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琢｜中国古代家具——传统与传薪

本文整理自：

中央美术学院家居产品设计系

传统造物方向第二期讲座

主讲人：

李鹏（物外）

传统家具的体系非常庞杂

本次将更多围绕高型坐具来谈

因为它跟生活息息相关

跟我们一直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 一 ]

众所周知，在早期时候生活方式是以席地而坐为主，像凭几、矮几等一系列体型小巧、较为低矮的家具在这一时期被广泛使用。那么最早的高型家具在何时出现呢？其实，那是一种被大家司空见惯了的家具，这个家具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中国传统高型坐具史。

这类家具就是马扎。

马扎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有关它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东汉《后汉书》中：“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京都贵戚皆竟之”。

当时的“胡床”，所指的就是马扎，是胡人最常用的一种家具。由于制作工艺相对简单又十分便于携带，所以马扎最早出现在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部落中。随着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地域间和民族间的交流通道，马扎这一生活用具也随之进入到内陆的广泛使用之中。

马扎最早的图像记载，来自北朝东魏武定元年的一块佛教造像碑，石碑上以减地线刻的方式刻画了一个胡人坐于马扎的形象。年代稍晚的山西太原徐显秀墓壁画上，同样可以看到浩浩荡荡的出行队伍中，一名仆人正臂挎马扎。包括《北齐校书图》中也有士大夫坐于马扎上纸笔书写的形象。由于马扎从西域引入，使得我们的生活方式从席地坐开始逐渐向垂足坐过度。

北魏武定元年造像碑拓片

北齐 徐显秀墓壁画 右侧臂挎马扎的侍从

北齐 杨子华《北齐校书图》

我国之前一直没有太早的实物证据，因为马扎取料细，容易朽毁，所以对保存环境要求很高。

直到19年11月，在甘肃天祝岔山村的一座唐代墓葬中，考古挖掘出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个实物马扎。这座墓葬自唐代至今从未被盗掘过，再加上甘肃地区降雨量小，相对干燥的墓葬环境和马扎本身髹饰了黑漆作为保护，这些条件的共同作用使这件当时的生活实用器完完整整的保存了下来。

唐墓中出土的实用器马扎

在唐代，随着国力的强盛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以及民族包容的政策，马扎已经在国内开始被大量使用。正如唐诗中描绘的那样，“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几日沾夜露，乘月坐胡床”，这里所指的床，其实都指的是胡床，也就是马扎。《说文解字》中对“床”的解释是“安身之坐”，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的床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唐代使用的家具，基本上还是类似于早期的，以箱式结构为主的家具，偏平面化且更侧重于表面的装饰。比如唐代家具经常会在平面的基础上以彩绘、或在铜饰件上用错金银或镏金等工艺来增加家具的装饰性。如日本正仓院中的传世唐代家具，及我国新疆地区出土的唐代双陆棋棋桌，这些家具都是通过平面彩绘或在铜件上加工来达到装饰目的。

正仓院唐代家具

唐 双陆棋棋桌 新疆阿斯塔纳墓出土

随着高型坐具开始被大众接受并逐渐流行开来，马扎早已不能满足所有的生活需求，于是人们开始以马扎结构为基础进行创新和改造。如在马扎上加一个靠背，就创造出了靠背椅，再加上两个扶手，就变成了交椅的形象。到了这个时期，陆陆续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家具门类，靠背椅、交椅、圈椅等不同椅具都开始出现。

宋画《春游晚归图》中，队列中仆人有的背扛黑漆交椅，有的双肩扛着方凳，以备主人在游玩歇息时随时取用。《清明上河图》的一个局部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具店里掌柜的坐具就是一把交椅。在《十八学士图》甚至时代更早的《韩熙载夜宴图》中，画面所描绘出的家具种类已十分丰富，有圈椅，也有靠背椅、扶手椅，一些扶手椅为了舒适度还增加了软包。

宋 《春游晚归图》

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五代 顾闳中 《韩熙载夜宴图》

宋 《十八学士图》

宋代家具除了品种的多样性，还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且鲜明的风格，例如在宋徽宗的《听琴图》中可以一窥宋式家具的某些特点。

文人化贵族主导之下的情趣和审美，导致宋代家具注重线条的韵律。此时家具独特的气质，就如同那个时代绘画和瓷器所达到的高度，不但在审美上臻于极致，还为后世明式家具的出现提供了绝好的范本及审美标准，为可称为家具史上高潮的明式家具的到来做了一个铺垫。

宋 赵佶 《听琴图》

复原《听琴图》中的家具

如同宋画与宋瓷的雅致，家具同样可以用“清逸疏朗”来形容，仙气十足。

但是，宋代家具的一些制作工艺，小到榫卯的连接形式，大到整体的制作方式上，都没有达到高度的规范化，导致此时家具在结构和表面处理上没有一个严谨的统一制式，更加随性和多样。

[ 二 ]

明代是家具的成熟期，在《鲁班经》中有关于家具制作的详细记载，从物料的开采取材、到备料的方法、再到如何制作，连同30余种榫卯的具体样式，都被一一规范整合，全部收录在书中。

到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逐步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盛况，当时的一大社会现象即：文人商品化，商品文人化。那个时期的一些文人已经不满足于将才情与思想仅仅作为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当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就出现了如唐寅、仇英这样一类文人，他们的书画已经开始在市场上流通，进入了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转。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也就形成了文人士大夫参与设计家具的现象，最终成就了明式家具的一个高峰，同时也是家具制作史上的一个高潮。古时候的人，尤其是在明代，当时人们把家具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私有财产，不但在生前使用，百年后还要用来传承传世，后代会继承这些家具，一套家具将被几代人连续使用。因此当时的家具制作，在平民甚至王公贵族的家中，都算是一件重大的事。

家具制作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一两个师傅带着数个学徒，在有家具需求的主人家里做工，一住就是一年，遇到工作量大或是品质需求高的人家，也有一住就是两三年的，这种做工天数以“千”为单位的，就被成为千日工。可见当时不乏高门大户不惜人力物力，来打造这些日常使用的，各个房间所需的配套家具，同时这些家具也会被作为重要的财产传予后人。

有些主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跟工匠进行沟通，大到家具的整体造型，小到细节的雕琢，反反复复直到满意为止。因此这样制作出来的家具不但要满足实用需求，更要彰显主人的品位和审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由于处于社会上层的精英文人阶层通过自身的使用体验和要求介入到具体的家具设计当中，这些具有极高精英文化素养和审美需求的文人实际上变相从使用者变为了家具的设计者。

从现藏清华大学美术馆的三件黄花梨明式家具上，可以看到它们的制作都是以简约为主，在继承宋式家具整体特征的基础上，内部结构和表面打磨都更加精良，细节拿捏也更加到位。这把南官帽椅在座面底下的粽绳上铺上了手编的席子，人坐上去之后能感到非常舒适柔软。

明式南官帽椅 清华大学美术馆藏

明式香案 清华大学美术馆藏

明式四出头官帽椅 清华大学美术馆藏

明代，是公认的中国家具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除了明式素工风格之外，还同时存在着诸如寺庙家具、随形家具等多种风格。

寺庙家具，顾名思义是专为寺院家庙打造的家具，更符合庄严肃穆的信仰空间，装饰符号侧重于仪式感的表达。所以寺庙家具的整体风格偏向凝重浑厚，注重表面装饰。明代家具上的这种装饰，与清代家具显繁缛的装饰大不相同，这种风格其实就承接自宋元时期的寺庙家具。因为寺庙环境相对稳定，动乱很少波及到此处，因此里面的一些家具很好的保持了那个时期的原貌并留存至今。

山西广胜寺 洪武纪念款供桌

明初寺庙用禅椅

还有一类随形家具，或称根瘤家具，也是流行于明代晚期的一类家具。

这些用取自山野石缝间的根瘤杂木制作成的家具，受到当时文人群体的极大喜爱，仿佛使用这样的家具就如同憩息悠游于山林旷野之中，既是以托物言志满足对自然的向往，更是在“卧游”之余以此作内外关照，以激发神思物外的情致。这是古代中国文人非常独特且哲思的生活方式。

明 根结椅具 故宫博物院藏

明 根结罗汉床

此时一些文人喜爱黄花梨家具，也同样源自于对道法自然的追求。那些制作规矩，讲究线条动感的家具，不在表面做多余的装饰，而是用清水皮壳来彰显黄花梨的天然纹理。

也正因如此，今天我们很多能见到的一些早期黄花梨家具都是没有上过漆的，当时家具制作完成后，只在表面擦一层薄薄的透明漆，既能防止开裂，也能将木色与木纹全部自然彰显出来，黄花梨如行云流水般的纹路变化能带给观者无限的遐想，达到理性与感性的高度结合。

所谓的明式家具，从狭义上讲就是今天被我们称作明式素工的这一类简约类型的家具。这种家具其实最早从元代中晚期就大量流行于世，一直到清初康雍年间还一直在使用的。

变化的节点出现在清代乾隆年间，这时出现的“乾隆工”样式的宫廷家具开始作为主导风格而流行，成为了明式家具与清式家具流行更迭的分水岭。

满清入关前属于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也开始寻找寻求与汉民族融合的文化认同方式，因此这种大量带有汉文化特征的文化符号开始大量出现在日常使用的家具之上，同时“紫气东来”的吉祥寓意也使紫檀取代了黄花梨成为清宫的新流行。

由于皇帝的喜好，乾隆工开始逐步流行于上下各阶层，群体审美开始偏向于满布浮夸的、与功能性无关的雕饰的家具。

清乾隆 紫檀罗汉床

清乾隆 紫檀宝座 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紫檀鼓凳 故宫博物院藏

随着清代中后期政府的衰弱和国力的衰退，清晚期列强入侵，国门被迫开放，上海和广东一带成为了最早一批通商口岸，最先接触外来事物。以此为背景的海派家具就出现在清代晚期到民国这段时间。

海派家具受西方文化影响，有很强烈的西方特征，比如这款民国时期流行的家具就与英国1725年的一把木椅如出一辙，基本照搬了英国家具的原貌。

海派家具（左）与1725年英国胡桃木椅（右）

18世纪后，由法国发起，后来风靡整个欧洲的新艺术运动，十分擅长将植物进行合理的简化、适当的剪裁，抽离成曲线线条用于家具的装饰。

在晚清民国时期，当时的上流社会广泛接纳了欧洲新艺术运动影响下的家具，如今在孙中山故居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他当时使用的一些家具。虽然样式来自于西方，但是这些家具全部是由中国工匠制作而成，并使用了红木、铁力木等硬木。在那时的中国，已然成熟的西式家具制造业极大满足了这些消费者的需求。

孙中山故居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六、七十年代，开始进入到板式家具时期。板式家具跟之前我们提到的家具都不同，之前不管是民国的、海派的、还是明清的，相对来说制作成本都比较高，而板式家具制作成本低，价格也大幅下降，因此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经历了文革破四旧，当时许多人认为古代家具是腐朽的象征，被劈断当柴烧的家具不在少，这对我国传统家具来说就是毁灭性的一段时期，大量好家具都被损毁。紧接着就进入了板式家具时期，第一张图就是60年代我们家里最日常使用的家具，第二张就是7、80年代，第三张是二十一世纪，也就是直到今天我们仍能随处可见的板式家具。

七、八十年代的板式家具

直到今天依然随处可见的板式家具

[ 三 ]

在六、七十年代，同时代的欧洲正进展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家具设计改革运动。这个时期设计大师辈出，尤其是以丹麦为首的北欧几个国家创作出了不少经典家具。

著名的丹麦设计师雅各布森（Arne Jacobsen），他的作品——天鹅椅和蛋椅，善于运用曲面和直线塑造结构。

丹麦设计师莫根森（Borge Mogensen）有名的改良椅子——西班牙椅（Spanish Chair）。他在西班牙旅游时候看见了西班牙椅的原型，受到极大启发的设计师在回国之后精心设计，由自己纯手工制作，把原型椅子进行了简化和改良。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把被后世称为经典的椅子造型，这把西班牙椅也同时成为了莫根森的代表作品。

西班牙椅原型

莫根森改良设计后的西班牙椅

这些设计师将目光投向全世界，吸收各个国家优秀家具的营养然后用来再设计，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中国的明式家具。

其中最熠熠生辉的大师——汉斯·瓦格纳（Hans J· Wegner），就设计了几款灵感来自于中国明式家具的新家具。

瓦格纳这款著名的肯尼迪椅，可以看到扶手和腿部的相交处，那些精巧的连接方式多数需要靠纯手工来完成，首先将整块木料除构件连接处的高点外全部掏去，打磨平缓使其过度自然，余下有咬合功能的结构。

这种费时费力的做法，将复杂的结构隐藏，最终只呈现出简约而流畅的外观，就类似于中国明式家具一些结构或外观的处理方式。

肯尼迪椅与这把明末清初的黄花梨灯挂椅，两者椅腿和搭脑的连接形式其内蕴是相同的。这种结构的中国椅子在当时也是屈指可数的，不但制作耗工耗时，且非良工巧匠不能胜任。

同样位置更常见的连接方式是使用格肩榫，但即便是这种更常见的处理方式，仍能有非常精妙的细节涌现。如这把椅子后腿朝前的平面是略带弧度的，这个微曲的面一般被称作“指甲圆”。这就使得椅子后腿看似是方材，但摸上去的感觉确是有弧度的圆材，在制作时工匠需把木材两边的木料一点点往下倒去，使其全部带有微小的弧度，这种毫厘之间的做工极其考验工匠的打磨能力。

瓦格纳另一把灵感源于中国家具的名作，就是以中国来命名的“中国椅（The China Chair）”。

瓦格纳对中国圈椅的改良方式是删繁就简，去掉一些功能性较弱的结构，他将脚踏和四面的枨子都减去，把家具最简化，然后增加了一个为舒适度考虑的皮垫子。这把椅子问世后被美国杂志评为“世界最美的椅子”。

中国椅之所以能被称之为经典，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减法做得恰到好处，把家具改良后更显通透轻灵。但反观中国圈椅，在圈椅出现的时代中，它也十分符合古人的生活使用习惯，座面尺幅普遍偏大是由于当时的衣服多数比较宽大，宽袍大袖能轻松的随坐姿搭进椅圈内。脚踏和枨子，则带来了更强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延长了椅具的使用寿命，往往可长达几百年。

清初 黄花梨圈椅 清华大学美术馆藏

瓦格纳设计的中国椅

家具在明清时期的使用，会考虑到使用者的阶级，带有一定的政治性。身份地位不同，所坐的椅子就不同，正如交椅从宋代开始就慢慢演变成了一种地位的象征，老话里“谁坐第一把交椅”就显现了一种地位的尊崇。还有玫瑰椅多是女性使用，四出头的椅子多是主人椅。

明式家具之所以能够被称作家具设计史上的一次巅峰，除了它的精工细作，最关键的就是其美学属性贯穿古今中外，被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所欣赏所折服。

家具成为收藏的一项门类，不足百年，并且最开始是由西方藏家最先关注，开始陆续整理及出版成书。最早出中国家具相关书籍的，是德国建筑师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é），他于四十年代的时候出版了中国家具相关的第一本书，名为《中国花梨家具图考》。

著名的古董商、收藏家安思远，也是在20世纪初就大量买进中国家具，在他家中就将中国家具和世界各地的古董艺术品进行混搭陈设。

安思远和其位于纽约的宅邸

意大利的建筑师霍艾，收藏了一把明代徽作黄花梨禅椅，尺寸大到可供人盘腿于其上打坐。霍艾的收藏特别注重线条的节奏和细节的把握，他在描写一把圈椅时曾这样说：“这是一只雕塑，可以把人环抱在其中”。

这个形容的确令人记忆深刻，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藏家，将中国古代家具当成是雕塑来理解，放在家里主要用于欣赏，其次还可供人使用，家具的美学价值已经远远大过于使用价值了。

再看国内，来自上海的藏家秦一峰在09年出版了《明式素工 圆方形制》一书。他收藏的家具基本上以四平形式居多，符合现代审美语境。四平家具的语言最干净，也最极致，没有一处多余的装饰符号，它没有高低错落、没有束腰、没有层次，所以整个家具看起来就是方方正正的，把所有结构间的连接都精巧的隐藏在内部。

这是古人在造物时的含而不露，这种文人思维也可以说是一种附于器物上的儒道精神。

[ 四 ]

明式素工家具的智慧，往往就隐藏在一条线、一个微小的细节里，并对这些精微之处的要求达到了苛刻的地步。举几个例子，关于明式素工家具制作处理时的一些难点和隐含其中的智慧。

这是一个清早期明式黄花梨案子的局部。这个案子面上的四周都高起了一道低矮的边，这条高起的小边叫做拦水线，它的作用是阻挡洒在案面上的茶水或汤汁。但就是这条难以被注意到的边，在制作时，需要将其余部分所有木料刨下并打磨平整，花费比正常制作多两三倍的时间来塑造这个细节，即使这个细节往往被许多人轻易忽视。

这件明晚期的铁力架格，是当时的标准制式，用来放箱子或是书籍。整个架格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由几条线和几个面组成简洁的线面结构，但细节之精足以令人称道，每一个枨子和每一条边都被做了纯手工的打洼处理。

那时的工匠在做一个极致，既是极致的简单，又是极致的复杂，并且这个复杂还要做得不露声色，让观者一眼难以分辨。近处能有细节，离远了观看又非常舒畅，非常敞亮通透。这件来自几百年前的架格放在一个很现代的房子里，它依旧能与环境相搭，与生活相谐，充满生命力。

和现在一些浅薄符号化的“新中式”相比，古时的家具并非通过样式猎奇或纹饰翻新来大做文章，一旦与明式家具入骨的细节相比，大多新中式简单的视觉化语言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明式家具中这些细节的加入，使整个家具足够耐看、耐品，常看常新。

这一件是王世襄先生旧藏的黄花梨香几，现藏上海博物馆。香几所有腿足和牙板上，都有一圈碗口线。碗口线是个非常贴近生活的名字，顾名思义就是瓷碗口沿处一圈隐晦的凸起线。

家具上的碗口线，与拦水线和阳线不同，它更加含蓄内敛，即使是触摸也只在指尖有轻微的波动，这就是中国家具的一些微妙之处。

明 黄花梨香几 上海博物馆藏

瓷碗口沿处的一圈细线

南官帽椅角牙处的碗口线

20世纪20年代初，包豪斯设计中的典型坐具“瓦西里椅”与霍艾收藏的明代黄花梨禅椅，在结构、尺寸和气质上都极其相似。

出版了《中国黄花梨家具图考》的艾克先生，曾在20年代于包豪斯任教，在他看来，明式家具的结构思维和制作要求与包豪斯的许多设计理念正是不谋而合，所以他在执教期间极力推崇明式之美。

瓦西里椅 中国美术学院家具馆藏

明代黄花梨禅椅

无论是明式素工，还是包豪斯的几何化家具，越是看似简单的往往越难以制作，因为它对材料、工艺和细节的要求就会更高，一点瑕疵都难以隐藏。

所以回看明代时我们的工匠就已经能把家具做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