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农民————献给父母一代人

2019.10.06 情在渤海湾 

       中国农村改革是1978年开始的。七十年代的人应该是中国最后一代真正的农民。但是，我不这样认为。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人，恰恰不能以真正农民来称呼，因为78年的改革是整个社会领域改革的开始。农村改革只是这一个大潮的开幕式。
       78年的改革，从生产方式上让单纯的农业劳动来维持生活的局面逐渐消失，距此不远的城市改革更进一步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农民每年以一千多万的速度再减少，城镇人口每年到以成千万的数量再增加。

      今天，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超过农业人口许多。农村里真正凭借着三亩良田维持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方式早已成为了历史。除了转化成城镇人口外，一个占着中国劳动力近三分之一的群体被称予了“农民工”。这一既不能以纯农民、也不能以纯工人，既不是纯农民、也不是纯工人的群体把农民这个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阶级消灭了，虽然并不彻底，却一步步地正在消灭着。
      从年龄上论，中国真正的最后农民应该是以1978年为界，并且这时应该已经形成了时代的性格。大约应该在二十至三十岁，至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出生的人，也就是1960年前出生的纯以种植业为生的人。这个界限仅距新中国成立十一年。所以，可以说新中国的成立恰恰开始以农民真正得到土地而为消灭农民预备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涉及农村、农业、农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颁布了《土地法改革法》，从最底层真正地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
       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是延续着中国农民阶级文化的。因为，当1978年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时，这群人已经完成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成长阶段，并且开始孕育了下一代。而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还没有来得及结婚生子，就开始被迫着或者主动地脱离着土地，从而越来越把农民的数量减少着。
       如今，这一最后的群体，最小的也应该快六十岁了。如果小于这个岁数而坚守着农民的本性，那么我们只能以农民文化残余的影响来称呼他们了。

       我用最后的农民来作为题目，当然不想从政治、经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他们，而是想把他们于现代的生活、思想、需求、迷茫、无奈就我所知的来进行描述。
      如果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农民，那么就会形成两种认识：一是极端的善良、朴实、勤劳、节俭；另一方面则是自私、倔强、守旧、自卑。两种对立构成一个矛盾体，于当今社会格格不入，从而无奈地走入到逐渐随着个体生命结束而被消灭的境地。

      我们无法一下子结束整个阶级数量农民的命运，但是最后的农民确将在工业取代农业、城镇取代乡村、工人取代农民的大潮中一点点消失。
       现代有一些人对农民的生活方式是怀旧的，并且是希望回到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这种怀旧经常表现为絮叨和贬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需要的增多、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现状。但是，如果让他们再来一次他们所经历的时代，他们一定会更加抱怨而希望重归现代。

       我们还以最后的农民为例来讲述一下他们所经历的时代和经历的生活、生产方式吧！
      就从六十年代开始，那时的生产是集体的劳动。当然这种集体劳动不是以机械化为基础的，而是以纯体力劳动或者手工劳动为基础的。

       每天早上所有的队员听到钟声，到一棵大树下集中，然后由生产队的队长安排一天的工作，然后再由每个小组拿着集体的工具到地里或播种、或锄草、或捡肥、或收割、或晒场、或饲养牲畜。这一过程直到1978年。

      联产承包责任制试行，集体开始走向解散。解散的原因是生产队低下的生产率、劳动成果过度平均化造成的众多农民“出工不出力”、“大锅饭”“磨洋工”等劳动弊端。土地由各家去经营。每个家庭依赖着自家经营的“一亩三分地”，度着一种近乎残忍节俭的日子。生活的资本、生产的工具都依赖着土地和劳动力自身的勤奋与聪明。

       在我的家乡，那时因为白薯深加工高价值，农民更加辛勤的劳动。早上四五点下地、晚上十点十一点的深秋还要把刨的白薯加工成淀粉，所用的工具除了生产队剩下的集中使用的粉碎机外，都是自制的粗糙的用水泥抹的大水缸、用铁筋焊的打淀粉摇箩、用铁板或木头做的手推车，还有就是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从集市上换来的铁锹、铁镐、镰刀、斧头。党旗上的镰刀就是农民阶级的代表。

      每亩四五百斤的产出要有三分之一缴纳给国家作公粮。这些公粮还要用自家的手推车送到十几里二十几里外的粮库。

       那时一条棉裤都是很富有的家当。老大穿小了给老二，老二再传给老三，经常可以穿七八年甚至十来年。子女多的家庭常有穿着摞了补丁的几件单衣抵挡呼啸的北风和厚厚积雪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是受到许多人反对的，从产生之初到现在，但是当初这种现状是普遍性的。所以我们不能无视当初现实而理想化地空谈政策。

       至于吃的方面，如果说“吃了上顿没下顿”描述的是战争频繁、生活动荡的旧社会，那么“瓜菜半年粮”“枣柿半年粮”就是那时农村的生活。剩余的粮食要换生产工具、要抚养孩子、要赡养老人、要娶媳妇、要购买必须的生活用品，刨去这些换钱的粮食，剩余的是不足让人吃饱的，即使粗粮也要精打细算才行。这就是那个时代人近乎残忍节俭的成因。

       到了二十一世纪，单纯的农民已经不能在社会上挺直腰板生活了。每年土里刨食的积累赶不上每年高额的教育费用，更不要说高额的结婚费用、高额的医疗费用、高额的养老费用，让这一群渐渐老去的最后农民们不得不像出卖鲜血一样出卖着心力。社会不断地给他们增加着压力。这一群依赖土地半辈子的人不得不出外做工、在家乡的农村集市上出售自家产的蔬菜和粮食、在村里村外打短工，更多的时候是他们用“拆东墙补西墙”办法来为子女的生活做出着奉献。

      在新的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农民逐步进入到社会承认的养老年龄。但是，这一群于社会发展中却依旧守着传统、于社会迫压下默默忍受着的一代人，却无法享受历史和现代创造的理论上的幸福。大街上那些弓着背猫着腰捡拾垃圾者、那些颤颤微微拿着扫帚打扫卫生者、那些于山间小路上背着篓子打拾柴草者、那些为建筑工地或者企业看守大门者更多的就是这一代人。微薄的养老金、远离了家门的孩子无力的供养、一生辛劳留下的伤痛让这一代人继续保守着善良、朴实、勤劳、节俭的美德，拼搏着生命的需要。

      世界是要消灭阶级的。农民这个在社会主义阶段必定消失的阶级，在这个制度中更应该多得一点帮助与宽容。这个阶级的消灭在西方是资产阶级产生的基础，而在中国则是社会主义取得一定发展上出现的。这个发展是以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为基础。最后的农民是一群在社会快速发展中坚守传统的一代，是深刻着贫穷落后知识贫乏的一代，是不能理解社会进步没有跟上社会步伐的一代。
      我们没有权利贬低这一代，他们曾创造了许多即使我们现代人也要坚守的美德，他们为中华文化的丰富贡献了众多的内容。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这是节俭的美德。但是，现代城市的、农村的年轻人缝缝补补的事不会了，甚至于一些年轻人却以穿一些特意开口的裤子为潮流。美德不是天然养成的，而是被现实逼迫出来的。正因为钱之珍贵，才有了节俭的美德。

     “一年之计在于春”。农民的生活依赖于春天的播种，他们不是像现在的工人按月领取工资，而是要把一年的支出和收入全部在春天进行规划。这句话虽然过时，但是做好提前计划这个本质的含义还是应该坚持的。
     “水肥要到月，堆肥要发热”。当年粮食的肥料不是现代工业的化肥与农药，并不是它们不好，而是它们没有。人粪便、牛马粪、猪粪，都要积攒，每天早晨经常可以看到老人背着粪筐在马路上去拾粪。把粪便发酵成肥料是要一定功夫与时间的，真正的好肥料是发酵最为充分的。所以，做成一件事需要时间和精力。想水中捞月、一口吃成胖子是不现实的。    

       时代造就时代人。现代社会的富裕是由上一辈人辛勤艰苦奋斗打下基础。或许现代人看来，我所说的最后农民落后愚昧缺乏知识，但是他们以节俭朴实勤劳创造的功绩是无法抹灭的，是应该为现代人所承认的。
      割不断的历史是社会的现实，那么我们就应该让他们能够享受当今的幸福，因为这个社会的当家人都是他们的子女。