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主体意识里不可磨灭的精神底色。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孔子游说于各诸侯国希冀能够推行仁政进而恢复和平，这是孔子忧患意识在现实中的体现。

在此之后，孟子更是明确提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处世原则和“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时代主张，这是孟子忧患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

时间发展至两宋，受内忧外患之现实状况的困扰，也及以文治国之政治体制的影响，宋代士人对儒家先贤居安思危、忧国忧民之思想及行为的弘扬与践行，比之于前朝士人要深刻得多。

北宋前中期的范仲淹就已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抱负，并主持了北宋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北宋中期王安石为革除北宋“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社会弊端，于宋神宗朝发起了“熙丰变法”。

此外，司马光、欧阳修、苏轼、李纲、赵鼎、辛弃疾等，无不为了国家及民族的命运而励精图治、发愤图强。要言之，宋代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其主要精神来源为儒家经世济民的入世思想和居安思危的处世原则，其主要现实来源则为宋代自身内忧外患的现实困境。

我们再来看看党争迭起与文人心态的静观内省。作为中国古代专制的产物，朋党与朋党之争历代皆有。但宋代文人士大夫集参政主体、学术主体、文学主体于一身的复合型主体特征，使得宋代党争的内涵及影响要更为丰富和广泛。

因此原本属于政治领域的朋党之争，通过士人心态这一中介，便对宋代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两宋之际的文人士大夫而言，在经历了宋徽宗时期的“崇宁党锢”，还有宋高宗时期的“绍兴党禁”后，他们经世济民的入世追求与遁迹江湖的人生旨趣已经渐行渐远，并呈现出一种静观内省的心理状态。

两宋之际诗文轶事类的作者构成要复杂些，上至王公贵族之后如赵令畤，下至释家佛僧如惠洪。但他们大多亦被卷入过朋党之争的漩涡中，如赵令畤、张耒、吕本中、朱翌等。

因此两宋之际诗文轶事类笔记最为突出的内容，即对北宋高风亮节之士，如欧阳修、苏轼、司马光、范仲淹、王安石、黄庭坚等诸人诗事的记载与诗文的评论。

那“雅俗兼容”又带来了怎样的好处呢？雅与俗作为文学审美标准之一，基本确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文心雕龙·定势》云：“是以绘事图色，文辞尽情，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

宋朝

熔范所拟，各有司匠，虽无严郛，难得逾越。”刘勰认为文章以表情达意为主，情意互相交织便形成了雅正或庸俗的体势，雅俗之间虽无严格的界线但是亦不易超越。然而至两宋之际，受宋代雅俗兼容的文化生态环境所影响，两宋之际文人士大夫认为雅俗文学之间相互交融反而更能够促进文学的发展。

事实上，被中国古代文人视为“小说”的俗文学——笔记文，其之所以能在两宋之际动荡的时局下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与其自由灵活的文体特征所带来的创作便利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两宋之际文人士大夫文学观念的变化。

他们秉持雅俗兼容的文学审美态势进行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并认为笔记文不仅具有记录琐闻、消遣娱乐等俗文学原有的功能，亦可承担起记载国事、垂教后人等雅文学之责。

总而言之，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善，促进了平民士大夫阶层的崛起，进而加深了雅俗文学的交融。而伴随都市发展而兴起的市民文化，在两宋之际繁荣经济的影响下亦呈现出了丰富多元的面貌，从而形成了雅俗兼容的文化生态环境。

正是雅俗之间的互动，改变了两宋之际文士大夫对笔记文的认识。一方面，他们继续在笔记文中记录可供谈笑的奇闻异事，以备闲谈之需；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笔记文中书写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变故，以期有补于世。即两宋之际文人士大夫创作观念的拓展，是影响两宋之际笔记文发展的因素之一。

二、创作特征

笔记文作为一类独立的文体，其创作特征发展至两宋之际已有所新变。首先，受北宋中期兴起的“疑经惑古”思潮所影响，两宋之际文人士大夫对前人所作的结论往往持客观审慎之态。而后宋金关系的剧变，又进一步激发了两宋之际文人士大夫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的创作热情。因此可以发现，两宋之际文人士大夫有本着以事实为尊的创作理念进行笔记文创作的。

此外受笔记体随笔而录的文体特征、两宋之际文人士大夫内敛的文化性格等因素所影响，两宋之际文人士大夫也持有随意的创作理念，在笔记文中书录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

其次，两宋之际宋金关系的剧变、朋党之间的恶性争斗、贬谪流放的人生遭际等，使得这一时期的笔记文无可避免地蕴含了两宋之际文人士大夫忧愤哀恸的思想情感。值得庆幸的是，得益于宋代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合流，两宋之际文人士大夫在面对人生困境时能够做到自我释怀，并于笔记文中书写化解痛楚后的超脱旷达之情。

再次，与两宋之际文人士大夫既尚实又随意的创作理念相联系，加之受两宋之际文人士大夫深厚的文学素养所影响，两宋之际笔记在语言上呈现出了平实质朴与意趣隽永兼具的风格，具有较高的文学可读性。

三、文学意义与文化价值

两宋之际笔记数量可观、内容广博，具有较高的文学意义与文化价值。首先，两宋之际笔记蕴含了丰富多元的文学思想。两宋之际笔记中存有较多的文学批评内容，批评范围涉及诗、词、赋、散文、传奇等多种文体，这些内容无疑是研究两宋之际文学思想的重要资料之一。

而且两宋之际文人士大夫亲自编撰笔记的行为，即已体现出了两宋之际文人士大夫雅俗文学观念的变化。再次，两宋之际笔记对研究两宋之际士风有着较大的借鉴作用。

笔记体非正统的文体地位予以了两宋之际笔记作者较大的创作便利，他们可以在笔记文中如实地记录两宋之际士风的发展变化。在两宋之际笔记中可以发现，两宋之际士人既继承了忧国忧民的士人情怀，也呈现出了归隐山林的避世倾向，同时还表现出了党同伐异的政争之风，从而为系统认识两宋之际士风提供了的宝贵文献资料。此外，两宋之际笔记还具有补充正史之阙的历史学价值。

四、总结

两宋之际笔记拥有可观的数量、广博的内容、独特的创作特征以及多元的意义价值，其创作的时代背景也颇复杂多样。首先，就两宋之际笔记的创作背景而言，其主要由宋金关系的剧变、严酷激烈的党争、雅俗文化的兼容等因素共同构成，并通过士人心态这一中介对宋代笔记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具体而言，虽然宋金关系使得两宋之际士大夫迸发出了深沉的忧患意识，但是严酷激烈的党争又使得两宋之际文人士大夫呈现出了静观内审的精神状态，而两宋之际雅俗文化兼容的文化生态则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两宋之际文人士大夫的雅俗文学观念，这些变化皆对两宋之际笔记的创作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总之，两宋之际笔记作为宋代笔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拥有可观的数量、广博的内容、独特的特征、多元的价值等，而本文所论及的也仅是其中的冰山一角，且笔力有限，许多地方尚未进行详细的论述，有待学界对其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