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是市民阶层形成与市民文化崛起的时代，是高雅文艺俗化与世俗文艺昌盛的时代，是抒情文学新变与叙事文学渐盛的时代，在中国文化发展史、文艺嬗变史、文学演进史上举足轻重。宋代小说是市民娱心消遣的经典门类，也是士人淑世资暇的重要文类，可谓观察文学内部雅俗关系的理想视角。 具体而言，宋代话本与文言小说既二水分流又局部交汇，既互相倚傍又彼此消长，在中国叙事文学史上形成独特景观，并影响到文学的雅俗格局，具有文白互动的典型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文在学界研究基础上[1]，以共生理论的分析框架为骨架，以叙事文学的研究范式为血肉，以雅俗际会的文化视野为魂魄，分析宋代话本与文言小说互动共生（下简称“文白共生”）之态势与动因，并以此为基点追寻宋代以降士人文学与市民文学、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双向互动的社会原因、逻辑关联，揭示近世雅俗文化互渗消长的内在理路及深远影响。 宋代小说有话本与文言之分。宋代话本小说的判定，学界有争议，笔者综合胡士莹、程毅中、石昌渝、朱一玄、陈桂声等诸家观点[2]，认为《碾玉观音》等35种小说话本、《五代史平话》等3种讲史话本、另有1种说经话本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共39种话本小说的主体内容完成于宋代，虽后世有增删修润，但仍应判定为宋话本。 宋代文言小说有笔记体（体现为笔记小说集）和传奇体（多体现为单篇传奇文）之分。其中笔记小说集据《四库全书》“小说类”著录，计91种，包括“杂事之属”65种、“异闻之属”14种、“琐语之属”12种；单篇传奇文据李剑国先生《宋代志怪传奇叙录》，计85种。上述200余种话本体、笔记体、传奇体小说，构成了宋代小说的主体。 共生是不同生物体互利互助密切生活在一起的现象，其前提是不同生物体之间的异质互补。宋代话本与文言小说的共生基础，源于两者属于相异又相邻的叙事类型——士人叙事与市民叙事，源于两者在叙事话语（用何叙事）、叙事行为（如何叙事）、叙事旨趣（为谁叙事）、人物塑形、叙事伦理等方面的异质互补。 宋代文言小说与话本的编创主体、接受主体有士人与市民之别，两类小说分别反映着不同主体的文化精神和伦理意识，属于不同类别的叙事。 宋代文言小说的创作和阅读基本上是在士人圈中，属于文人叙事中的士人叙事。宋话本的口传环节是典型的市民叙事，编写环节虽然经过书会才人等文人的加工润饰，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文人叙事的情趣和印痕，但主导性的还是市民情趣，因此宋话本的主体应归入市民叙事。 缘此，就叙事层面而论，宋代文言与话本小说之关系，浑言之可谓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之互动，析言之则应言士人叙事与市民叙事之共生。 宋代话本与文言小说在叙事话语上存在差异。文言小说（士人叙事）多用书面化的文言，简洁典雅，含蓄蕴藉，呈现出超语体文的书面加工色彩；话本（市民叙事）则多用口语化的白话，直白俚俗，生动活泼，显现出语体文的活态口语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士人叙事所使用的文言与唐代相比，已是吸取较多白话质素的浅俗化文言，而且部分小说已在人物对话等环节直接使用白话以绘声绘色、毕现声口；而宋代市民叙事也有大量使用文言的现象，如话本化传奇、传奇式话本和白话话本中的文言运用。由此而形成士人与市民叙事在语言运用上既各有侧重又相互交叉的现象。 宋代话本与文言小说在叙事行为上差异甚大。一般而言，士人叙事重“事”亦重“叙”，讲究结构的谨严周密、情节的跌宕有致和叙述的起承转合；市民叙事则“事”重于“叙”，更加注重故事本身的生动曲折，而不把“叙”作为重点，在谋篇布局的运思、叙事技法的运用上均不及士人小说精致。 值得注意的是，市民叙事中大量运用嫁接、捏合、巧合、以物串事等叙事技法，呈现出鲜明的民间性、集体性和质朴性。 尤可一提的是，宋代话本作为典型的市民叙事文本和口传文学文本，存在较为普遍的程式化倾向，既体现在宏观层面的情节设计、角色安排，也体现在中观层面的场景描绘，还体现在微观层面的语言表达，可谓全方位、多层面的程式化。宋代士人叙事，少量作品如入冥小说也有程式化迹象，但多数作品还是以追求个性化描写为目标，尽量避免出现重复，程式运用密度较低，程式化程度远逊于宋话本。 宋代话本与文言小说在叙事旨趣上各有侧重。从价值取向而言，宋代文言小说作为士人精神世界的艺术折光，鲜明地体现出他们的心之所向、情之所系。一方面，他们有登第入仕、经世济民的志趣；另一方面，他们也会有功名浮云、黄粱梦醒的体悟。两者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入世与出世、梦想与梦醒互相融会的七彩光谱。相较于宋代文言小说折射出文人士子的登第梦和黄粱梦，宋话本则折射出市井细民的发迹梦和富贵梦。 简言之，宋话本折射出市井的价值追求，而宋代文言小说则折射出士人的人生体悟，两者有俗与雅、浅与深、热闹与冷静、直白与含蓄之审美差异，刚好可以异质互补。从旨味追求而言，文人叙事更多追求雅致的韵味，市民叙事则更为喜好俚俗的趣味，前者含蓄蕴藉，后者浅近直露，前者偏重精神愉悦，后者偏重感官刺激。 宋代话本与文言小说在人物塑形和叙事伦理上各有偏好。就士人形象塑造而言，宋传奇中的士人形象更多悲情色彩，而话本中的士人形象则更多喜剧情调。[3]这种人物塑形的差异可能与士人与市民的审美心理歧异有关，士人更多以悲为美，而市民更多以喜为美。 宋话本与文言小说的士人塑形的悲、喜格调之别，往往蕴含叙事主体的意图伦理考量。文言小说通过士人的悲剧故事和显明的伦理介入，有强烈的劝善惩恶意图；话本偏重叙述士人的喜剧故事、风流故事，虽也有一定的劝惩意识，但伦理介入并不显明，叙事的优先考虑是娱乐性。概言之，宋代文言小说是教重于乐，而宋话本则是乐先于教。 宋代话本与文言小说共生关系的形成，两者的异质互补是前提，而宋代整个文化领域的雅俗互渗则是其时代语境。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的变革时期。唐宋变革导致文化转型，大量平民子弟入仕为官，跻身士绅阶层，逐渐改变士人文化的整体面貌和雅俗格局，使得宋代的士人文化较之唐代更具平民色彩和雅俗贯通之习。 另一方面，宋代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催生了市民阶层的兴起，而市民阶层的兴起，又促成了以瓦市伎艺为代表的市民文化的勃兴。市民文化是都市通俗文化，又是介于雅俗之间的文化，连接着乡民文化与士人文化，吮吸着这两种文化的营养。 士人文化与市民文化虽然有大传统与小传统、雅文化与俗文化之差异，但由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阶层变动、观念变迁导致雅俗边界变化，两者在宋代的双向互动非常明显，一方面市民文化既影响士人文化，又从士人文化汲取养分，另一方面士人文化既辐射市民文化，又从市民文化取精用弘。宋代士人文化与市民文化的雅俗际会，正是话本与文言小说互动共生的时代动因。 宋代说话及话本与文言小说互动共生，一方面文言小说借鉴说话伎艺出现新变，另一方面说话伎艺倚傍文言小说不断壮大。 （一）文言小说对说话伎艺的借鉴 宋代文言小说发生了从“淑世”到“资暇”的重心转移，从“慕史”“传信”到“幻化”“不必信”的观念变迁。[④]伴随观念变迁，宋代文言小说的审美趣味，也在向市井伎艺、市人小说的世俗化方向滑动。 宋人文言小说尤其是传奇体小说中，下层文人的的作品大幅增加，这些作品带着强烈的市井气息和世俗趣味，逐渐改变着文言小说的雅俗版图。另外，宋代中上层文人之作，如洪迈《夷坚志》、廉布《清尊录》、郭彖《睽车志》等，受到话本小说和通俗文言小说的刺激和影响，也在逐渐沾染市井气息，徐徐褪去稗说雅致之习。 前者是俗的挺进，后者是雅的萎缩，两者汇合，使得文言小说的整体风格逐渐由唐之雅致转为宋之世俗。宋人文言小说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小说的焦点逐渐由文人学士、才子佳人转向市井细民、芸芸众生，小说的旨趣也逐渐由裨教化、补史阙为主的文人之趣转向供谈笑、广见闻为主的细民之好。 宋代文言小说不仅在小说观念、审美趣味上受到市人小说的影响，也在叙事手法上借鉴后者，这最典型地体现在“独白式”心理描写手法的运用上。 中国文言小说作为稗史，脱胎于史传，有较强的慕史倾向和鲜明的史化特征。史传叙事的“呈现式”模式，虽然是一种全知叙事模式，但撰写者“全知”领域往往仅限于人物言行，并不包括人物心理。直接描写旁人无法得知的人物心理，显然有悖实录原则，因而此举被正统史家摈弃。 汉魏六朝的文言小说受到史传叙事的影响，采用“呈现式”叙事模式，尽量秉承实录原则，客观再现人物言行，一般不会直接描写人物心理。这些小说即使描写人物心理，一般也是通过描写梦境、幻觉或者人物言行神态等，曲折地呈现人物的内心活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采用人物内心独白方式直抒胸臆。唐代的志怪小说、轶事小说，也大都不会采用内心独白之法直接描写人物心理，传奇小说则出现了一些新变，如《无双传》等晚唐传奇开始零星出现内心独白式心理描写。 传奇小说至晚唐出现的内心独白式心理描写，犹如星星之火，到了宋代，燃成燎原之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具有内心独白式心理描写的篇章大量涌现。《唐宋传奇总集》宋代部分共收录传奇184篇，具有内心独白式心理描写的篇章共有18篇，占比已达10%左右。[⑤] 第二是大段的心理独白开始出现，如清虚子《温婉》叙及温婉被迫流于娼家的经历时，多处运用了直接心理描写之法，且采用了大段的心理独白。 第三是内心独白式心理描写手法的运用渐趋成熟，功能渐趋丰富，或为揭示人物内心、推动情节发展，或为设置悬念伏笔、增加故事波澜，或为描摹内心隐秘、凸显人物性格，其中后两种功能在先宋文言小说中非常罕见。 宋代文言小说中内心独白式心理描写的大量涌现和功能渐趋丰富，应与说话艺术的影响颇有关联。与文言小说“客观呈现式”的叙事模式不同，白话小说是一种“主观讲述式”的叙事模式。 宋代说话艺人在讲故事之际，常常会直接进入人物内心世界，呈现人物言行的情理基础，这些直扣心扉之举在现存宋话本中有清晰的印迹。现存宋代39篇话本中，内心独白式心理描写比比皆是，而且类型非常丰富。宋代说话艺人这种直扣心扉的全知视角讲述，对宋代文言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以最能代表文言小说成就的传奇为例，宋传奇作者中有大量未入仕的下层文人，这些下层文人与中上层的正统文人相比，叙事时受到传统规范的束缚更小，更能够突破传统文人撰述稗史时效法史传、不敢直闯人物心扉的叙事惯例，这就为他们写作传奇时进行内心独白式心理描写提供了可能。 这些下层文人耳濡目染宋代日趋兴盛的说话艺术，不断汲取说话艺人知言知行知心理的讲述技法，成功地移植到传奇写作上，从而导致传奇中内心独白式心理描写的大量出现。 （二）说话伎艺对文言小说的倚傍 就宋代说话及其文本对文言小说营养的汲取而言，包括士人叙事文本的借鉴和改编、伦理化倾向影响下的“道学心肠”、文备众体之法的采借等方面。 宋代话本小说的素材，很大部分来自于唐宋文言小说。现存35种宋代小说话本中，可以大致考出本事来源于文言小说者有13种；宋代讲史话本中，《五代史平话》乃是对《资治通鉴》所载五代史的敷演发挥，《大宋宣和遗事》则是掇拾故书、文白杂编的早期讲史话本，其剽取之书可能有《南烬纪闻》《窃愤录》《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等。 概言之，宋代讲史话本主要依赖相关史籍和稗史小说，小说话本则有三分之一篇目是对现成文言小说的捏合、改编与敷演。可以说，宋代的市民叙事（话本小说）是在充分汲取士人叙事（史籍和文言小说）营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士人叙事从素材上滋养着市民叙事。 宋代文言小说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在主旨方面有强烈的伦理化倾向，这种倾向也传导至受文言小说滋养的话本小说。本来，话本小说作为说话艺术的文本化产物，其根本属性是商品性语境下的娱乐性。但由于受到时代风气和士人叙事的影响，较大部分的话本小说在注重娱乐性的同时也在兼顾教化性，从而呈现出寓教于乐、乐中有教的局面。 宋代的说话艺人，整体而言是重“乐”之际兼及“教”。现存35种小说话本中，有较为明确的教化旨趣者共17种，约占总数的一半。这些话本的教化旨趣非常广泛，或敦崇风教，或褒赞孝义，或劝人归善，或引人立身，或宣扬佛道，或针砭时弊，不一而足。 宋代话本小说还学习传奇的文备众体之法，篇中有诗、词、鼓子词、骈文、辞赋和韵语等多种文体，显示出市民叙事对士人叙事的借鉴。宋代话本小说的诗词韵语中，既有民间流传的俗语、谚语，书会才人、下层文人创作的俚俗诗词，也有大量的非常典雅的文人诗词，显示出民间文艺对精英文学的采借。 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云小说艺人“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⑥]，可见民间艺人对精英文学的借鉴化用。诗词韵语的大量运用，以说唱结合的方式增强了说话的吸引力，同时也以采借精英文学的途径充实了话本的内容，另外还以文备众体的形式提升了话本的文化品位，显示出市民叙事、民间文艺对士人叙事、精英文学的吸纳和借鉴。 宋代士人叙事与市井叙事互动共生，催生出世俗化传奇、准世俗化传奇、种本式文言小说、话本化传奇、传奇式话本等雅俗际会的小说文体新样式。 （一）世俗化传奇：《青琐高议》 宋代的世俗化传奇，最集中地收录于刘斧《青琐高议》（下简称《青琐》）。该书中的传奇小说，受到说话等世俗文艺的深刻影响，以雅体写俗情，演变成有别于唐代辞章体传奇的世俗化传奇。 《青琐》是一部具有浓厚世俗色彩的杂俎型小说集。《郡斋读书志》批其“辞意颇鄙浅”[⑦]，《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该书乃“里巷俗书”，指出其序言“不称名而举其官”不合常例，所纪又“多乖雅驯”，七字标目“尤近于传奇”，“间有称'议曰’者”“亦多陈腐”[⑧]，从书前序言、所纪内容、七字标目、文末议论四个方面揭示该书的浅俗。《青琐》的“俗”，最重要体现在篇章内容上。 该书所收142篇小说中，杂事小说和志怪小说89篇，大致可以算作传奇的有53篇，其中唐人传奇2篇，宋人传奇51篇。传奇作为文备众体、篇幅曼长、叙事委曲、注重文采的小说文体，本来是小说中最“雅”之体，但《青琐》中的传奇作品已出现“雅”体染“俗”情的世俗化倾向。 这种世俗化既体现在故事人物和题材的世俗化，也体现在语言表达的世俗化，更体现在审美趣味和价值观的世俗化，还体现在艺术手法的世俗化。《青琐》作为世俗小说集，现存142篇小说中有15篇被说话和戏曲等世俗文艺吸纳、改编，被改编的篇目比例超过10%。 （二）准世俗化传奇：《云斋广录》 宋代的准世俗化传奇，最集中地收录于李献民《云斋广录》（下简称《云斋》）。该书是杂俎型小说集，今本分“士林清话”等六门，共八卷，另附后集一卷，合为九卷，收录杂事小说12篇、诗话28条、传奇13篇、传奇配歌2首，共55篇（首、条），其中最具艺术价值的是13篇传奇。 这些文本既有叙事委曲、篇幅曼长、富有文采和意想等传奇文体的一般特征，还有迎合市井细民的艳异化倾向，《四库全书总目》批评该书“所载皆一时艳异杂事，文既冗沓，语尤猥亵”“纯乎诲淫”[⑨]。 《云斋》的世俗化不仅体现在人物、题材、审美趣味、价值观念乃至艺术手法方面，也体现在其与市井说话的关系上。 《云斋》卷四“灵怪新说”，大致相当于《醉翁谈录》所云“灵怪”，都是征奇话异的精怪故事；《云斋》卷五卷六“丽情新说”，大致相当于《醉翁谈录》所云“传奇”，大都是讲说人间男女情爱故事；《云斋》卷七“奇异新说”，大致相当于《醉翁谈录》所云“烟粉”，大都是讲说烟花粉黛的女鬼与世间男子的人鬼情爱故事；《云斋》卷八“神仙新说”，大致相当于《醉翁谈录》所云“神仙”，都是讲说神仙故事。 另外，《云斋》中的多篇传奇都曾有相应的宋代小说话本对应。概言之，《云斋》中的宋传奇是介于唐代辞章化传奇与《青琐》世俗化传奇之间的一种中间形态，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准世俗化传奇。这种准世俗化传奇，是雅俗融汇的传奇新形态。 （三）种本式文言小说：《绿窗新话》 宋代的种本[⑩]式文言小说，即为说话而备的节录故事梗概的“梁子”式文言小说，集中收录于皇都风月主人所编《绿窗新话》（下简称《绿窗》）。 该书选录154篇文言小说，大多系节引汉魏六朝小说、唐宋传奇笔记、诗话词话、史传文集而成。每篇都有七言标题，且相邻两篇的七言标题大都两两相对。从内容倾向而言，该书篇章选择、文本节录和文字改动，都有迎合市井的情色化趋势，可用“风月”加以概括；从编纂体例而言，该书并非类书，而是排列有序、以类相从的故事汇编，可用“类编”加以概括。 合而观之，《绿窗》可谓“种本式风月类编”。《绿窗》与说话关系非常密切，今本有15篇与《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云说话名目有明显对应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绿窗新话》在节录群书时增饰、捏合等有异于原文的文字改动，既有可能是编者为提升故事的吸引力而主动做出的调整，也有可能是编者采纳说话艺人对故事的改编而相应做出的调整，两者情况可能都存在，而后者尤其值得关注。 总之，《绿窗新话》既选录改编现成的书面文本为说话艺人提供“梁子”，又将说书场对故事的口头改编落实为书面文本，再反哺给说话艺人，该书实际上成了“文本”与“话本”、书写叙事与口传叙事相互转化的桥梁纽带，在话本与文言小说互动关系史上有重要价值。[11] （四）话本化传奇：《醉翁谈录》 宋代的话本化传奇，最集中地收录于罗烨的《醉翁谈录》（下简称《谈录》）。该书是杂俎型小说集，今本以天干为序分为十集，每集分为两卷，共二十卷，各卷下又有类目，分舌耕叙引、私情公案、烟粉欢合等21类，类目之下为具体篇目，收录论小说伎艺文章、传奇小说、笔记小说、幽默笑话、滑稽判词等80篇（则），还收录品评诸妓的七言诗歌55首。 内容虽然庞杂，但基本都是风月题材，目的则应该是为说话艺人提供参考。书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根据文言小说改编而成的23篇话本化传奇。这些话本化传奇，大多用浅近文言写成，一般篇幅较长，叙事委曲，有传奇之貌。 但其市民情趣的彰显、市人形象的刻画、世俗手法的采用、市井言语的充溢，特别是“诗曰”“词云”等方式的存在，又使其与唐传奇等辞章化传奇、《青琐》中的世俗化传奇、《云斋》中的准世俗化传奇，颇有差异。 可以说《谈录》中的话本化传奇是传奇为表、话本为里，是渗透着话本精神的传奇。但这些话本化传奇，还没有后来成熟话本的文体标志（入话、散场语、“话说”、“且说”等说书套语），因此还只能说是准话本。 （五）传奇式话本：《蓝桥记》等 宋代的传奇式话本，今存者有3种，即《清平山堂话本·蓝桥记》《警世通言·宿香亭张浩遇莺莺》《警世通言·钱舍人题诗燕子楼》。这些话本，虽然都用文言化的语体，皆具传奇体的形貌，但同时都具备入话、散场诗等话本特有的篇章体制，从文体角度考察还是归入话本为宜。 传奇式话本基本上只存在于宋元和明代前中期，到了明代后期，话本体小说完全成熟，白话语体成为话本体小说的标配，从此文言形态的传奇式话本便销声匿迹。于此可见，文言形态的传奇式话本乃是话本小说发展史上的一种早期形态，是说话艺人、书会才人和拟作文人等借用传奇文本套上话本体制而生成的一种早期话本，是说话伎艺文本化过程中的阶段性文体，呈现了来源于民间的叙事文体（话本体）草创时寄生、依附于文人叙事文体（传奇体）的历史图景。 传奇式话本与话本化传奇有同有异。就同而言，两者都是文言形态的传奇小说，都是说话伎艺文本化的产物。就异而言，话本化传奇是渗透着话本精神的传奇，但没有话本的文体标志（入话、散场语、“话说”、“且说”等说书套语）；传奇式话本已经具有话本的文体标志，可谓虽未成熟但基本成型的话本。因此，从话本的演进阶段而言，传奇式话本是话本化传奇的进一步发展。 上述世俗化传奇、准世俗化传奇、种本式文言小说、话本化传奇、传奇式话本等五种小说文体新样式，是士人叙事与市井叙事互相渗透的结晶，是雅俗际会的产物，在中国小说文体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话本与文言小说的共生，推动小说聚焦、叙事观念、雅俗格局都发生变化，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12] （一）小说聚焦：“人物”到“故事”、“意蕴”到“趣味” 宋代话本与文言小说的共生，市民叙事与士人叙事的互动，使得宋人小说中杂记体异军突起，与之相应，小说的聚焦点也逐渐从“人物”移向“故事”，从“意蕴”滑向“趣味”，显示出迈向近世的世俗化倾向，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以最有小说性的传奇体为例，唐宋传奇中，杂传体与杂记体的比例大不一样。唐人所编传奇集中，晚唐文士陈翰《异闻集》堪称翘楚，宋人所编传奇集中，刘斧《青琐高议》可谓典型，我们可将两书进行比较。《异闻集》所收唐传奇40篇中，杂传体有25篇，占比62.5%，杂记体有15篇，占比37.5%，杂传体占绝对优势。 《青琐高议》所收宋传奇51篇中，杂传体有26篇，杂记体有25篇，两者数量已基本相当，平分秋色。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由唐入宋，传奇体中杂记体所占比例是有大幅提升的。如果说唐传奇中，杂传体与杂记体有主从之别，那么宋传奇中，杂记体异军突起，已基本可与杂传体分庭抗礼。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出现此种情况又意味着什么呢？ 一般而言，杂传体传奇以人物价值为焦点，让读者在感喟人物命运、感叹人物性格、咀嚼人物形象中获得丰富复杂的美感，杂记体传奇则以故事价值为焦点，让读者在曲折、离奇、悬念中领略故事趣味，获得未必丰富但却非常明快的美感。对受众而言，杂传体传奇意蕴较丰，需要受众较强的审美感悟能力方能品出味道，而杂记体传奇则晓畅明白，受众很容易就获得趣味。 概言之，在审美品位上，杂传体传奇可能略胜于也略雅于杂记体传奇。宋代传奇中杂记体的异军突起，正是传奇体俗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宋传奇中杂记体的大量增加，表明传奇文本的聚焦点正在从唐代的人物价值逐渐转向故事价值，表明宋人传奇文本对故事性的追求，正在逐步超越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形象的塑造。宋传奇的这个转向，可能受到说话的某些影响。 宋代说话和话本鲜明强烈的故事性取向，不能不影响到宋代士人的小说写作。与唐传奇相比，宋传奇的作者更为平民化，他们耳濡目染说话伎艺，受其娱乐性基调和故事性取向的影响，更为注重传奇文本的故事价值，于是出现杂记体传奇的异军突起。 宋传奇中杂记体的大量增加，故事性和娱乐性的不断增强，使得本来高雅的传奇体不断俗化，并与世俗的话本体不断接近。到了元明，传奇小说中杂记体已经占据绝对优势。从唐代杂传体传奇占主导到元明杂记体传奇占主导，宋代是真正的转捩点。置于这样一个传奇体的演变脉络，宋传奇承上启下的转折意义非常明显。 （二）叙事观念：“淑世”到“资暇”、“慕史”到“幻化” 宋代话本与文言小说的共生，市民叙事与士人叙事的互动，使得宋人在小说“乐”“教”功用与“虚”“实”关系的认知上，逐渐超轶前人。宋代话本小说（市民叙事）的娱乐性、虚构性，冲击着文言小说（士人叙事）的“补史阙”、“裨教化”，此长彼消，推动了叙事观念逐渐从“淑世”向“资暇”转移，从“慕史”向“幻化”迈进。 在中国叙事文学史上，由于受到“史贵于文”以及史传“实录”理念的强大影响，小说创作的“慕史”倾向和“史化”特征非常明显，历史叙事风靡一时。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13]“作意好奇”[14]，开启了“亚叙事”到“叙事”、“史传叙事”到“虚构叙事”的转折，但受众仅限于士子文人，缺乏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宋代话本小说的商品性、娱乐性使其“文学叙事”意愿更为强烈、特征更为鲜明、影响更为广泛，并对文言小说产生强大影响，最终推动叙事文类重心从纪实叙事、历史叙事向虚构叙事、文学叙事的转移。 （三）雅俗格局：“雅化”到“俗化”、“中古”到“近世” 宋人稗说观的近世化转向以及与之相随的稗说的娱乐性增强，再加上传奇体借鉴市民叙事而呈现俗化趋势，话本体采借士人叙事而初显雅化倾向，共同构成话本与文言小说互动共生的完整图景。这样的互动共生，整体上是使小说娱乐性更强、幻设意识更浓、故事性更显、世俗性更切，概言之，使小说从中古迈向近世。 从文学史的角度考量，宋代话本与文言小说的互动共生，逐步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内部格局，首先是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比例格局的改变。宋代文言小说受到说话及话本的影响，作为叙事文学文体的属性更为鲜明。 同时，更多的士人如洪迈、王明清等，愿意将讲故事、重趣味的小说作为自己舞文弄墨的主要文体之一，倾心于从叙事性文体的写作中找到乐趣，这就使得叙事文学在士人中的重要性有所提升。 另外，书会才人和下层文人不断吸纳文言小说营养，在整理、改编说话文本的过程中不断借鉴士人文学的方法、技巧，使得话本小说作为新兴的叙事文学文体逐步从粗率简陋走向精致成熟。通俗叙事性文体（话本体）的逐步成长及其在市井的大受欢迎，高雅叙事性文体（传奇体和笔记体）在士人中重要性的提升及其在士林的影响扩大，使得叙事文学在雅（士人）、俗（市井）两个层面都在扩大地盘。 此长彼消，叙事文学的勃兴使得文学格局逐步开始发生变化，即由中古以诗文为主的抒情文学一家独大格局，逐步转向近世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并驾齐驱格局。此格局到了明清再进一步发展，就演变成了叙事文学更能体现时代风貌从而更胜一筹的文学新图景。 宋代话本的兴起及其与文言小说的互动共生，也改变了士人文学与市民文学的比例格局。宋代之前，中国文学版图中士人文学一枝独秀，宫廷文学虽然精致却难以成为主流，乡村文学因为俚俗而难登大雅之堂，市民文学在中唐之后开始萌发也暂未形成气候。[15] 到了宋代，随着工商业的发达、城市经济的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户籍制度变革（单列“坊郭户”以与“乡村户”区别），真正的市民阶层开始形成。与之相随，市民文化开始崛起，市民文学开始勃兴。 话本小说作为典型的市民文学，深受广大市民的喜爱，同时也受到不少士人的关注。不少士人借用话本的手法甚至移用话本的情趣写作文言传奇，使得这些文言传奇披着士人文学的外衣，而其内核却充溢者市民文学的精神。另一方面，在明清时期，也有部分士人在改编宋元话本时不断灌注士人精神，并不断改造、雅化话本体，使得话本体这种市民文学文体逐步变成士人文学文体，又显示出士人文学对市民文学的汲取。 总之，就小说领域而言，士人文学与市民文学是双向互动的，但这种互动的大趋势是市民文学不断成长壮大，而士人文学则深受市民文学影响而渐趋平民化、世俗化。[16] 文言小说属于士人文学，灌注着“大传统”的质素，而话本小说属于市民文学，奔涌着“小传统”的血液。宋话本与文言小说的共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察大、小传统互动的范例。 宋代之前中国文化中的“大传统”，其演变发展的主动力有三：一是士人的原始创造，二是吸收外来文化，三是汲取乡村文化（民间文化）。宋代以降，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市民文化的昌盛，市民文化已经取代了乡村文化（民间文化）成为士人创造大传统的主动力之一。 简言之，就对主流文学（士人文学）的贡献和影响而言，宋代之后市民文学可能已经超越了乡村文学（民间文学）。置于这样的视域，再来考察宋代话本与文言小说的共生关系，会对探讨士人文学与市民文学、大传统与小传统，有更深入的体会。 注释： [1]详参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鲁德才《古代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萧相恺《宋元小说史》，张兵《宋辽金元小说史》，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说的变迁》、《宋代雅俗文学观》，李军均、曾垂超《论宋代小说的雅俗之变及其文化精神》，孟昭连《宋代文白消长与小说语体之变》，纪德君《宋元话本与文言小说的双向互动》等。 [2]详参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宋元小说家话本集》，石昌渝等《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朱一玄等《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陈桂声《话本叙录》。 [3]李桂奎《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叙事比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207页。 [4]李建军《宋人“稗说观”的演进趋向与小说学史价值》，《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 [5]袁闾琨、薛洪勣主编《唐宋传奇总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第3页。 [7]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97页。 [8]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08页。 [9]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四《云斋广录提要》，第1909页。 [10]日本学者大塚秀高《从〈绿窗新话〉看宋代小说话本的特征——以“遇”为中心》（《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将“小说人将'话本’的梗概、与原话的差异简单地用文言记下”的本子称为“种本”。 [11]李建军《〈绿窗新话〉文本性质新探》，《文学遗产》2019年第6期。 [12]宋代话本与文言小说的共生，除文学史价值外，还有汉语史价值，详参孟昭连《宋代文白消长与小说语体之变》（《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1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44页。 [14]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页。 [15]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1—78页）“既着眼于题材内容，又兼顾文学产生发育的环境土壤，以及作者和欣赏者”，将中国文学分成四类，即宫廷文学、士林文学、市井文学和乡村文学。此处借鉴其分法，而名称略有不同。 [16]王齐洲《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指出：“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不断地由雅趋俗，即从贵族走向精英，从精英走向大众，文学主流文体越来越通俗化，文学消费主体越来越大众化，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向。”笔者深以为然，小说领域可谓显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