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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宋仁宗改革的范仲俺和韩琦为何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 范仲淹和韩琦一直在陕西前线抗击西夏，两人互相配合，打了许多胜仗，成为北宋王朝西北边陲的倚重，天下人以“韩范”并称。 《宋史.列传第七十一》：琦与范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 西夏李元昊与大宋和谈后，庆历三年，范仲淹、韩琦先后被调回东京，范仲淹任参知政事、韩琦任枢密院副使。 宋仁宗当时有锐意进取之心，多次询问范仲淹、韩琦当世之事，有意实行改革。 庆历三年7月，韩琦先上书提出“七大举措”，得到了宋仁宗的“嘉纳”。 庆历三年9月，宋仁宗召辅臣一起参谒天章阁，瞻仰太祖太宗御容，同时又问边防大事，并且问了很久。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九月，丁卯，召辅臣及知杂御史以上于天章阁，朝谒太祖、太宗御容及观瑞物。既而帝问御边大略，久之，乃罢。 范仲淹认为朝政积弊较深，不是朝夕就能改变的，因此并没有下定决心提出改革方案。但宋仁宗亲自手写诏书赐范仲淹，并再次把范仲淹、富弼约到天章阁内，准备好笔墨纸砚，让他们当面写出方案： 《宋史.列传七十三》：帝方锐意太平，数问当世事，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赐手诏，又为之开天章阁，召二府条对，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帝既擢任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帝再赐手诏督促，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言十事： 宋仁宗亲赐手诏，并准备好笔墨纸砚，让他们当面书写奏章，其实是赶鸭子上架，逼范仲淹拿出改革方案，范仲淹惶恐异常，紧锣密鼓拿出十大改革措施，“庆历新政”拉开帷幕。 一、改革目的——抑制“三冗”，减轻国家负担。宋仁宗急于改革，是因为“三冗”问题负担太重！所谓“三冗”就是：冗官、冗兵、冗费！“三冗”产生的根子在“冗官”，而“冗官”的产生原因大概有： 一是机构重复设置，机构多。 宋朝自立国以来，为了防止臣子权力过大，就增设机构来分权。如中书门下相当于宰相，但权力只限行政；中书门下又设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范仲淹就是参知政事；军事由枢密院管理，枢密院有枢密使、副枢密使，韩琦就是副枢密使。官多了，行政交率就下降。 同时宋朝由于重文抑武，实行“兵将分离”制度，兵不识将，将不识官，武官准备了一大堆，文官也准备了一大堆，更离奇的是，为了限制武将，竟然让文官带兵。 在地方官的任命上，也是在州府的基础上，增设可以向皇帝直接报告的通判，并且官、职分离，官与权力分离，官多了还不做事，自然就造成了“冗官”。 二是科考取仕多。因为机构多，需要当官的人就多，所以宋朝的科举考试，取仕名额比任何一个朝代都多。5倍于唐、30倍于元、4倍于明、3.4倍于清。科举录取率这么高，感觉只有现在的高考录取率才能超过宋，但高考只是受教育，不直接当官啊! 三是“恩荫”泛滥。恩荫又称门荫、荫补、任子，是古代官僚世袭制的变种，就是官员退休了，给子孙一个当官的机会。恩荫制度在唐朝，只是个例。到了宋朝宋真宗以后就开始泛滥。不仅官员退休以后子弟袭职成为常态，而且官员的亲属、门客也能得到“恩荫”。更奇葩的是，宋真宗过生日、三年祭祀一次天地也要开个“恩荫”。清人赵翼形容宋朝的恩荫制度是“一人得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真怀疑宋朝的皇帝是专门批发乌纱帽的？ 四是“买官”成制度。当然，宋朝规范的名字叫“纳粟”，也就是政府因为修堤啊、用兵啊、救灾啊、向辽西夏缴纳岁币啊，缺钱的时候，会鼓励一些富人缴钱纳粮，帮政府摆平这些事，作为奖赏，政府就会封这些“纳粟”的富人一官半职，这就是变相卖官买官，后来随着国库亏空越来越大，这种“买官”行为竟然演变成了制度。 以上四大因素，必然导致宋朝官场出现了空前的“冗官”现象。 由于“兵将分离”，造成了兵的素质下降，因为将与兵很少结合，必然导致将对兵的训练、管理不到位，从而造成兵员素质下降。而为了弥补弱兵的缺陷，就从增加兵的数量上去解决；增兵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就再增兵，形成恶性循环，最后兵过百万，照样吃败仗。水浒里说的，八十万禁军教头，也是有根据的。兵多了，自然就造成了“冗兵”。 官多、兵多，自然各种开支费用就大；另外，宋朝实行募兵制，募来的兵就得养着，光军饷就是天文数字。再加上澶渊之盟后，每年要贡给辽国大量的岁币、绢匹；西夏李元昊求和以后，也向宋朝要钱要布，更是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就造成了“冗费”。 而“三冗”又导致两积：积贫、积弱！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刘娥太后死后，宋仁宗亲政了才知道国家财税负担那么重，宋仁宗毕竟还算是明君，很想有所作为一番，所以一旦西夏边患缓和，宋仁宗就把范仲淹、韩琦调回东京，一个担任副宰相、一个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希望他们就拿出一些措施来解决“三冗”问题。 二、改革举措——以范仲淹十大举措为主，韩琦“七+八”举措为辅。
从时间上来说，韩琦的改革方案是先提出来的。他根据当时西夏和契丹对西、北边境造成的威胁，提出了应该先行开展的七项措施： 《宋史.列传七十一》：琦陈其不便，条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 ——清政本。就是希望中书门下和枢密院要研究大事，小事交给具体职能部门做就行了。两府不要大事小事都管，也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分清主次。 ——念边计。就是针对西夏请和，索要无度，晏殊等重臣一味满足而提的。意思对边防大事要慎重，不要对方提出什么就立即答应，要好好研究研究再做出决定。 ——擢材贤。就是要仿照宋太祖时的一些旧制，对武学中的一些奇才打破常规予以提拔。 ——备河北。就是提醒澶渊之盟之后，北部边境武备松懈，但北辽契丹对大宋依然虎视眈眈，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不能陶醉在和平的幼像中，而要提高警惕，未雨绸缪，选派转运使去河北整顿武备，以防不测。 ——固河东。河套一带黄河以东地区，由于李元昊的侵略，破坏较大，需要加强防御，建立要塞，作长久打算。 ——收民心。由于国库枯竭，希望皇帝从内库中取出部分财帛支援边事，而不是加重民众负担。 ——营洛邑。开封无险可守，应该有序而又不大张旗鼓地营建洛邑，并且注意贮存粮秣，以备不时之需。（韩琦不愧是久驻边关，非常清楚开封城的危险性，如果早听他的，即使发生金兵南侵，也不至于有“靖康之耻”那么惨。）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五》：臣恐契丹谓朝廷事力已屈，堕其誓约，长驱部众，直趋大河，复使元昊举兵深寇关辅，当是时，未审朝廷以何术御之？臣是以夙夕思惟，辄画当今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宜诏中书、枢密院，凡苛碎眇末之务，悉归有司，使从容谋议，专论大计。二曰念边事。今政府但循旧制，才午即出，匆遽佥署；谓宜须未正方出，延此一时以专边论。三曰擢材贤。宜仿祖宗旧制，于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试其能。四曰备河北。自契丹通好三十馀年，武备悉废，宜选转运使二员，密受经略，责以岁月，使营守御之备。五曰固河东。前岁昊贼陷丰州，掠河外属户殆尽，麟、府形势孤绝；宜责本道帅臣，度险要，建城堡，省转饷，为持久之计。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内藏库，盖备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财以充己欲也。自用兵以来，财用匮竭，宜稍出金帛以代边用。七曰营洛邑。今帝都无城隍之固以备非常，遽议兴筑，则为张皇劳民，不若阴葺洛都以为游幸之所，岁运太仓羡馀之粟以实其廪庚。”帝嘉纳之。 韩琦提出了这7条需要急办的事务后，又提出了拯救时弊的8条对策，这八策基本包含在后来的范仲淹“十策”里了： 《宋史.列传七十一》：继又陈救弊八事，欲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谓：'数者之举，谤必随之，愿委计辅臣，听其注措。'帝悉嘉纳。 韩琦的这“八+七”改革方案，宋仁宗还是基本认可的，所以“帝悉嘉纳”！ 但是也许觉得韩琦的改革力度不足，也许想看看范仲淹有什么良策，所以在接到韩琦的改革方案后，宋仁宗两次打开天章阁，逼范仲淹、富弼真刀真枪拿出方案来。 宋仁宗的“赶鸭子上架”，让本来就“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只能迎难而上！范仲淹根据自己接近30年的从政经验，以及在地方上主政时时了解的民情，加班加点很快就拿出了改革方案，即《答手诏条陈十事》，即改革十大方案（以下引用均来自《宋史.列传七十三》）： 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迁，内外须在职满三年，在京百司非选举而授，须通满五年，乃得磨勘，庶几考绩之法矣。 就是明确官员的升降问题，没有大功劳大善举不能升迁。二府内外在职人员至少要干满三年才能考虑升迁；在京各衙门的官员如果不是推选或科举而任职的，至少要干满五年，才能进行升迁考核……这是针对宋朝当官满三年，不管有没有业绩，一般都要升迁的旧习惯而提出的改革举措。范仲淹希望在一个职位上要干出成绩来才能升迁，而要干出成绩，三年太短了…… 二曰抑侥幸。罢少卿、监以上乾元节恩泽；正郎以下若监司、边任，须在职满二年，始得荫子；大臣不得荐子弟任馆阁职，任子之法无冗滥矣。 这一条是针对“恩荫”制度的弊端而发的。所谓乾元节就是宋仁宗的生日，在皇帝生日这天，是要开恩荫的，范仲淹建议少卿、监以上的职位乾元节恩补可以去掉。正郎以下的官必须干满两年以上的才能让子孙“接班”。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龙图阁等馆阁，大臣们不得推荐自己的子弟担任。 三曰精贡举。进士、诸科请罢糊名法，参考履行无阙者，以名闻。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赐第以上，皆取诏裁。余优等免选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选。进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责实矣。 这一条是针对科举弊端而言的，认为糊名法纯粹考的是辞赋，缺乏乡里考核推荐一环，无法看出录取者的品行，应该改革。而进士应该先考策论，然后再考诗赋。策论写得好、诗赋写得差一点的为优等生，策论写得一般、诗赋写得好的为次等生。优等生直接给出拟授官职，次等生等待进一步选拔。范仲淹建议让进士名实相符。 四曰择长官。委中书、枢密院先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大藩知州；次委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府官、诸路监司举知州、通判；知州通判举知县、令。限其人数，以举主多者从中书选除。刺史、县令，可以得人矣。 范仲淹认为刺史、县令这些职位与百姓休戚与共。宋朝的做法是凭资历提拔人员充当这些要职，这样那些有资历但无能力的人上任不但不能帮助天子分忧，还会伤害百姓。所以他建议重要岗位由上级主管部门提名推举，然后干部部门考察这些被推举的人历任业绩，根据举荐的多少和业绩考核结果，择优录用。 因此，他建议：中书门下、枢密院各推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两制共举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推举知州五人；御史台中丞、知杂、三院共推举知州五人；开封知府、推官共推举知州五人；逐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各推举知州五人，知县、县令共十人；各州知州、通判同举知县、县令共二人。 五曰均公田。外官廪给不均，何以求其为善耶？请均其入，第给之，使有以自养，然后可以责廉节，而不法者可诛废矣。 现代有个词叫“高薪养廉”，范仲淹则认为应该“厚禄养贤”，其实是一个意思。宋真宗时，为了保证外任官员有足够的俸禄，实行职田制，用职田的田租来补充俸禄，这相当于长年在外出差人员的工资补贴。仁宗时，朝中有许多京官可能是眼红原因，多次上书要求取消职田。范仲淹对此据理力争，认为职田不应取消，而是需要公平分配。比如，刺史州有20顷职田，那么刺史拿多少？刺史下面的其它官吏拿多少？只需要定出个相对合理的比例出来就行。范仲淹认为，只有厚禄养贤，才能减少外任官员贪腐，清廉的地方官才能管理好地方。 六曰厚农桑。每岁预下诸路，风吏民言农田利害，堤堰渠塘，州县选官治之。定劝课之法以兴农利，减漕运。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废者可兴矣。 范仲淹认为，善政之要，在于养民，要养民根本的是要重视农业。而宋朝因为冗官、冗兵的弊政，全国人民都热衷于当官和当兵，所以对立国之本的农业反而轻视了。因为轻视农业，农田产出不足，导致粮价和布价都飞涨。范仲淹还举出了江南浙西一带的因为农桑不力而出现了许多荒田，“鱼米之乡”名不符实。希望朝廷下大力气发展农业，派专人兴修水利，使江南重新变成真正的“鱼米之乡”。 七曰修武备。约府兵法，募畿辅强壮为卫士，以助正兵。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省给赡之费。畿辅有成法，则诸道皆可举行矣。 这一条是针对“募兵制”的弊端而提的。唐朝实行的府兵制，所谓府兵制，就是类似于屯田制的一种兵役制度，军队驻扎地周围拔给一定量的农田，驻军战时打仗、闲时种田，自给自足解决军粮问题。改成“募兵制”以后，军队不用种田，只拿军晌，粮草由朝廷调配供给，增加了朝廷负担。所以范仲淹建议，恢复府兵制，招募壮丁，作为正兵，一年四分之三的时间种田，四分之一的时间训练。并建议先在京畿的军队中试行，有效果了再推行到其它地方。 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违者，重置于法；别遣使按视其所当行者，所在无废格上恩者矣。 宋朝每三年要举行一次盛大的京郊祭祀天地仪式，然后颁布一系列恩泽百姓的命令，如大赦天下、发放钱粮等。但这些皇帝的“恩泽”往往被地方官员“打折”，比如“大赦”的时候向被赦人员索要钱财，发放钱粮时克扣等等，使皇帝的“恩泽”不能落实。因此，范仲淹建议对“贪污”恩泽的官员要严惩，并且每次恩信下去时，同时派人到各地巡查，推动皇恩落实。 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几，旋即厘改。请政事之臣参议可以久行者，删去烦冗，裁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于数变更矣 这一条是针对法律而言的。宋仁宗时候的法律，制定与颁布的时候都很草率，经常是某个大臣根据个人的意见颁布一项法律，结果因为有问题，颁布了没法执行，造成了朝令夕改的现象。同时，法律条款很多，许多也没法一一落实。故此，范仲淹建议，对法律条款数量要少而精，容易执行。法律制订时要反复协商，要有广泛的民意基础，确保不会出现朝令夕改现象，避免有损皇帝尊严的事情发生。 十曰减徭役。户口耗少而供亿滋多，省县邑户少者为镇，并使、州两院为一，职官白直，给以州兵，其不应受役者悉归之农，民无重困之忧矣。 范仲淹以河南举例，唐朝时河南有19.4万多户人家，设置20个县；现在，河南只有7.5万多户，仍然设置19个县。人口减少60%，而县几乎没有减少，也就是说县级的各种官吏也没减少，还增多，这样势必给底层的劳动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赋税、徭役都比唐朝多出好几倍。沉重的赋税、徭役令底层人民不堪重负，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因此，范仲淹建议，压缩县级编制，精减县级办事人员，多余的人回去务农，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富起来。 范仲淹这改革十策，前五条和最后一条都是和吏治有关，核心都是汰减“冗官”；一条是关于农业的，一条是关于军事的，另外两条是关于法令的。就是今天我们读了，也觉得切中肯綮。何况是当时感同身受的宋仁宗呢？宋仁宗非常满意范仲淹的改革十策。立即批转中书门下和枢密院执行。 中书门下和枢密院讨论后，认为第七条军队改革从京畿试行，怕激起禁军兵变，暂时不适宜执行，宋仁宗同意，让另外九条制订详细实施细则，颁布执行。 《宋史.列传七十三》：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 客观地说，韩琦的“8+7”方案和范仲淹的改革十策是互相补充和完善的，所以都得到了宋仁宗的首肯。 韩琦提完方案，恰逢陕南暴发张海、郭邈山起义，韩琦赶紧去陕西镇压起义去了，留下范仲淹和富弼等人继续在京推行改革。 三、 改革实施——政治局面焕然一新韩琦去陕南平叛以后，“庆历新政”主要由范仲淹和富弼在京组织实施，枢密使杜衍和欧阳修也参与进来。 范仲淹虽然觉得改革不能急，但一旦被宋仁宗委以重任，就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全心全意投身改革之中： 一是根据韩琦的七策，尽快安排边防官员到位。庆历三年10月，经过范仲淹严格考核推荐，朝廷颁诏，任命张温之、王素、沈邀、施昌言四人分别为河北、淮南、京东、河东都转运按察使。“十策”中的“择长官”率先实施。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丙午，以盐铁副使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案察使，知谏院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案察使，盐铁判官沈邈为京东转运案察使，用富弼、范仲淹等言也。 二是下发磨勘新法。紧接着十月底，经过范仲淹修改、完善，朝廷颁诏下发磨勘新法，官吏升迁按新法考核，“明黜陟”也付诸于行动。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壬戌，诏二府新定磨勘式。自是法密于旧。 三是主持起草《任子诏》并请仁宗颁布下发。对恩荫的年限和范围进行了限定，同时打击了恩荫制度的一些变通做法，即一些大太监安排的人长期占据重要岗位的现象。并安排专人到全国各地明察暗访，对发现的人才予以提拔，对贪官庸才朝廷处置。朝廷还下诏：现任、前任两府子弟、亲戚不得进馆阁。这样，“抑侥幸”也开始了落实。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癸未，诏：“馆职有阙，以两府、两省保举，然后召试补用。自今见任、前任两府及大两省已上官，不得陈乞子弟亲戚馆职并读书之类。”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丁亥，诏更廕补法：长子不限年，馀子孙年过十五、弟侄年过二十乃得廕。自是任子之恩稍杀矣。 四是下诏限制职田，落实“均公田”。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壬辰，诏限职田。 五是颁布贡举新法。加强策论在科举考试中的比重，同时，允许州县办学，把教育与科举结合起来。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戊午，以南京府学为国子监。 庚申，许广州立学。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庆历四年三月）乙亥，下诏令州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属部官为教授，三年而代。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贴经墨义。 六是韩琦在陕西前线推行变法。除了在考核的基础上升降官吏外，还对军队中的老弱病残予以淘汰。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察官吏能否，升黜之。又以兵数虽多，而杂以疲老，耗用度，选禁军不堪征战者，停放一万二千馀人。 七是根据韩琦提议，对陕西前线的边防机构朝廷调整。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甲寅，罢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复置逐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从韩琦议也。 八是根据范仲淹的改革十策，修订干部管理的有关条例，不合适的删除。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丁巳，诏天章阁侍读曾公亮删定审官、三班院、流内铨条贯，从范仲淹请也。 九是将部分县降格为镇，落实“减徭役”建议。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己丑，省河南府颍阳、寿安、偃师、缑氏、河青五县并为镇，又析王层县隶河南府，始用范仲淹议也。 庆历新政实施仅短短的半年时间，北宋政治局面就开始焕然一新。汰冗官、精贡举、办教育、减恩荫……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四、 改革结果——中途夭折庆历新政的核心内容是“精简冗官”，这种吏治改革必然触动了到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既得利益者及保守势力必然会反扑，想方设法阻挠新政实施。他们用的卑劣招数有： 首先，舆论上贬低新政。宣扬新政规模太大，难以施行。诋毁《任子法》让皇恩变薄了，磨勘法太繁琐了，抑侥幸给官员行政带来不便了……等等。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案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 其次，监察弹劾。按察使对新政不时弹劾，不断动摇仁宗的变革决心！ 其三，打击新政支持者。范仲淹变法，有许多支持者，比如滕宗谅（即滕子京）、张亢、石介等。既得利益者就打击这些新法的支持者，弹劾滕子京、张亢贪污挪用机要素。幸亏范仲淹力保，两人才没下狱，但都被贬谪。而杜衍的女婿苏舜钦等人直接被贬为庶民。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时中丞王拱辰言其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故再谪。 其四，用卑劣手段污蔑。老臣夏竦遭欧阳修弹劾被贬，就派人伪造石介与富弼的往来书信，指诬他们欲效伊尹、霍光行废立之事。仁宗不信，但范仲淹、富弼开始恐惧。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 其五，指责范仲淹等结朋党。宋朝生怕文臣武将结党谋逆，所对朋党非常忌惮。既得利益者就利用这点反复弹劾范仲淹他们结党，把持朝政。宋仁宗曾问过范仲淹如何看待朋党，范仲淹坦荡之人，对朋党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而欧阳修直接上书《朋党论》，指出朋党也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相当于承认新政推行者是君子之朋。触及了宋仁宗的底线。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戊戌，帝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既得利益者对新政及推行新政的辅臣无所不用其极地弹劾与攻击，终于动摇了宋仁宗变法的决心，正好范仲淹、富弼因恐惧请求外放。宋仁宗顺水推舟地就同意他们外放。 而范仲淹一外放，新政便无人再推行，渐渐地就恢复回了旧政。庆历新政施行一年左右，便中道夭折。 五、 改革者结局——基本淡出权力中枢。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外放陕西、河东，富弼外放河北，但暂时保留范仲淹参知政事、富弼枢密副使的职务。 庆历五年正月，宋仁宗受章得象等盅惑，下诏罢免了范仲淹的参知政事职务、富弼的枢密院副使职务。范仲淹外放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富弼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 章得象又弹劾杜衍，只当了“百日宰相”的杜衍也被罢官，贬为尚书左丞，外放兖州。 韩琦对范仲淹、富弼、杜衍被贬官据理力争，没有结果。庆历五年三月，也被罢枢密副使，贬为资政殿学士，外放扬州。 支持新政的欧阳修也被贬滁州。 自此，庆功新政的核心人物都淡出了权力中枢。 改革者被贬后情况： ——范仲淹于1046年到达邓州，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散文《岳阳楼记》，体现了一代文宗的高风亮节。1049年调任杭州，在此期间，自己出资购田千亩，成立范氏义庄，帮助范氏后人。1052年调任颍州，上任路上病逝，享年64岁，宋仁宗追谥“文正”，这是中国古代文官的最高谥号。 ——富弼先后外放郓州、青州，任内救济十万灾民。回京后于1055年被宋仁宗拜相。宋英宗即位后任枢密使。熙宁二年再度为相，反对王安石变法再次被贬亳州，1083年去世，谥号“文忠”。 ——杜衍被贬两年后就上表请求退休，1048年仁宗加恩授“太子太保”，1049年拜太子太傅，1053年授予太子太师、资政殿大学士，进封祁国公。1057年病逝，谥号“正献”。 ——欧阳修被贬滁州后，写了著名的《醉翁亭记》，后又迁颍州、应天府。1049年回朝，任翰林学士。1057年任礼部主考，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1060年拜枢密副使、1061年任参知政事。1069年部分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主要是青苗法）。1072年逝世，谥号“文忠”。 ——韩琦外放扬州后，1048年迁定州，大力整顿军队，使定州军“精劲冠河朔”。1053年迁并州，收回被契丹冒占的地方。1055年力奏边境军队垦荒。1056年回京，任三司使，后拜枢密使。1058年为宰相，并连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1068年主动要求外任相州，1069年反对王安石《青苗法》，1075年病逝，谥号“忠献”。 再来比较一下几位改革者回京的时间： ——范仲淹1045被贬，1052年病逝，外放7年时间 ——富弼1045年被贬，1055年回京，外放10年时间 ——欧阳修1045年被贬，1049年回京 ——杜衍1045年被贬，1047年退休，1057年病逝，闲居10年 ——韩琦1045年被贬，1056年回京，外放11年 除了欧阳修外放时间只有四年外，韩琦、富弼的外放时间都超过范仲淹的7年。范仲淹之所以至死没有回京，是因为范仲淹去世早，并且范仲淹去世后，谥号级别最高。 所以，范仲淹、韩琦不存在什么截然不同的结局！只是因为范仲淹比杜衍以外的其它三人年经都大，所以去世早，没等到回京的那一刻。 从范仲淹的谥号可以看出来，宋仁宗对范仲淹是非常肯定的，对范仲淹的认可度也是几人中最高的。 六、 庆历新政失败原因简析：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有指责保守派太奸诈的，也有指责欧阳修《朋党论》是猪队友助攻的，也有指责范仲淹太过激进的…… 这些都是导致新政失败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在宋仁宗身上。
首先，宋仁宗是个“无定志”的人。这是王夫之的评价。宋仁宗在位期间，两府大臣30年换了40多，造成“吏无适从”，再贤明的能臣，走马灯似的换，也无法做出业绩。范仲淹心怀天下，天下人都知道，宋仁宗也知道，但是庆历新政受到点干扰就让范仲淹外放，范仲淹外放，谁来主持新政的推行？这是明摆着仁宗自己对改革“心无定志”，自己退缩了…… 其次，宋仁宗是“妇人之仁”，非“明主之仁”。这是蔡东藩的评价。宋仁宗之所以想改革，是因为“三冗”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但是改革势必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些人包括许多身边的近臣，但是这些人一哭一闹，仁宗心就软，改革措施就打折扣。像《任子法》，只是象征性地对一部分官二代加个年龄限制，对高官还是不限制。 其三，宋仁宗自己“首鼠两端”。宋仁宗不是昏君，应该知道改革需要得罪一帮人的，对改革遭遇阻力应有心理准备并有钢铁般的决心。但事实上他没有。他一方面逼范仲淹拿方案，一方面又不想伤害既得利益者。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新政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 其四，“朋党论”只是放弃改革的借口。虽然欧阳修承认自己是君子之党，范仲淹也不否认为了做事而结党，但这个与承认不承认没有关系，因为朋党不是承认才存在，也不是否认就不承在，章得象、贾昌期、夏竦不是因为他们不承认是朋党就不是“朋党”。作为一代仁君，对这个应该有清醒判断。 其五，人即使有错，法无错，人废法不应该废。秦惠文王就是这么做的，商鞅变法得罪了贵族和老世族，秦惠文王车裂了商鞅，平息了老世族的愤怒，但商鞅之法保留了，继续不折不扣地执行。范仲淹十策和韩琦的“7+8”方案，有利于国家和百姓，有利于大宋朝的江山稳固，即使范仲淹有朋党问题，也应该“去其人，用其法”，而不是“人贬法废”。秦惠文王能做到的事，宋仁宗为什么做不到？ 简单一句话：如果把宋仁宗换成秦孝公，那么庆历新政一定能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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