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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谓麻城过籍是指明初的一次江西移民湖北的重要事件，即在明洪武二年，江西籍贯的人，按照官府的移民部署和要求，到湖北麻城登记办理将江西户籍转换为湖北（孝感）户籍，然后，到湖北（孝感）落户的历史。 刚懂事的时候，就听村里老人们讲，我们张姓族人的老家在江西南昌筷子巷，都是明朝的时候“麻城过籍”来到孝感的。长大后，看了新修的家谱，其中对祖籍江西筷子巷也没有更多的叙述，对“麻城过籍”也是一笔带过，未做任何解释。再后来，接触的人多了，听说我们孝感绝大多数的人祖籍都是“江西筷子巷”的，而且都是“麻城过籍”来的。于是，心中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江西的筷子巷”有多大呀，当时怎么居住这么多人？这些“江西的筷子巷”的人，为什么要“麻城过籍“来孝感呢？“麻城过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一直以来，我对“江西筷子巷”和“麻城过籍” 就有着浓厚的兴趣。前些时候，在槐荫论坛看了澴东大侠的帖子《孝感人“麻城过籍”的考证 ――兼回复网友“麦黄雀”先生的“请教”》及众多网友的回帖，忽然间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于是，就在网上搜索，做了进一步的思考，现将这些思考贴出来，供大家参考和进一步探讨。 明朝初期，由于长年战乱，使得湖北孝感（德安）地区人烟稀少。据《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清时期》（P243）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德安府人口密度：面积14720平方公里，民籍人口7万，军籍人口0.3万，总人口7.3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人。这个数据还是洪武初期移民后，德安人口有所增加后的统计数，在此前，德安人口更低。而邻近的黄州和江西由于受战乱影响较小，人口相对较为稠密。据《中国移民史》第五卷（p133）记载，洪武年间的黄州府有64.2万民籍人口，加上黄州卫和蕲州卫的二卫军人及其家属，折算之共有军籍移民3.4万人，合计全府人口总数为67.6万，几乎为德安府的10倍。面对这种人口分布的极度不均，新生的明王朝的官员，纷纷上奏，主张开展移民工作。 据有关史籍记载，明朝建立初期，常德府武陵县县民上书：“武陵等十县，自丙申(1354年，即元顺帝至正十四年)兵兴，人民逃散，虽或复业，而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邻近江西州县多有无田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迁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明太祖“悦其言，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 (《明太组实录》卷二五0，洪武三十年二月丁酉)。 于是，朱元璋在建立大明后的第二年（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为巩固江山社稷和繁荣国家经济，采纳了户部大臣等人“关于要在全国有关范围内强制移民”的建议，出台了“江西填胡广”等一系列强制移民政策。其中，“江西填胡广”持续了多年，而麻城过籍则是最早的“江西填胡广”移民事件。“江西填胡广”的政令一出，人口密集的江西官方积极行动，立即在当时的人口中进行“三丁抽一”，进行移民。抽到谁就是谁，不得抗令；不管你是否同意，不论早晚，都必须立即按要求启程，否则以抗旨论处。这种强制移民政策，肯定会让老百姓无法接受，必然会引起百姓反弹。于是，官方为了平息百姓怨气，也出台了一些有很有诱惑力的优惠政策。譬如仍然留在江西的人必须按要求负担徭役和课税；而愿意移民的人则可以在移民地享受三年内免除劳役赋税的待遇，并且由于湖北地广人稀，官方许诺，移民者先到先选，“可以插草为标，划地结庐”。也就是说，无人耕种的地，先到的移民可以随便占用，谁先占了，耕种了，就是谁的。在这种压力和诱惑的驱使下，大量江西籍老百姓，选择了移民，有的为了骨肉能够都在一起，甚至举家移民。当然，移民是朝廷有组织的行动，必须按照朝廷的要求行事。这些要求大致为两点：一是愿意移民湖北的江西移民，必须先在江西销除户籍和领取移民“通行证”，否则，留在江西的亲人就要代其继续在江西负担徭役和税赋，移民到湖北的人也得不到相应的“安置”。这样做，是为了断绝移民返回的后路。江西销除户籍和发放移民迁徙证件的地点就设在筷子巷。二是移民到湖北的，必须到麻城登记，将江西户籍转为湖北户籍，否则，不能占地耕种，或者即使占地耕种了，如果没有将户籍过到湖北来，也不能享受免除徭役和税负的优惠政策。同时，到麻城登记过籍后，还可以领取官方发放的种子等生产物资。官方这样做，主要是便于统计移民的数量和进行移民管理。湖北转化户籍的地点就设在麻城。 对于官方将江西移民登记销户的地点设在筷子巷很好理解，因为南昌筷子巷位于江西的大都会南昌和赣江之滨，水陆交通便捷，便于移民集散。那么，从地理位置上看，从江西到德安，并不经过麻城，官方为什么要将转换户籍的地点放在麻城呢？这是因为：一方面，从1360年起，朱元璋的同乡及其亲属也就是官方人士相继迁来麻城，所以麻城是重要的官方人员聚居和办公地点；另一方面，据《中国移民史》（P137）记载，洪武初年，德安辖区仅有云梦县未被省废，其余各州县皆是洪武十三年复的，而德安府也降为州，从属黄州府，至洪武十三年才复为府。换言之，洪武初年，德安府的大部分州县已不复存在，其原因就在于人口过于稀少。这样，德安的各项工作，只能由由黄州府来统筹管理，而麻城是黄州离德安最近的州县；再者大量的移民需要吃住，只有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的麻城才能承担。所以，户籍转换点设在麻城是最合适的选择。有关“麻城过籍”的移民事件，虽然没有官方文献记载，但是也有一些民间家谱和其他类似的官方移民文献可做参考。据记载，洪武元年八月“大赦天下诏”称：“州郡人民，因兵乱逃避他方，田产已归于有力之家，其耕垦成熟者，听为己业；若还乡复业者，有司于旁近荒田内如数给与耕种。其余荒田，亦许民垦辟为己业，免徭役三年。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洪武元年八月) ”顾炎武《日知录》也说：“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开垦荒地》) ”明初的垦荒政策是带有普遍性的，不只是山东、河南，湖广也是如此，民间有开垦荒地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 另据民国二十二年湘乡《龙田彭氏族谱》卷二十二《始祖乐翁公迁湘记事》记载，移民在迁移的过程中，出发前须“在署领票”，沿途须验明身份，“所至皆挂号”，到湖广落脚后，也须“立清界限，报上登籍”，即移民自始至终都在官府的控制之下。《龙田彭氏族谱》详细记载了江西泰和县一个家族迁徙的过程：“ (乐翁)公世居江西太和县十九都八甲，当明定鼎初，诏徙江西民实楚南。公于洪武二年己酉卜徙湘乡。父子兄弟叔侄男女共二十二人，择十月初六日起程。同江湾一队，共七十九人。初九日至临江府，初十日在皇叔署领票，就曹家埠登舟，十二日至袁州府，十四日至彤关，十六日至长沙府小西门舍舟就陆。息韩、刘两店一日。十九日宿湘潭后街，二十日宿云湖桥，二十一日至湘乡县南门，息单、葛两家一日。二十三日分一队共二十六人循河边上浴(原字为水旁加繁体谷字)水去。公等过洙津渡，宿虞塘。二十四日过甲头塘，宿青石塘。二十五日在梓门桥，分一队共二十五人往青蓝去。公等由铜梁塘，本日到六十六都约冲，卜栖焉。计自初起程，几二十余日，所至皆挂号，夜则老者投店，少者皆露处也。公既至约冲，遂于二十八日起工造室。十一月初六日入宅安居。明年庚戊，华三、华六、华八、华九及周珍保，又离约冲外去矣。公以暮年跋涉，体渐不安，至是年四月初一日气喘沉重，自分难延，遂集家中老少嘱托后事。命三男宗海写记云：自我太祖以来，五代未分，我等在江西，人民广众，谷米贵如珍珠。今离江西半载，到此插得地方，未曾清楚。曰叔曰弟，我子即汝子，同心协力，立清界抵，报上登籍，安家立业，不枉前程，方可落心。……” (民国二十二年湘乡《龙田彭氏族谱》卷二十二《始祖乐翁公迁湘记事》。) 所谓“领票”，就是明朝推行的“路引”（通行证制度）。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百姓的控制，明朝还施行关津制和里甲制。在各府州县，关津要害之处遍设巡捡司，以查验过往人等的通行证。 “路引”制度规定：凡军民人等离乡百里，即须领有路引，无路引者要擒拿送官，进行究治(见弘治《明会典》(四库全书本)卷113《兵部》8《设置巡检司》)。而里甲制度规定：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见诰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共逸夫者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夫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的不虚示。……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 同时规定，凡逃避徭役之户，称“逃户”；因灾荒战乱徙走他乡之户，称“流民”；因故侨迁他地之户称“附籍”；应朝廷之命移地定居之户称“移徙”，以便分别著籍，分类管理。朝廷这么做，就是为了更好地监督百姓，避免老百姓逃避地租、徭役。 因此，明代的移民绝不是自由迁徙，而是在朝廷的政策鼓励和严密监管下进行的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 移民到孝感（德安）后，江西移民与孝感当地原居民是有所区别的。原居民必须按照要求服徭役和缴纳地租，而移民则可以享受免地租和徭役的政策。所以，每当地方官员走村入户征徭役和地租时，移民们都要拿出登记凭证，报上身份。另外，由于在江西填湖北过程中，江西登记销户的地点不只一处（如有筷子巷，瓦屑坝等），时间也不一致，有的先到，有的后来，他们享受的优惠待遇也有所区别（譬如朝廷当初开出的优惠条件不一样），因此他们享受的优惠（包括免徭役和地租的多少和时间长短等）也不一样。所以，每当朝廷官员上门，如果移民们报上“我是在江西筷子巷登记销户后，到湖北麻城过籍来的”，就会享受特别的优惠待遇。有的人时间长久了，干脆简化为“江西筷子巷，麻城过籍的”，有的甚至就更简洁地说“江西、麻城的”，朝廷官员就知道是“江西筷子巷登记销户，到湖北麻城过籍来的”。如此不断传承下去，久而久之，后代人就误以为自己的祖籍是“江西筷子巷”或“江西麻城”。 当然，将“江西筷子巷”和“麻城过籍”当作身份，除了可以享受朝廷给予的优惠待遇外，还有“故乡情结” 和“结帮抱团”的理念在驱使。从江西移民到湖北，一般都是按户籍人口“抽选”的，所以，一个家族或一个村湾，只能抽出几个最多几十人移民。他们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湖北，举目无亲，见到江西老乡，就格外亲切；如果都是在筷子巷登记，从麻城过籍来的，那就更加亲切。此外，这些江西移民到湖北的外乡人，由于人少势单，担心受当地原居民的“欺负”，也会相互“结帮抱团”，相互照应，共同对付欺负自己的“地头蛇”。这些人，平时的身份标榜和联络，可能就是“江西筷子巷，麻城过籍的”。譬如，他们遇到什么危难，只要打出“江西筷子巷，麻城过籍的”的牌号，就会得到同是“江西筷子巷，麻城过籍的”的人的帮助。 江西移民在湖北落地生根后，虽然与湖北这方热土世代厮守，繁衍子孙，建设新家园，成了地地道道的湖北人，但他们对江西依然有割舍不断的故土情怀，世代念叨着“江西筷子巷”和“麻城过籍”，传承着祖辈对故乡的思念。只是在这个漫长的传承中，祖辈的记忆被岁月的流水冲洗得模糊不清甚至扭曲变样了。第一代移民生长在战乱年代，读书识字的很少，再加上来到新的家园，忙于开荒耕耘，建造新的住所，几乎没有精力去造谱修史，及至大家基本解决了温饱，能够安居乐业，想到修家谱时，老一代移民可能已经仙逝，后辈们只好凭借过去老一辈只言片语的回忆，将家谱与故乡江西连结起来，所以，这种连结大都是模糊的，有的甚至是错误的。由于这种模糊和错误，使得现在的孝感人对江西的故乡情怀也十分淡漠。他们对江西人的亲切感并没有超过其他省份。（此文参考了许多网络文章，在此对这些文章的作者表示谢意。） 本文来自网友发表，不代表本网站观点和立场，如存在侵权问题，请与本网站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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