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欢、费信的著作，明代即有各种版本，流传甚广。只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甚为罕见。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以及出于《千顷堂书目》的《明史·艺文志》都未著录。该书首先见于钱曾的《读书敏求记》，可能为钱谦益绛云楼的劫余。清高宗弘历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八史部地理存目七收有巩珍此书，根据的是浙江巡抚采集本，因为入存目，所以《四库全书》里没有此书。此后又见于彭元瑞的《知圣道斋读书跋尾》。彭元瑞以后，就很少有人著录或见到此书。新中国成立前一年始知天津周叔弢先生藏有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即是彭氏《知圣道斋钞本》。新中国成立后周先生将他所藏的善本书全部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也在其内。于是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三部最初史料，至是始完全重见于世了。 巩珍此书共著录二十个国家，先后次序和文字内容与马欢的《瀛涯胜览》大致相同。巩珍在自序里说他所记各国事迹，悉凭通事转译而得，纪录无遗。我们认为巩珍所说的通事，多半指的是马欢，大概他也利用过马欢的纪录。不过巩珍的文字修养比马欢要高一些，所以钱曾说他“叙事详核，行文瞻雅”。但也因为讲究行文，力求简洁，有些地方反而词义晦涩，不甚清楚。校注时尽量根据《星槎》《瀛涯》诸书，加以注解。《知圣道斋钞本》脱文误字不一而足，也根据《星槎》《瀛涯》诸书予以校正订补。 但是这并不是说巩珍的书除去“行文瞻雅”而外，便别无可取了。不是这样的。《星槎》《瀛涯》诸书也有不少的脱文误字，过去因为没有他书可资比勘，因而不得其解，今用《西洋番国志》对校，可以解释清楚。如忽鲁谟厮国条提到琥珀，说是“番名撒白，值钱各色美玉器皿”。《瀛涯胜览》于此处值字下脱去钱字，因而解释纷纭，今得《西洋番国志》对勘，就很清楚了。此其一。又《西洋番国志》卷首收有永乐至宣德敕书三通，是研究郑和下“西洋”以前准备情形的重要材料，不见于他书。此其二。巩珍自序中记载到当时下洋，用“牵星过洋”，用水罗盘定向；提到火长的职掌为领执“针经图式”；提到宝舟的巨大，蓬、帆、锚、舵要二三百人始能举动；提到下洋时如何积贮淡水。这些都是研究十五世纪时中国航海史有用的材料，可以补他书之不足的。 费信、巩珍都是兵士出身，马欢也只是一个通事。但他们的书中，都忠实地记载了当时“西洋”诸国的人民生活情况，特别是记载了与我国人民的友好和通商关系，成为我们研究古代“西洋”各国的重要史料。但由于他们生活在十四、十五世纪的时代中，这时正是明王朝兴盛的时候，他们的记述就不可避免地带着“天朝上国”的大国主义思想。在对一些国家的描述中，还过分地夸大其落后的一面。甚至参杂一些荒诞无稽的传闻。如关于“尸只于”（尸致鱼）的传说和占城国王用生人胆水沐浴等。大概是作者参考了元汪大渊《岛夷志略》和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等的记载，而实际上这些都是毫无事实根据的。 校注巩珍此书，对于脱文误字，主要根据《瀛涯》等书加以校正订补。对于事实、地名，则采取各家说法，加以注释。《知圣道斋钞本》于敕文及经历各国，只另起一段，并未标注次序及题目，今为一一补入，以清眉目。原本目录和《瀛涯》一样，前后次序错误，今也为另编一目。并另制一《〈星槎胜览〉〈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三书篇目对照表》，以资参考。 此外还加上了三个附录。附录一收录了钱曾《读书敏求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尾》有关《西洋番国志》的题跋和提要，一共三篇。附录二收录了李至刚撰郑和父《马哈只墓志铭》附碑阴《郑和题记》、郑和在锡兰所立碑、郑和在泉州《回教先贤冢行香石刻》、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以及祝允明《前闻记》中《下西洋条》，一共六篇。这都是有关郑和的直接史料，其中大部分是已经发表过的。只 《马哈只墓志铭》附碑阴《郑和题记》是新近发现的，《锡兰碑》第一次根据拓本录。附录三收录了《〈星槎胜览〉〈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三书篇目对照表》及《16—17世纪之东西洋略图》，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向 达 一九五九年二月 这是一个有淡淡墨香的公众号  商务合作或投稿 请发邮件至：silkroadlibrary@qq.com 丝路文化出版中心 010-629388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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