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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通商实际上是一种有限开放的姿态。 以“天朝上国”地位自居的清政府虽然保留广州开海贸易，但在对外政策上仍秉持着封闭、保守的思路， 面对洋人打开中国市场的迫切要求，清廷想得更多的是加强对洋人的管理与防范，因而对外国人在广州的活动做了一系列的限制。
广州制度下的“华夷之防”乾隆年间两广总督李侍尧提出《防范外夷规条》，史称“防夷五条”。这五条是： 1、夷商在省过冬，应请永行禁止； 2、夷人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 3、借领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 4、外夷雇人传递信息之积弊，宜请永除； 5、夷船进泊处，应请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按以上规定，外国人来到广州，要指定寓所并责人管束；在非贸易季节，外国商人不得在广州居留；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也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外国商船在黄埔碇泊，要派员防范与监视外国商人在广州的活动。 此外，还有一些额外的更具体的规定，如“番妇”即外国的妇女严禁到广州居留，外商不得坐轿，甚至还有外商不得学汉文等规定。
“以官制商，以商制夷”在同样的防夷思路下，广州外贸的管理方式设立了保商制度。 当年在广州与外商做生意的保商也叫牙行、洋货行、洋行，这十三家牙行商人史称十三行，后来虽数量有增减，但十三行成为外贸商行的通称。据清代《粤海关志》载： “国朝设关之初 ，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一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命曰‘十三行’”。 十三行所在地区称为“十三行街”，十三行街现为十三行路，原十三行地区位于今十三行路以南及广州文化公园一带。 十三行的行商是唯一得到官方认可的外贸代理商，他们缴特许经营费，得到政府授权和委派, 拥有对外贸易的垄断特权, 控制着广州口岸的全部外贸。 内陆出口货物必须全部通过他们买进再卖出，行商从中可抽取手续费或差价。同样，外商的任何进口货物也必须用他们的名义报关，由他们买进再卖出，从中抽一笔佣金或差价。 这样的垄断贸易当然使行商受益颇多，但他们的责任也重大。 保商制度要求所有外商必须有一位十三行商人作保，如有违法经营或拖欠税款，责任全由保商承担。也就是说，保商不但自己要遵纪守法，也要担保他的洋人客户遵纪守法，如有任何问题，全部唯保商是问。 保商不但要监督管理洋人的船只、货物、报关及纳税等贸易行为，连洋人的人员、住所、行事也要负责，实际上就是把行商当作洋人在中国的监护人。 洋人那么多，来源又复杂，一旦发生起事端来，对行商来说小的叫麻烦，大的就是飞来横祸。1807年2月发生过一艘英国商船上的水手与当地中国人的冲突，事件中一名中国人死亡，负责这艘商船的行商卢观恒为此受到拘押，损失惨重。 清廷规定中，洋人不得与官府直接来往，如有任何交涉文书，都由十三行做中介转达。天朝官员不直接与洋人接触，所有中外交涉包括接待外商的差使都交给洋行，既显出官员自己的高冷尊贵，又减少了和外国人打交通的麻烦。这种间接的外交方式，一方面使行商的功用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也彰显华洋秩序的尊卑仪制，使中外隔膜日渐增加。 保商制度中还规定所有保商互保，其中一个欠债或欠税或破产，资金漏洞由全体行商共同补亏。
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十三行”行商兼有商务与外交的双重职责，既承担了清政府对外交涉的“夷务”管理职能，又充当官府与外商之间的中介，成为“官”、“夷”沟通的纽带与桥梁。 这一套“以官制商，以商制夷” 的制度构成了清代对外贸易和交往中独特的“广州制度”。 ------------------------------------------------------ 声明：本文编撰推送属非商业行为，如涉及著作权问题，请著作权人或著作权持有人与我们联系，联系邮箱：3461003623@qq.com（本QQ为工作号，不加好友），我们将妥善处理。转载请注明转自“黄埔文化遗产”（ID:hpwhy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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