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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漫漫征途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四川盆地周边的崇山峻岭、险滩激流、蚕丛鸟道，不知难倒了多少英雄好汉。然这一切，都阻挡不住客家人前进的步伐。由于四川位居长江上游，雄踞西部高原，相对于家乡说来，客家人把他们的行程称之谓'上川'。 这是一个距离十分遥远的旅行，按今天公路交通里程计算，梅州至成都约5850公里，赣州至成都约5380公里，龙岩至成都约5740公里。西迁的人们每天行50～60里计，途中时间一般需要3个月左右。广东长乐人张文瑞，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携家宗室动身上川，'行至贵州，途遇风雪，滞留于黔四十夜'。最后，经过4个多月，方抵达四川新都的落脚处。如果没有遇上这场风雪，扣除滞留的40夜，正常的入川时间，正好在3个月左右。 迁川路线可分水路与陆路两途：水路以出鄱阳湖入长江，溯江而至夔门；陆路由闽粤入江西，(亦有由粤东至湖南)取道湖南、湖北入川，或取道湖南、贵州入。 四川资中曾氏徙川始祖为顺裔公，曾顺裔原居嘉应州长乐县，舌耕力田，士而农也。'公于乾隆十八年癸酉岁 (1753年)，负其祖妣朱氏骨骸，举家徙四川省资州西乡金李井陈心沟。'清光绪八年(1883年)，由他的6世孙曾建章根据先辈所述而撰成了《广东省长乐县至四川省资州程途记》，记录下当年曾顺裔入川的程途。他在文末说：'以上程途共五千三百余里，皆我始祖自粤地举家人蜀时，栉风沐雨，步履之所经者也。今(悉)数而出之，以见山川悠远，祖步艰难云。'从长乐到资州，沿途共跨越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6省，经过的主要州县地名共29个，其中水站14个、陆站15个。 首程广东段。《程途记》载曾氏由长乐县出发东门外南门田桂花树下，经嘉应州，，沿镇平县石窟溪的河谷北上，进入福建汀州府武平县境。 次程福建段。《程途记》载曾氏从福建武平县境横跨武夷山，翻越人迹罕至的峻岭，经受住登高、涉险、度峡的考验，经江西筠门岭到达会昌。 再次程江西段。《程途记》载曾氏由会昌经湘漳县进入湖南，中间经行站名8个。其中：水站4个(会昌县、赣州府、泰和县、吉安府)；陆站3个(分宜县、袁州府、萍乡县)。从袁州府进入湘东，穿过九岭山与武功山之间的谷地，溯赣江支流袁水，再由陆路翻过一个山隘，乘船顺湘江支流渌水而下，过萍乡、醴陵，入湘江干流。这条路线是元明以来赣西、赣南一带移民迁入湖南的主要通道，明清以来客家移民多也循着前人的足迹穿行其间。 临近程湖广段。《程途记》载曾氏由江西萍乡经水路进入湖南境内，中间途经湘潭、长沙、沅江、常德、慈利、永定6站，而入湖北来凤。从洞庭湖上岸西行，曾氏当年他既没有走大多数客家人所走的经常德过湘西入贵州，然后取川黔大道而入蜀，也没有选择经过酉阳、恩施方向进入川东，而是通过常德抵达慈利后，取道永定(张家界)、桑植，通过湖北来凤(来凤)、咸丰，沿黑峒河而入四川黔江，从而与川湘交通线相连接。 终到程川东段。《程途记》载曾氏由湖北来凤步行3站，即黔江县、玉山镇、彭水县，继又从彭水县下水乘船，经过羊角嘴、涪州2个水站 ，抵达与长江干流汇合的涪州。南方各省进四川除传统的三峡水路通道外，另一个重要门户就是长江南岸的酉、秀、黔、彭地区，这一带与鄂东、湘西紧邻，清初移民从鄂东或湘西进入这一门户，出乌江而抵涪陵，余下的行程一路坦荡。 '上川'途中三件宝：一两盐、半袋干粮和半袋糠。漫漫长路上烧水煮饭是少不了，三个石头支一口锅，就地拾柴，便可解决问题。沿途不愁没有燃料，唯有铁锅、罐之类的炊具得事先预备。移民们沿途一般通过借宿祠庙、岩屋、密林乃至风餐露宿、栉风沐雨以解决住宿之需。 最便捷的交通方式当然是乘车骑马。广东平远吴敬轩撰写的《二亲六一双寿恭述》说：'清初他省移民入蜀，相望于道。吾族健者，亦多驱车入蜀。'仪陇县周河镇许氏家族先祖从广东韶州府骑马入川，陪在两夫妻身边的还有个马夫，他一直住在许氏的偏房内。因为马夫是个绝房户，死后埋在祠堂附近，有地名叫'绝房嘴'，就是由此得名。 对于大多客家移民来说。漫漫长路都要靠双脚去丈量。将老弱病残以及襁褓中的婴儿携带进川，只能借翘扁担、竹箩筐、竹椅子等运载工具。福建龙岩州溪口万安里的徐美周，乾隆十七年九月与妻韩氏，携带长子良彪，用箩兜挑着6岁的次子和半岁的女儿，与三房兄弟美昌等6人入川，后落业大足、安岳等地；长乐人李文元与妻张氏，奉双亲并携两个幼童上川，两小孩由张氏的胞兄一根扁担挑着走，一路戏称曰：我肩挑日月矣；连平人巫维舒，经商贸易至简州多年，将八旬祖母冯氏恭迎至蜀，还背着祖宗遗骸。此行'计程八千余里'。途中他每晨夕必向先骸焚香荐食。'其奉祖母则饮食遂其欲，温情尽其欢，起居先其意'。无微不至地侍奉年过八十的祖母，实在难能可贵。 结伴而行是客家人入川的普遍方式。在成都龙泉驿区洛带镇宝胜村刘氏家族祠堂旁边的墓葬群中，有一座'故赣南祠前辈老人七位之墓'。据说原籍赣南的刘希载、黄茂德、许元魁、刘秀成、李维兴、陈三才、宋成进七人原属于异姓同乡，他们一同上路，一道入川，最后又一起定居在同一个地区，且都没有结婚。他们死后把遗产全给了刘家，刘氏家族为表感激之情，将几位老人'捡金'合葬，立碑以记。这块碑被刘氏后裔尊称为'七老爷碑'，碑上镌刻着七位前辈的姓名，两边的对联写道：'一堆净土埋白骨；七位真魂乐黄泉。'文词情意深厚，成了客家移民结伴入川的物证。 赣州府安远县的李士宦，康熙年间先迁至南康县，后又迁湖广酃县(湖南炎陵)遐阳乡居住。逢亲朋郭军思、柯瑞麟二人自蜀回乡迎接家眷，劝李士宦同行，康熙五十四年(1751年)冬月，李士宦与亲朋共十户人从酃县登程迁。其余九户分别是：郭军思，湖广茶州人；柯瑞麟，广东海阳人；姚文祥、朱军龙、都明山；三人为江西吉安府永兴县人；陈士达、叶明三、叶五玉、邹家凌，四人为广东龙川人。同路于次年三月抵川，除李士宦定居于荣昌，其余九户'俱往川南立业'。十户人家分属于九个不同的省籍，九个不同的姓氏，在漫长的迁徙旅程中，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情谊。 由于移民群体是临时聚合在一起的，其规模大小不一。广东和平县白氏阖族五大房以集团化方式出行，据族谱所记，当时入川总户数有157户，近400人；福建龙岩州的陈振万，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已届75岁高龄，不避艰险跋涉，挈家男女40余人到川，定居于璧山县。在他的影响下，其后又有'同乡三十七姓、五十四家'入川。 许多入川客家人是历经磨难，甚至是九死一生。长乐县黄浦村张衍祯夫妇，深感当地'桑梓槐密，难于展布'，康熙五十六年张衍祯率妻魏氏及3个儿子共5人离别故土，随亲戚10余家，男女50余人结伴同行，途中又加入上川的大队伍二三百人，徒步行进。在经过湖广省地界时，魏氏忽然染病，气息奄奄，无法步行，只好留下调理。同伴见其病危，只好各自赶路。经旬日诊治，待病势稍好后，勉强由人扶持着继续行走，一心想追上移民伙伴。哪知同伴早已放弃陆路徒步，搭船舟先行入川了。闻听之下，真是百感交集。由于盘费无多，只有继续步行，好不容易来到巴县盖市场，稍作休整。偶然碰到原来同行的亲戚，打探到那些乘船的同伴，在舟过一险滩时，全部翻船落水，生还者百无二三。于是唏嘘相向，暗自庆幸未与同舟，免遭此没顶之灾。 旅途中难免有经不住饥疫疲劳折磨而倒毙的。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47岁的广东长乐移民张大梁，携弟及子侄多人迁蜀，至三月，途经贵州时，其妻兰氏栖身于野猪冲旅店，不幸亡故，店主人提供土地暂时安厝。三个月后，当行进至重庆永川县时，其父汝茂公又不幸病逝，只得'借吴姓隙地掩之'；广东的林培玉，雍正十一年(1733年)携弟一家上川，行至湖南衡州，其弟患病，卒于中途。林培玉就地将其安埋，仍携弟媳、侄子奋然前行，最终在新都县立足。 对于葬身路途者，当其亲人抵川定居以后，一般又会重返当年掩埋亲人的地方，把骨骸运回四川。广东龙川的黄氏家族，康熙末、雍正初迁川，定居于成都新都木兰乡。在黄氏历代祖先墓茔中，有黄位伍夫妻墓一座。据说，黄位伍'乃死于上川的途中，就地掩埋'，待其后裔黄开来上川落业后，才派人将其重新'捡金'，迁至四川，并与黄妣合葬的。龙岩州的傅荣沐在迁川途中，父亲死于江西瑞金，母亲死于湖南湘潭。在草草掩埋多年后，傅荣沐又分别派人将他们的灵柩运来四川安葬。 广东平远人刘忠文，因其父赴川贸易，死于湖南常德途中，为同伴所掩埋。其时刘忠文才10岁，听到这一消息，惨恸不绝。后来，他在四川中江谋生，做工十余年，积攒了一些钱财，便到常德去寻找父亲的尸骨。由于年代太久，无法辨别，找不到父亲骨骸的他，于是大声痛哭起来。适遇当地的一个童子指引说：'尝闻诸祖，先年有粤客死葬此，乃无主孤坟。'于是，刘忠文不惜通过'发冢刺血验骨'的方法，终于找到其父的尸骨，并把它背负到中江安葬，后移葬于彭县。 客家妇女是上川运动的佼佼者。《笑问客从何处来》一的书的作者列举了仪陇县12个客家大姓：朱、郑、杨、张、梁、彭、许、黄、丁、潘、吕、莫，其中有许、丁、吕多大姓氏家族是由女性带队从广东乳源迁徙入川的。有些甚至是在丧夫情况下，担负迁徙运动的组织者。 广东长乐的黄氏，其丈夫钟傲沛卒于某州任内，维持家庭的重任全由她一人支撑。钟家是一个六世同堂的大家族，一家八十余人均由她主持。黄氏精明能干，县志上称赞她'敏于治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大旱。'长乐草根木叶，人食几尽'。有人劝她迁入四川，她以老姑病瘫需要服侍为由婉拒。一直等到病姑去世，把后事料理完毕后，黄氏才率子孙自粤入川。在迁川路上，她每晚为全家人安顿好住宿，之后'必令孙辈读书，子妇绩麻'。在从粤东至简阳的数千里路途中，钟家后裔天天读书不止，夜夜绩麻不息。抵达简阳时，已绩麻'四十斤'。黄氏60岁时，长乐贡生钟腾万寄诗祝贺， '驿路慈云霭，高堂爱日鲜。仪发明三族，慈严任一肩。'她去世时，享寿88岁，有子9人、孙31人、曾孙191人。 重庆江津德感镇有座五桂祠，为纪念从福建武平迁川而来的陈氏家族修建的。该家族迁川始祖是82岁高龄的邱老夫人。邱氏系武平人陈军礼的妻子，生有五个儿子。丈夫去世后，邱氏独撑家务。康熙五十九年，邱氏遣二子上瑛、三子上琳来川，兄弟俩居于江津德感里，数年后业达小康。这时年逾82岁的邱老夫人，亲率余下的两个儿子及长孙，举家迁蜀，只留下四子在武平守祖茔。由于这支陈氏共有5房人，所以修建的祠堂便命名为'五桂祠'。邱老夫人算得上是迁川路上年龄最长的指挥者和领军人。 在迁川途中，妇女临产、新生婴儿出世的事也是经常发生。广东永安的罗玉钦，乾隆十九年(1754年)与长子起麟及妻白氏同行。路经数月，历经风霜。就在路过资州，将翻越龙泉山，距离目的地仅4天路程的时候，白氏就要临产了。当时寸步难行，只好留在当地暂住，'此辛苦往川者莫不皆然'。罗家落业简州后，白氏独立支撑该家族创业发达，成为当地极受尊敬的人物。她去世后，墓道两边立有石人石马，显极一时。 途中的艰难还表现在大多数客家人常为盘费拮据所困。广东兴宁县石涯头的廖奕珍，雍正四年(1726年)'将田业房屋扫卖，借出债账纸约尽焚'，自带盘费二百余两上川。尚剩余银八十余两来不及收齐，临行时交内兄彭某代理，指望他收齐款项后带来四川。廖奕珍携带妻子彭氏和3个未成年儿子随行。一家5口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荣昌县西街歇息时，自带的盘费已经耗尽，由于彭某将出卖家产的那笔银子耗散尽而不敢入川，以致全家人陷入绝境，所谓'斯时也，盘费既尽，家无斗筲，举目无亲，借贷无门，拮据瘁瘩，固所难言'。 许多客家移民是一个边赶路，一边在途中挣钱筹集盘费。广东长乐人钟宏予听从母命，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携3个儿子，从堂兄弟一行15人上路。一行人行至湖南浏阳时，钟宏予行囊一空。众人欲停下来等其筹款，钟宏予忙劝阻说，我'自有主意，可积钱。上川不过迟来三四年耳!各位前行，不必为我忧'。后来，他携带全家留居浏阳，以卖柴为生，在浏阳'奋力斩棘披莉，樵采三年，珠积寸累'，终于积攒了100多两银子，凑够了盘费，才于雍正元年(1723年)，自浏阳西行，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在简阳县踏水桥安家落户。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变卖随身值钱的东西以补不足，也是迁川途中常有之事。广东人曾廷槐自粤东偕诸弟入川，半路上银子花光了。当时身边的六弟、七弟尚幼，二弟主张把两个幼弟卖了作路费。曾廷槐坚决反对，他说：'兄弟同气也，忍割同气以自生乎?亲灵必难相容也。'乃将自己穿的衣服以及妻子陈氏的首饰'悉售，以资前行'。后至金堂，寄寓族家，再转至简阳，佃耕谋生；福建龙岩的傅荣沐，雍正年间奉母携7子及孙10余人上川，至湖南湘潭时，'旅费不足'，不得不变卖随身值钱的东西，以至于到了'鬻冠缨'的地步，最终到了金堂，后居成都。 最令人不忍睹的是，因为路费用完了，不得不采取'出嗣'的方式，把子弟抱给人家当儿子。广东兴宁的余汝彰，雍正四年(1726年)与3个弟弟一同进川，行至永川县时，行囊告罄，无以为继。只得将幼弟汝常出嗣给同姓，由此'获银数十两'。凭借这几十两银子，勉强走到了荣昌县城附近的峰高铺，又是腰无分文，不得已把随身携带的一把破伞拿去卖了，'售获十八文'，抵达隆昌县时，他身上只剩得汗衣一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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